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所有過分流行的人與物

@ Jian

赫拉利的訪談中有幾點還是挺讚同的。首先就是對權威尊重的問題。現在能質疑權威的人能有多少呢？每個人在群體中都不那麽理性，而且市面上的權威又多如牛毛，各種事情都有專家來各種解讀，甚至已經到了別人不信我自己信了的地步。媒體也追逐各種熱點，搶佔頭條，加速了各種專家觀點的推銷。所以個體在其中如何識別，如何立足，需要思考的方式和視角。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用鳥的視角來看人類。以色列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他們為了生存需要回到應許之地建立新的國家，恢復希伯來語，取得了經濟、科學、藝術等領域的飛速發展。除了在美國的猶太人，其他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被嫌棄，被迫害，被驅逐。而在巴勒斯坦建國也更怪異，因為他們與阿拉伯人互相仇視。這大部分來自於宗教，而宗教就是人虛擬的一個世界，而人在這個世界裡是仇視和屠殺。我們局外人看就有點像鳥從空中看世界一樣，抽離出來看，根本理解宗教的威力如此巨大，而又沒辦法證實宗教的存在的真實性。對猶太人的仇視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能快速發展，並佔領財富。人類有無數的解釋可以讓其他人去相信，很多是靠說，靠解釋，是口號，是理論，總能產出新的說法來替代舊有的。所以抽離出來看，似乎是可以看到那張虛擬的大網把人聚攏在一起。所以他說不要把虛擬的故事誤認為成終極真理，他只是工具，要拋開虛構的故事，去真正理解關於自己的真相。

第三就是對於未來。大多數歷史的觀點是通過觀察過去事物的變化而得來的，觀察過去的變化中發生了什麽事，存在哪些問題，當我們關注未來時，應該警惕什麽是危險的。對於未來只能是預警，而預警的經驗來自於對歷史的觀察和思考。

@ one

對於聚焦在赫拉利身上的歷史、未來、宗教、AI，甚至金融、科幻、性取向等等，我都沒有知識背景去討論，唯獨對於現實和故事有興趣，但也只能按下不表了，因為流浪漢沈巍出現了。

之前就看過沈巍的視頻，是一個輟學的零零後推薦給我看的，當時我看過之後覺得這個人有著幾乎無懈可擊的價值觀，還很好奇為什麽他一個零零後會持續關注這樣類型的人？直到前兩天沈巍在街頭被人群圍追堵截，我突然意識到他與赫拉利之間有著一種呼應關係，他們一個在馬路邊的綠化帶裡被追捧，一個在被聚光燈照亮的舞台上被追捧，他兩人代表了兩個階級的人群，他兩人折射出的就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態。

“只有在中國，思想者才會被像搖滾明星一樣對待”，看完這篇採訪，只有這句話一直在我腦際，盤旋了好久我明白，這不是一句好話。我還想到了另外一種情況，也只有在中國，政治領導人才會被像耶穌一樣對待，這一樣不是一句什麽好話。

乍聽上去好像中國的青年對於知識，對於思想無比的尊重與推崇，仿佛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又再一次降臨，可現實是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比如今更急功近利，更藐視文化，背後反映出的是這個社會對於知識的異化，對這個時代缺乏安全感以及對歷史和未來的無知。像這樣類似知識回光返照的場景只是他們在說服投資人時的談資，甚至只是朋友圈的一次炫耀。這更像一場秀，和對知識本身的態度並無多大關係，唯一慶幸的是，知識被選擇成為了這個秀的媒介。

其實在中國也不乏赫拉利，羅振宇，高曉松，梁文道等，他們所到之處，無數青年便擁躉至此，赫拉利自己說“在後來的幾年中，我與公眾互動，與媒體互動，在廣播和電視中發表講話，在這些情況中，清晰就是一切”，也就是說普通大眾對於知識的態度是像奶奶喂孫子吃東西一樣的，用當下的話說就是“直給”，也就是強調直接的作用於現實生活，不經過自身的經歷和體悟的知識經驗。好像存在這樣一種情況，當我們面對成名的文化偶像時，作為閱聽人時的我們會存在一種類似“受虐心理”的心理動機，就好像我們跪在地上祈求他狠狠扇我一個耳光，然後以確認無疑的態度告訴我們“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你隻管聽就是了”，哪怕他自己覺得這不一定是對的。對於聽眾來說我們好像習慣了在這樣的場景下進行自我催眠，因為你是文化偶像，所以我選擇相信你所說的一切，不願也不試圖去發現這些言論背後的漏洞，其實是在時間和腦力上的偷懶和自我麻醉，以便自己不帶懷疑地在這個世間行走，因為產生懷疑意味著巨大的思想壓力和選擇的壓力，這也是赫拉利一再解釋自己不是預言家，而人們並不總是想聽的原因。

