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閆曉旭
政治、文化、身份和歷史這些元素會給傳統文學創作帶來非常多的靈感，立陶宛作家嘎比加·格魯薩特（Gabija Grusaite），斯洛伐克作家麥克·維拉克（Michal Hvorecky）以及中國作家張楚對此都有著很深的感觸。
在2019年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活動期間，三位作家共同在中信書店啟皓店，一起從政治、文化、身份和歷史等方面探討了文學創作中那些不容忽視的元素，以及這些元素與作家創作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
到底什麽樣的人有權利來講故事？
麥克·維拉克出生於斯洛伐克。在上世紀，斯洛伐克一直處在動蕩之中。維拉克經歷了這個國家的政權的動蕩更替，也經歷了歷史的變遷，這對他個人的影響非常之大。他的小說《巨魔》被《南德意志報》列入 2018 年最佳翻譯小說之一。
維拉克說，《巨魔》這本書正是他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與表達，“巨魔”有著非常深刻的象徵意義，表達出強烈的反烏托邦科幻主義。這是一部關於鏡子背後的幻覺世界漫長旅程的短篇小說。
歐洲社會已被歐洲獨裁堡壘所取代，一大群互聯網“巨魔”引導著公眾輿論。“巨魔”代表著現在互聯網的信息泛濫給新聞發展帶來的問題，人們可能會被一些假新聞所蒙蔽。在斯洛伐克，維拉克也與自己的同事並肩作戰，發起了抵製虛假新聞的活動。比如，他曾經呼籲一些廣告讚助商停止給愛發布虛假新聞的網站提供讚助，這些活動在斯洛伐克國內取得了很大反響。
維拉克從13歲開始就經歷了這些動蕩，其中的一些事情永遠地改變了他的生活。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歐和東歐的很多國家不斷地進行抗爭，對抗虛假的新聞、過度的宣傳以及信息的濫用。作為一名關注政治的作家，他希望可以通過文學的方式進行反映，從本質上來講，虛假的新聞同樣具有虛構的色彩，“它是對於現實的虛構“，本質上也可以成為一個話題，因此維拉克創作了小說《巨魔》。
麥克·維拉克（Michal Hvorecky），1976年出生於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出版了10本小說，被翻譯成12種語言（德語、波蘭語、捷克語和意大利語等）。
這激起了嘎比加·格魯薩特想要閱讀同行小說的興趣，因為她接觸政治的方式並不相同。事實上，她認為作家的權利非常之大，這些講故事的人可以真正改變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現狀。“到底什麽樣的人有權利來講故事呢？”格魯薩特創作了一個故事，故事的主公人希望在馬來西亞做一個紀錄片。
“在這本書裡面，我並不關注這些事件本身，並不關注到底在發生什麽，而是更多地關注大家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想法。”格魯薩特提到，這本書的主角來自紐約，有些“我是一個救世主”的感覺，認為自己來到馬拉西亞，是為了拯救，“把你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概念。”而這正是格魯薩特對自己國家的一種批判和反應，在她看來，自己雖然描寫的是馬拉西亞的生活，但更多的還是根植於自己的生活和國家。
而張楚認為，普通人的生活同樣受到了社會變遷的巨大影響，“改革開放對於很多中國人民來說就是人生的轉折點，人們對這種時代變遷感受非常深刻。”張楚將這種感覺比作是一滴水跟一片海洋的關係，一棵樹跟一片森林的關係。“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小時候我在煤油燈下寫作業，媽媽在旁邊衲鞋底。過年的時候用白菜炒個豬肉，加上玉米面的窩頭，那就是‘過年’了。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過來的這一代人，對時代的變遷有著格外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受到這樣的影響，張楚的小說描寫的大都是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認為，“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比那些偉大的人的精神世界貧瘠，他們同樣有著波瀾壯闊的秘密，對生活有著甜美或心酸的體驗。”張楚以自己的短篇小說集《中年婦女戀愛史》為例，表示這本書體現出的是人與時代的關係：桎梏與逃離，盲目與自省。
身份喪失的恐懼促進了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與恐懼
成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格魯薩特，著重談到了當下政治歷史背景下，人們對“自身身份”的迷惘。她成長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父親認為，成長於90年代的年輕人，“苦難”從來不是他們的時代標簽，他們的成長環境非常和平，有著非常多的發展機會，但是為什麽現在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越來越不認同自己，年輕人抑鬱與焦慮的比重持續上升？
