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波
來源=2018年5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歐元讓人既愛又恨，它既是一種美妙的貨幣，又是衝突和紛爭的起源。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說的：“歐元本是讓歐洲團結的試驗，但沒有什麽比它更讓歐洲分裂”。
2002年1月1日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天：這天，歐洲單一貨幣歐元正式投入流通。可以說，歐洲人從ATM機裡取出來的並不是歐元，而是歐洲未來團結與和平的保證，歐洲人終於可以把帝國衝突與戰爭的陰影徹底拋在腦後了。
當然，歐元的啟動之旅並不順利，在各國、甚至普遍認為會從歐元中獲利的德國，民眾中也存在著疑慮情緒。但歐洲各國長官人依然相信，單一貨幣帶來的繁榮強盛最終將說服那些懷疑派。而到今天，16年過去了，儘管歐元區挺過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高潮時的危險風浪，但歐元卻日益令人聯想到債務積累和緊縮政策，歐元區瓦解的風險也沒有徹底消散。這正應了斯特格利茨的話：與其說歐元增進了歐洲團結，不如說它撒播了新的分裂。
從2016年的英國退歐公投，到“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等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大陸的異軍突起，經濟低迷的歐洲，政治麻煩不斷，德國等北部國家（債權國）與南歐國家（債務國）之間產生了深刻的裂痕。這一情況下，人們心中的疑問越來越大：能不能說歐元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之一？這種由歐盟技術官僚設計和實施的單一貨幣，是不是從一開始就不適合歐洲，因而是一個錯誤，甚至是一個毀滅機器？畢竟，國家間其實並不需要貨幣聯盟來改善關係、增進凝聚力，相反，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曾經警告的——運作不良的貨幣聯盟會有導致內戰的風險。
但這個問題並不是非黑即白，這涉及到，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歐元。歐元是歷史的產物，因此也應該放在歷史背景中理解。在《歐元的思想之爭》一書中，德國經濟學家馬庫斯·布倫納梅爾、英國歷史學家哈羅德·詹姆士與曾任法蘭西銀行副行長的讓-皮埃爾·蘭多，從經濟學、歷史學和公共政策三種不同的視角回顧歐元的發展歷程，揭示歐元的理念根基。深入到歐元的形成史中，我們會發現，它並沒有那麽簡單。
在三位作者看來，歐元區危機背後其實是一場理念之爭，主要表現為德國和法國之間的觀念差異（這只是一種大致劃分，兩大陣營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這一經濟理念對立背後存在著長期的歷史、思想與文化根源。兩種不同的理念塑造了各國對自身利益的體認模式，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慣性，並反映到各國選民對問題的理解之中，影響各國的政治決策。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最近的例子——2010年和2015年的兩次希臘債務危機。希臘危機及其引發的激烈爭吵，代表著在歐洲醞釀已久的圍繞經濟哲學與歐盟設計理念的衝突的大爆發。危機爆發後，德國官員指責希臘等國不遵守財政紀律，積累了太多公共債務，希臘的左翼政府則認為歐元區的制度設計存在根本性缺陷，希臘有權得到救助。德國主張希臘必須實行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而希臘及其支持者認為，緊縮只會延長和加劇危機。
在激烈的爭吵中，有人指責德國“欺凌”作為債務國的希臘，同時，陰謀論廣泛出現。有人認為，通過歐元來鎖定貨幣匯率，可以讓德國以其他國家的不幸為代價，不斷積累出口盈余，歐元隻不過是德國掌握的控制工具（這種反德陰謀論對英國退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有意思的是，還存在一種對立的陰謀論是說，法國希望通過歐元來結束德國央行對歐洲的貨幣控制，借助歐元，法國的“經濟治理”模式將與歐洲貨幣聯盟攜手並進，將法式中央集權經濟體制擴展至整個歐洲。歐元區危機期間，德國的評論家也在宣揚後一種陰謀論，抱怨歐洲央行已經被南歐各國政府的官員掌控，而堅守紀律和原則的德國成了被犧牲者。
《歐元的思想之爭》
(德)馬庫斯·布倫納邁耶（Markus Brunnermeier） 、 (美)哈羅德·詹姆士 （Harold James） 、 (法)讓-皮埃爾·蘭多（Jean-Pierre Landau） /著
廖岷、叢陽、許曉駿/譯
2017年10月
中信出版集團
儘管陰謀論有些渲染過頭，但它反映了背後的一般性問題：在媒體和輿論界，歐元區的矛盾常常被簡化為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關係。根據這一描述，德國等債權國重視嚴格的債務償還，經常壓迫債務國，同時德國更願意保持低通脹，以增加名義債券的價值；法國等債務國則更樂於接受債務減免，並偏愛更高的通貨膨脹，因為這可以蠶食債務的實際價值。
