這是一起鮮為人知的日軍造反事件。
侵華戰爭期間，6個日本普通士兵，把他們的上級軍官狠狠揍了一頓，砸了中隊長的辦公室，事件震動日本全軍，負責人嚇得自殺，東條英機氣得牙齒咯咯響，岡村寧次深刻檢討了一番。
它的出現，標誌著日軍風紀的崩潰，實力的不濟和對戰爭的絕望。
它就是1942年，發生在山東臨清市的“館陶事件”。
一、日軍對自己長官拔刀相向
1942年12月27日，駐山東臨清市東臨道北部的12軍59師團53旅團獨立步兵42大隊，奉上級命令，需要調配一批士兵到南太平洋戰場。
很不幸，該大隊5中隊的岡田、鈴木、田邊等6個士兵，被再次挑中，大隊要求他們次日就到臨清的大隊部報導。
這6個人，剛被調離過一次，這次又被抽中，而且是去危險性極大的太平洋戰場，去跟實力遠超日軍的美國大兵打仗，可謂有去無回，極度絕望。
但軍令如山倒，他們胳膊擰不過大腿，又不想就這麽就范送死，怎麽辦呢？
只好鬧。
他們晚上外出營地，喝得酩酊大醉，借酒壯膽，辱罵、毆打中隊軍官，夜不歸宿。
次日，中隊長派人去營外叫他們，他們把派去的人痛打一頓，然後繼續買醉，下午闖到中隊長的辦公室，掏軍刀打砸泄憤。
這還不解恨，他們還持槍、掏手榴彈毀壞營房，軍營大亂。
所謂死到臨頭渾不怕，橫豎都是死，這6個鬼子徹底是想開了，寧可回鄉坐牢，也不去太平洋送死。大鬧吧，隨心所欲，不管逾矩。
為擴大事端，他們溜到館陶縣大街哄砸搶燒，鬧得整個縣城人心惶惶。
5中隊中隊長福田，立即給上級匯報，上級又層層反映，直達12軍司令部。司令部迅速派兵增援，當晚，6人被押到大隊部。
1個月後，12軍軍法會議審判認為，6人因為結夥使用武器、違抗命令、毆打上級、故意破壞軍用物品，決定對其中2人判處死刑，3人分處3年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3個月後，日本首相兼陸相東條英機，專門在東京召開防衛總司令會議，就此事進行訓誡，告全軍“軍紀如有松弛，軍隊秩序必定紊亂”。
二、岡村寧次總結2點原因
6個兵起事，結果是4人服刑，終於沒有去成太平洋戰場，也算是“曲線自救”。
其代價是2人死，獨立42大隊全員禁閉，吃7天“重營倉”；
中隊長福田自知罪責，畏罪自殺；
大隊長五十嵐直彥大佐、53旅團旅團長大熊真雄少將，關30日禁閉，然後撤職，編入預備役；
59師團師團長柳川悌中將直接撤職，編入預備役；
12軍司令土橋一次，3月回國，4月編入預備役。
而作為他們的上級長官，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對此事做出了深刻檢討：此事的發生，是因“隊長統率不利，上級監督不明”。
二戰後，岡村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對此事有了進一步的反思：
他說，日俄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的兵員都是現役兵，而到了“大東亞戰爭”期間，各種軍隊數量急劇增多，臨時應征的官兵，多數人在覺悟、信心及知識能力上，都不夠格。
“加上長期戰爭，傳統優良的風氣喪失殆盡”。
岡村晚年的回憶中，有意無意透露出了日軍侵華期間，殘暴無人性的客觀原因：1、兵員素質差；2、戰線太長。
3.戰後日本公布造反人數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後公布的一組數據，或許能為日軍的“內部危機”進行注腳：
在日本陸軍內部，發生以下犯上事件的人數——
1937年7月至12月，是78人；
1938年，317人；
1939年，270人；
而到了1941年，是341人。
館陶事件發生的1942年的上半年，軍中發生126件以下犯上者，其中152人是日軍和軍屬，對上級施暴者，71人。這是館陶事件發生前的上半年的數據。
可見館陶事件發生，並不是侵華日軍中的第一例，而是慣例了。
事實上，以下犯上、軍紀敗壞只是表面現象，其反映的實質，是日軍內部對戰爭的厭惡和絕望。
日軍七七事變時，喊出的口號是“1個月解決事變”，連天皇裕仁都跟著相信了，結果打了8年還未解決，到了1941年轉到太平洋戰場與英美開戰，說不絕望，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
華北方面軍在中國打了5年後，岡村感歎“作戰的負責艱難程度，實屬歷史罕見……進入1942年後，為了應對太平洋戰場，日本將在華精銳部隊陸續派往南方，裝備和訓練嚴重不足，部隊厭戰情緒彌漫。”
因此，日軍館陶造反，看似偶然，實則暗流湧動，遲早必掀風浪。一場嘩變折射戰敗端倪，難怪東條英機事後直呼：“頗為憂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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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參考：
李德福《侵華惡魔 岡村寧次》（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
李慶輝《日本侵華時期的“館陶事件”與日軍內務風紀》（《歷史教學》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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