但話說回來人類好像從來如此，就像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我們不是都選擇相信了嗎，如果我們選擇不信或者懷疑，那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重溯人類起源。

回頭說沈巍，他引發的現象相較赫拉利就會更加赤裸，他是被“抖音”的使用者們捧的，之所以捧他是因為他身上產生了流量，或者說身邊的人都在拍他。如果赫拉利身上的文化因素是知識，那沈巍身上的文化因素就是道理，在文化反思或者文化叛逆的年代我們是最排斥道理的，而我們所處的現實是大家開始津津樂道的，樂此不疲的聽別人來給我們講道理，包括零零後們，這和前邊談到的智識上的“受虐心理”是一樣的。

這又讓我想到了韓寒，那時候他作為文化偶像，還會調侃“少跟我說你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飯都多”，許老師曾把“韓寒現象”總結為庸眾的勝利，那今天呢？

@ 鏡中行深

採訪者手記清晰地表達著對如今這種濃縮的、速成的知識潮流的不滿。這也常常被人們所討論，討論在由技術所促動的這股知識潮流，讓更多人更加浮躁、喧囂，急切地追逐簡明、濃縮、確定而且能帶來即時閱讀快感的實用性書籍。成功學之類的書當然是這其中之翹楚。而，暢銷的如赫拉利的幾部曲亦是能夠滿足不少國人的需求。在充滿焦慮的當下，書中知識讓人們得到安撫，通曉人類歷史之餘還輕鬆地進入新的思考維度，看似掌握了面對未來的秘鑰。和文學作品有陽春白雪和下裡巴人之分一樣，有學者也認為知識也是有高低層級之分的，在某種意義，這類書籍讓人們更容易陷入低度知識的泡沫之中。正因如此，才會有更多人憂慮，這是技術快速變革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讓人人都陷於信息泥淖之中無法自清，因此才在焦躁中選擇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脫身。在此不去談所謂的技術道德論的問題。而想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談談。赫拉利說“只有在中國，思想者才會像搖滾明星一樣被對待。”這是自嘲，也在說明，國人對於這樣所謂的實用暢銷書籍的追捧力度是無與倫比的。這裡就涉及到我們文化中潛在的功利與實用的基因。不追訴多遠，就說說新中國建立之後。事實上，不管對科學、技術等等一直整體都表現出長期的功利主義的興趣。“理論聯繫實際”的提出得到了狂熱推崇就是歷史的佐證。在當時的必須結合生產的需要和為生產服務是對這句話簡單化、庸俗化的解釋。慢慢地，大家都熟知的運動就是在這樣方針指導下為了經濟、為了國防、為了文化改造而服務。從科技層面來看，當時所有的一切都背離了科研工作的常規程序和評價標準，迎合著當時的口號和狂潮。而功利的價值取向也就這樣深深地遺傳至今，實用主義的理念深入人心。

最後再來談點技術，當回答關於數據恐怖主義的問題時。赫拉利認為唯一對抗的手段仍舊是創新技術。現在很多人認為技術在逐漸毀滅人類。有反對者，用麥克盧漢的“後視鏡”理論來駁斥——“我們盯著後視鏡看現在，我們倒退著走向未來”——人們總是站在後視鏡中看待新技術，看不到前面的新環境。也許，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 bug，需要靠新的技術才能修複。任何技術都是人的選擇，在未來的日子，技術的發展越來越符合人的需求，也希望能不斷的解決這諸多令人不安的問題。我想赫拉利在技術方面和麥克盧漢一樣，都是樂觀派。

@ 藍莓

我不預測未來，我只想讓人們有能力討論人類的未來。在新技術革命的現代，一切都在加速，如果不抓住新潮流就會被迅速拋棄，但像 TED 式的知識潮流，只會讓聽眾迷失自己，營造了一種假象，這種新技術革命似乎也有一點裝模作樣。赫拉利帶著工程技術的眼光，將人類社會重組，優化，而且還帶著一點狂熱的情緒。