本書的作者們試圖駁斥這種過度簡化的認識。這是因為，債權人和債務人也存在著共同的利益關係，比如明智的債權人通常希望債務人財力雄厚，對債務人壓榨過度，會反過來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而債務人也知道，違約將破壞未來再次借款的機會；同時，債務人和債權人這兩種身份並不是嚴格按國界劃分的，比如德國等淨債權國內部也可能有大量的債務人。債權國債務國衝突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無助於對歐元區衝突形成深度理解。
與上述理解相反的是，本書強調德國和法國在一系列經濟理念上的分歧——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視角不同。德國強調規則、責任和義務，關注最後貸款人制度引發的道德風險，關注最後貸款人行為對貨幣政策的破壞，希望設計出強有力的約束條款，使貨幣政策免於受政府財政控制，並嚴格控制政府債務及債務上限。法國的經濟理念則是，規則應當受製於政治過程並可以重新協商，危機管理需要靈活應對，不應限制政府自由行動或自由借貸，貨幣政策除維護價格穩定外還要服務於經濟增長等一般目標，盈余國家對於國際收支失衡也應采取行動。
在官員出身方面，德國的決策者多是職業法律人，而法國的決策者多是職業經濟人。在對歐元的態度上，德國人把歐元看作舊匯率機制的改良版本，認為它是仰仗德國馬克的特點而建立起來的；法國人則把歐元視為嶄新的全球貨幣，視為實施更有效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管道。
更有趣的是，德法之間的這些理念分歧並不是政黨分歧。不管兩國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執政，都會顯現出這些分歧。這也不反映民族性格。比如，從19世紀到1930年代，是法國更強調規則、看重貿易順差，德國則是“揮霍派”的代表。是歷史因素造成了雙方的角色轉換。“二戰”後法國精英認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因在財政、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不夠靈活而輸給了納粹德國。經歷這場羞辱性的失敗之後，他們希望建立一個能夠引導經濟增長的強大國家，同時在陷入危機時可以保持靈活性，這使法國產生了依賴政府乾預的習慣。德國則相反：看到了納粹政權集權專斷的危害，所以強調以規則限制政府，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惡性通脹經歷也讓德國人對財政紀律百般看重，不敢絲毫放鬆。
所以本書主張，如果歐洲各國決策者能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意識形態傾向——如更強調規則還是自由裁量，更看重國家責任還是歐洲團結，更喜歡非凱恩斯主義的緊縮政策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他們就有機會找到更好的歐元改革方案。因為利益是通過思想的棱鏡來表達的，思想能對政策產生決定性影響，所以他們建議歐元區邁向“經濟思想聯盟”，克服民族主義和從國家利益、國家優勢角度看待問題的方式，彌合非黑即白的對立，走向一種“二十八度灰”的和諧共存境地。
在具體政策上，本書建議歐盟確保貨幣和金融穩定等公共物品的供應。這將相當於一份保險合約，以一種基於規則的方式，將歐盟的團結需求與全球責任結合起來。當發生極端負面情況的時候，歐盟不應過分強調個體責任，而應該高舉團結原則，一方面在預算紀律等方面推進共同控制，另一方面分擔極端危機事件的共同責任。在應對銀行業危機方面，他們承認目前以流動性為核心的短期應對措施確實引發了長期的道德風險問題，平衡之道應是建立歐洲銀行業聯盟，樹立一道可保護絕大多數群體的防火牆，而不是隻拯救少數表現最差的群體，以避免逆向選擇，並推動可以穩定整個系統的良性競爭。
總之，本書承認歐元區存在固有矛盾，但否認矛盾不可調和。歐元設計者們的初衷是，歐元應該是一種在經濟密切交融的國家之間使用的貨幣，同時只有單一貨幣是不夠的，應該輔以各國之間廣泛的銀行、財政與政治合作。應當說，歐洲國家已經普遍意識到了歐元區機制的不足，只是現在他們需要彌補制度性缺陷，並提高決策品質。而為了做到這些，了解彼此的視角及其背後的思維方式，顯然至關重要。我們作為外部人觀察歐元區，如能注意到這些觀念差異，也可形成更深的理解。
俗話說，應該在晴天修補屋頂，但歐盟各國恰恰錯過了在繁榮時期推動結構性改革的好時機。不過，亡羊補牢也不為晚。歸根到底，歐元並不是一個“反烏托邦”式的失誤，技術官僚也不是歐盟的毀滅者，相反，在明白了理念差異之後，技術官僚和政策專家們反而更有可能達成一致。重要的是，作為決策者的政治家不應基於政治考慮或者狹隘私利而錯失改革良機。
當然，本書也預示著歐盟國家在制度融合方面還存在著深層次挑戰，“德國式”與“法國式”思維的差異將長久影響歐元區的命運，尤其是如今民粹主義的興起會放大這一差異。所以歐元區深度改革的前景也不容樂觀。但不論如何，兩種思維模式的互動與共融，將讓超越主權國家模式的歐元區改革贏得更大的成功概率。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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