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70歲）為5月10日發售的月刊雜誌《文藝春秋》撰文，提及了他的父親村上千秋二戰期間作為日軍士兵在中國的經歷。村上春樹此前幾乎沒有談論過他的父親。
村上春樹在《文藝春秋》雜誌中投稿，圖片來源：共同社
村上春樹在這篇題為《扔貓，關於父親我想說的話》的文章中寫道：
“不管怎樣，父親回憶用軍刀砍下人頭時的殘忍景象，在我心裡留下了強烈的陰影。”“我作為落向廣袤大地的眾多雨滴中那無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滴雨水也有雨水的歷史，應該繼承一滴雨水的責任。這讓我不能忘卻那段歷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這些沉重的文字充滿了替父贖罪、反省戰爭的意味。
大江健三朗後，日本當代作家很少有記錄和反思侵華戰爭的作品，反而出現了石原慎太朗這樣美化侵略戰爭的所謂“右翼作家”。所以作為日本呼聲最高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作家，村上春樹這篇反思侵華戰爭罪惡歷史的文章引發中日各界的廣泛關注。
日本右翼攻擊村上春樹
村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有一處記憶令我印象頗深。每天早上，在吃早飯之前，他（父親）會面對佛龕很長時間，閉著眼非常投入地念經……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有一次他叫我到他的面前。他說，你知道我是為了誰念經麽？我是為了很多此前戰爭中的死難者。這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戰友，還有作為‘敵方’死去的中國士兵。”
村上春樹（資料圖）。圖片來源：《中央日報》日文版
在這篇長達26頁的文章裡，村上春樹詳細回憶並考證了父親的生平。他的父親村上千秋大正6年（1917年）12月1日出生在京都市左京區粟田口的“安養寺”，那裡是淨土宗的寺廟，他是寺廟住持的第二個兒子。父親弟兄六個，其中三個人是在軍隊任職。“是奇跡也是幸運，他們全部都沒有戰死、受傷，平安地迎來了終戰。”
侵華戰爭開始後村上千秋被分配到了日軍第十六師團（伏見師團）所屬的輜重兵第十六聯隊，為特務二等兵。1938年10月3日，村上千秋從日本宇品港坐運兵船出發，當月6日來到上海。上岸之後，他們和步兵第二十聯隊一起行軍。根據《陸軍戰時名簿》的記載，他們主要負責補給、警備的任務，以及在河口鎮附近打追擊戰（10月25日），在漢水的安陸進行攻略戰（轉年3月17日），參加襄東會戰（從4月30日到5月24日）。
村上特意考證了父親有沒有參與攻佔南京的戰鬥，得出的結論是：
“父親進入軍隊的時候，是1938年8月1日。雖然步兵第二十聯隊以攻佔南京而馳名，但那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37年12月發生的事。所以，父親其實並沒有參加攻佔南京的戰鬥。當我知道了這個之後，我的擔心一下子緩和下來了，感覺如釋重負。”
在這段話中，可以明顯感覺到村上春樹對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的厭惡，也為父親沒有犯下那麽重的罪而“慶幸”。
“追蹤部隊行動的足跡，可以發現他們驚人的行動距離。他們沒有機械化裝備，燃料的補給也不是十分充足，唯一的動力只有馬匹。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戰鬥中行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在戰場上，補給無法輸送，糧食和彈藥也逐漸不足，衣服也破破爛爛，在不衛生的環境中，霍亂等疾病開始蔓延，狀況變得越來越糟。”
“牙醫缺乏，很多士兵們都得了牙病。以日本有限的國力，想去佔領廣袤的中國大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雖然中國一座又一座大城市被武力佔領，但是想要維持所有佔領區，幾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
在這些對父親在中國參戰過程的追溯文字中，村上春樹沒有美化當年的“大東亞戰爭”，而是以客觀真實的記錄展示戰爭的苦難和恐怖。
他也關注了當年侵華日軍老兵對戰爭的反省和思考：