赫拉利寫書的動力來自於他想給讀者提供清晰的視野，讓人們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們知道什麽是致其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的幻想和騷擾。寫作是一種交流，閱讀也是一種交流，所有這些的目的我想也都大概如此吧。同樣他也提醒我們，不要把虛構的故事誤認為終極真理，真的答案是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邊，而故事的工具價值是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能作用，歷史學家等應該考慮工業革命帶來的各方面的影響，用故事來阻止人們，並不混淆人們。而讀者就是學會區分他們，不被迷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人類目前的壓力感和疏離感正在加強，正在失去與自身的聯繫。我還是挺認可他的話，人們必須切合現實，而不是做社會告訴你應該做的事。我們確實已經迷失太久了，不是麽。

對赫拉利的預見力，他認為他不會去預測未來，他隻提供可能性，而且他想從一個作家角度，提供一種有趣並非無聊的預見。創作的過程也是一種有趣的過程，不是麽。還是希望未來能夠多一點樂趣吧。

@ 流徽照影

看完這篇採訪文本，思緒頗多，就著採訪本身而非赫拉利，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說說我的想法：一是很佩服赫拉利，能在採訪溝通中、或是幾本暢銷作裡把觀點說得平靜、清晰而易懂，極為寶貴。在我看來，深入淺出與“說人話”是一項難得的本領，進一步說，轉化學科前沿的知識，與推進知識前進同樣重要。

過於分工明確、不斷追求細化、學科壁壘森嚴的學術環境，也已經引發了很多學者的不安。或許再無百科全書，但如果不考慮知識溝通的必要，而是各說各話、孤立向前，那麽也很可怕。《人類簡史》等幾本書，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各學科狂飆突進的知識膨脹、與相對而言非常滯後的大眾認識之間的空白。在當前時代，誰也無法親自投入各個領域；在自己專業之外，誰都需要懂行者拉一把。也正因如此，溝通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高，而這個過程中，簡化與清晰是必要的。

赫拉利暢銷作所呈現的面貌，讓我想到了優秀的大學教科書與普及性讀物。這類書籍，不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也不要求接受者單純感受知識密集與過量的痛苦，而是給予一種可能的思路，讓剛接觸這個領域的、有學習訴求的“普通讀者”也能大致了解知識之樹的一路枝乾，從中獲得興趣與啟示。這類書籍應當得到慎重的正視，它們的對象是所有人而非領域專家，伴隨著可讀性必然喪失一定的專業性，只能指路而不能進一步鋪路，尤要警惕過度捧高。二是也佩服採訪者，開篇的一句話就讓我倆同步了：“對於所有過分流行的人與物，我總抱著某種懷疑”。採訪者非常敏銳地抓住“赫拉利在中國”的特殊之處，指出中國受製於歷史語境的影響，更明顯地、不自覺地沉浸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尤為具有速成的渴望。但教材或普及讀物，只是教材或普及讀物而已，哪怕是優秀的方法論指導，也無法未經實踐憑空生效。知識本身不能具有直接的實用性，更不存在顛撲不破的真理。

而在這股狂熱的“求知”衝動中，這本書反而被誤用成為“興奮劑”，而不是合乎赫拉利意願的彌合認知差距的“安定劑”。赫拉利說“我只是個歷史學家”，他至少是相對清醒而有分寸的；而他的好些觀眾（注意，是觀眾）則進一步高聲喊叫“赫拉利是預言家”或者“赫拉利是騙子”，並不在乎他的書的內容，卻試圖通過這場狂歡分得幾杯羹。這種事情也不少見，三十年前學術圈內的“索卡爾事件”就引發了所謂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間的“對立”，而在互聯網時代，這樣的相互不理解、各自站隊的情況更會頻發，而且更加情緒化、粗鄙化。內容簡化不同於口號化，表意清晰也不指向觀點絕對；但缺乏細讀，再加上狂妄，大概率將引向後者。

可怕的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現象，而是背後共通的不審慎與好面子、短見與誤用。魚龍混雜的呐喊聲下，“誤解”前所未有地高發，擠壓理性與審慎話語的地盤。這種環境推演到極端，不同領域的學者可能無力分辨自身領域以外的狀況，要麽更大概率產生誤解與對立，要麽紛紛甘做埋頭的鴕鳥。這種野蠻的環境大大增加了溝通的成本，更容易誕生非理性權威與盲從的信徒。

編輯丨田也

圖片來自電影《方形》

更多共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