格魯薩特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來探討這些問題，她認為當代年輕人只是表面看起來非常富足，但實際上其中一部分人非常不認同自身身份，所以很多人缺乏內心的歸屬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真實的身份有賴於自身的階級、國家與文化對個人的塑造。當歷史和技術的發展打破了人們對自己身份的傳統認知，年輕人會感到個人身份的四分五裂。這種對身份喪失的恐懼促進了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與恐懼。
嘎比加·格魯薩特，1987年出生，立陶宛作家和策展人，畢業於倫敦金斯密斯學院，專業是人類學與媒介。嘎比加的文學處女作是小說《未完成》（Unfulfilled），2010年出版。最近的一部小說是《寒冷的東方》（Cold East）。
維拉克認為，對於有著傳統敘事風格的小說來講，作者在小說的最後和開始，對主角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讀者對主角的整個感受也會發生一些變化，而這正是一種很好的敘事方法。
維拉克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與自己的孩子生活時代完全不同，這種改變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身份認同上的。這對於藝術家和作家來說都是令人興奮的事情，因為他們可以用雙眼見證時代的巨變，見證人們的生活、行動和讀書的方式發生一系列的變化，“有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一點害怕，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是一個特別值得高興和慶幸的事情。”維拉克認為，我們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變化，現在的我們再次處於十字路口，需要選擇未來的路應該怎麽走。
小說家應該回應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質疑
很多大作家喜歡寫小人物，如契訶夫、卡爾維諾、歐亨利等作家，他們有很多經典的作品都以塑造平凡人的生活而出名。很多著名作家其實在成名之前也過著非常平凡的生活，飽嘗著生活底層的艱辛與無奈。作家對生活觀察與感受更加細致，所以他們作品中對現實的感知更強烈。描繪老百姓的生活和現實生活中的瑣碎與無奈是作家在寫作中無法回避的話題，平凡人如何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改變命運是很多作家創作的著眼點。
張楚，1974年生，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雜誌發表過小說，出版小說集《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樣黑下來的》《野象小姐》《中年婦女戀愛史》等。
張楚曾經做過18年的公務員，因此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這其中有小商販、大商人，也有很普通的科員和官員，在與這些人的接觸中，他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又因為喜歡喝酒的緣故，張楚也結交了許多“狐朋狗友”，“他們有的開花店，有的養熱帶魚，有的從事房地產開發，還有的開飯店。”跟這些人的交往，讓張楚深深迷戀上市儈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在他看來，這同樣是作家的一種財富。“在經濟飛速發展、娛樂至死的年代，人們的困惑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質疑’，怎麽把這些展現出來，是一個小說家應該做的事情。”
對談中，張楚談到了自己的作品《良宵》，這本書的創作取材來源於現實生活中一個鄉村7歲小男孩真實的故事。小男孩在未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有一次他的父母去獻血，意外感染了艾滋病。由於遺傳感染，小男孩從小就是艾滋病患者。村子裡的人缺乏對這個病的全面認識，都非常的恐慌，於是就把小男孩趕到山上一個人生活。一日三餐由她的奶奶送上山去。村子裡的小孩子有時候會上山，隔著大大的鐵門和小男孩說話。小孩子的世界總是非常單純，這樣生活讓他依舊對世界保持著純真。這條新聞讓張楚感到特別難過，他希望以文學的形式將這個故事展現出來，“這個時候需要小說的技術，你需要通過虛構把非虛構的生活構建出來。”因此，張楚設計了一位衣錦還鄉的老太太在村裡定居，碰到這個小男孩，讓它成了一個類似電影《中央車站》的故事。
作者：閆曉旭
編輯：徐悅東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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