“閱讀當時第二十聯隊計程車兵們遺留下的手記可以發現，他們所處的狀況是悲慘的。在他們的筆記中，有些人毫不隱晦地寫了自己因參與屠殺而感到愧疚，但也有些人完全認為這些事沒有發生過，他們認為這是小說虛構的情節。”
村上春樹並沒有因為父親沒有參與“南京大屠殺”而為他辯護。他忠實地寫下父親當年參戰時親自參與或目睹的殺人暴行。這是他父親“一生難以邁過的坎”，也是戰爭帶給村上最強烈的刺激。
“曾經，父親給我講過，他自己所屬的部隊俘虜了一名中國士兵，然後對他處以了極刑。當時，我還在上學，是低年級學生，父親給我講處刑的情況時，語言非常平和。當中國士兵知道自己要被殺死的時候，他到底是大聲吵鬧，還是非常恐懼，或者一直閉著眼睛，靜靜坐在那裡，然後被斬首呢？實際上，父親告訴我，他一直抬著頭，擁有不屈的態度。他說，他一直對那個被殺害的中國士兵充滿敬意。”
村上在文章中寫道，“這個時候，在中國大陸，殺人的事情被認為是習以為常的，命令新兵和預備兵去處死抓捕的中國士兵非常常見。”他在文中引用了吉田裕的書《日本軍兵士》（中公新書）裡面的記載：
“藤田茂，從1938年末到1939年，作為騎兵第28聯隊隊長，後來回憶了他對全體將校士兵的訓示：‘作為戰士，要想迅速習慣戰爭，殺人是非常快捷的方法，也就是說，它可以訓練你的膽量氣魄。所以我們最好要學會使用‘俘虜’。到了四月，有一些新兵會補充進來，我們應該盡可能地讓他們抓住機會，早早習慣強悍的戰爭”。“刺殺戰俘，要比槍殺效果更好。”
“殺害毫無抵抗能力的俘虜，當然是違反國際法和不人道的行為。可是，在當時的日本軍隊中根本沒有人對此有所考慮。父親說，從1938年開始到1939年，作為新兵的自己剛剛來到中國大陸，一個下級士兵即使被強迫做很多殺害俘虜的行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親後來回憶說，士兵開始是用槍上的刺刀殺死俘虜，後來是用軍刀殘殺。”
對於父親的戰爭回憶，村上寫道：
“不管怎樣，父親回憶用軍刀砍下人頭時的殘忍景象，在我心裡留下了強烈的陰影。訴說這個情景，更像是我經歷了一次體驗。換言之，這件事在父親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重的陰影——借用現代術語講，就是心靈創傷。作為兒子，我也受到了父親這種感覺的影響，因為人的心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對於歷史的這些事會感同身受。”
根據《福知山聯隊史》記載，在菲律賓群島與美軍的作戰中，至1942年2月15日，村上春樹父親曾經服役的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聯隊長以下只剩下378人，師團幾乎被全部消滅。
村上對戰爭狂熱者最後的悲慘結局並沒有給予多少同情：
“一個士兵在留下的書中寫到：‘由於戰局判斷失誤，很多戰友都死去了，他們射擊沒有子彈，吃飯沒有糧食，步兵倒在了陣地上，炮兵倒在了大炮上，全部都在巴丹半島變成了護國之鬼，這個地方是養育福知山聯隊的本土人永遠不能忘卻的地方。’”
在文章中村上春樹也回憶了母親在戰時的際遇，而她同樣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母親曾經有一個心上人（是個音樂教師），結果對方在戰爭中犧牲了。母親的父親（我的外公）曾經在船場擁有一家店，後來由於美軍的空襲，全部被燒。她一直記得，她在美軍格魯曼戰鬥機的機槍掃射中，在大阪街道四處躲避。戰爭讓母親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也多虧了戰爭，讓我終於能夠存在於世界上。”
在最後的“總結”中，村上春樹對個人作為戰爭加害國的國民，作為一個侵略者的後代，表達了對侵略戰爭沉痛的反省和深刻的反思：
“換言之，我作為落向廣袤大地的眾多雨滴中那無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滴雨水也有雨水的歷史，應該繼承一滴雨水的責任。這讓我不能忘卻那段歷史的責任。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就算有一天，我們經歷的這些事情被某個地方吞沒，喪失了作為個體的輪廓，被整體的東西替換掉，就算有一天會消失。不，或許應該這麽說，正是因為有一天，我們的經歷會被整體的東西替換掉，我們才更不應該忘記。”
新民眼工作室嶽鳴
編輯 | 顧瑩穎 李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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