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陳江校讀《凌霄漢閣談薈》：談史料筆記分類整理的利弊

《凌霄漢閣談薈·曾胡談薈》

《凌霄一士隨筆》

文︱裘陳江

近代掌故大家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漢閣談薈·曾胡談薈》《凌霄一士隨筆》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徐氏昆仲合寫的《曾胡談薈》《凌霄一士隨筆》分別於1995、1997年曾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徐凌霄獨著的《凌霄漢閣談薈》倒是首見。

徐凌霄

徐凌霄 ，原名仁錦，譜號雲甫，生於1886年，卒於1961年。徐家本是江蘇宜興的大族，歷代科舉鼎盛，其伯父徐致靖與堂兄徐仁鑄更因在戊戌年參與維新變法而聞名天下。徐凌霄與乃弟一士在清末就讀於山東高等學堂，後經學部考試，取得舉人出身，成為“洋舉人”。鼎革之後，徐氏成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他的筆名甚多，常用的有彬彬、凌霄漢閣主、老漢等等。徐氏曾在《時報》《京報》等報刊幾十年間發表了大量通訊、掌故、雜文，其長篇小說《古城返照記》 更是在《時報》逐日連載將近兩年半之久——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此種方式全文發布，名噪一時。

《古城返照記》

據《時報》編輯包天笑回憶，徐凌霄與黃遠庸、邵飄萍在民初同為三大通信員，專門負責《時報》的“特約通信”，其中徐、邵二人均由包氏推薦擔任此職。在包天笑的印象中，三人以黃遠庸最早，且最能勝任通訊員一職，其中緣故在於“飄萍太忙，發專電是專長；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與之相似，同為報人的曹聚仁也回憶稱：“上海《時報》《申報》三位駐京記者：黃遠庸、邵飄萍和徐彬彬，都是一代寫手。不過比較起來，彬彬文勝於質，飄萍質勝於文，遠庸文質彬彬。”（曹聚仁：《聽濤室人物譚》）不過由於三人之首的黃遠庸1915年在美國慘遭暗殺，因此在後來者如高伯雨看來，“徐彬彬先生是近三十年來中國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從事新聞活動，比汪康年、黃遠庸等人後數年，但自康[汪]、黃謝世後（汪死於1911年，黃死於1915年），寫新聞通訊的記者，似乎沒有一個像徐彬彬先生那樣受到廣大的讀者歡迎的”（高伯雨：《記憶中的徐凌霄》，收於《聽雨樓隨筆》）。徐氏文筆出眾，受讀者歡迎，也可以從前引包、曹二人的評點看出。因此高伯雨又評價雲：“民國六七年以至廿五六年間，徐先生不愧是寫北京通訊的好手。它的特點頗多，一、筆致輕鬆趣味，能把北京的新聞寫成像小說戲曲一般，有妙喻，有批評，有時夾議夾敘。二、善於綜合報導。他能把許多不相連的事情，運用他的生花妙筆，像穿珠子一般穿成一串，使讀者得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三、他精通清末民初掌故，對於政府中人的身世與歷史尤其熟悉，寫起通訊來，對某一人物的性格、立場、背景皆了如指掌，能據此而推斷其種種行事。四、善用戲詞。在報導文學中常常用戲詞加入，令人讀了增加興味，能收雅俗共賞之效。”這四點，確實是徐凌霄的行文特色。

徐氏兄弟的掌故筆記，在科舉、北京風俗、戲曲等方面的史料價值極高。筆者近年來對其散見的文章多有搜羅，因此第一時間尋來《凌霄漢閣談薈·曾胡談薈》細讀，不想卻發現《凌霄漢閣談薈》的整理有諸多問題值得商榷。

關於這部《凌霄漢閣談薈》（以下簡稱“整理版”）的整理緣起，整理者在說明中稱：

關於徐凌霄的遺著，以前我手頭只有徐凌霄的嫡孫徐凱在1991年交給我的一份，這是他在國家圖書館複印上海《時報》刊載的《古城返照記》時發現的，名曰《凌霄漢閣談薈》，是徐凌霄在1931年2月寫完《古城返照記》之後不久，即在《時報》的《凌霄漢閣談薈》專欄發表掌故文章，總共四十五期中寫了二十八篇，同時在欄目之外發表了五篇通訊報導文章，總共三十三篇，五萬餘言。我隨即手抄保存。此外，堂兄徐列早在十餘年前自蘭州圖書館館藏北京《實報半月刊》中複印了一些凌霄、一士的文章寄給我，我同樣抄寫保存。……我把收集到的有關徐凌霄的文章加以遴選、分類，準備出版的共有七十一篇文章，即以《凌霄漢閣談薈》作為書名。這將是徐凌霄第一部結集出版的文史掌故著作的單行本，很有代表性和史料價值。

其實僅就這段文字而言，便有諸多不妥之處。首先，“整理版”並非“徐凌霄第一部結集出版的文史掌故著作的單行本”，此前2016年在台灣由蔡登山搜集整理出版過一部《凌霄漢閣筆記》，是受蘇同炳先生提示，搜集徐氏在《正風》半月刊等刊物上發表的掌故文章而成。其次，整理說明中提及的《凌霄漢閣談薈》篇目數有誤，至於徐氏的通訊報導文字遠遠超過五篇之數，整理者搜羅實屬不足。據筆者統計，題為《凌霄漢閣談薈》的文字在《時報》上共刊登七十四期（從第一期“孫寶琦”到第七十四期“記楊度”），其中文章有時因分兩期或三期刊登，因此共有四十八篇文章。而整理者提到的“通訊報導”更是不止五篇之數，在《凌霄漢閣談薈》發表前後，徐氏以“老漢”為筆名，寫作了大量的通訊和雜文。

而筆者幾乎搜羅了此次“整理版”中收錄文章的所有原刊，並對其中文字粗粗作了一番校對。歸納一下，發現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大量的缺字情況

據筆者粗略統計，“整理版”全書大約有三百餘字的缺損情況，猶如袁闊成評書中鼓上蚤時遷身著的那件英雄大氅——補丁摞補丁。而這個情況卻在整理說明中未見任何解釋，一般而言，總是原稿模糊或無法辨認所致。但核對原刊發現，除極個別確實因報刊文字印刷較小（往往是引文）等導致漫漶難辨外，絕大多數的缺字基本可以補全，同時其中個別因整理造成的錯字也可以糾正。筆者認為，需要補正的缺字主要可以分為三類。

一、缺字較多且內容較為重要，根據原刊加以補全或補正。如書中第118頁的《歐化之三時期》一文，其中“乳娘時期”部分的第二段第二句，共缺十字：

總起來說，是嫌以前那□□□□□□不是離落，所以□□□□大開大敞把一縷一縷的洋空氣，一微一忽洋精神歡迎進來。

據《時報》原刊補正：

總起來說，是嫌以前那些維新革命，不甚離落，所以最好好是大開大敞把一縷一縷的洋空氣，一微一忽洋精神歡迎進來。

又如第184-185頁的《文人“坐書房” 伶人“坐科班”》一文，有兩處將近五十字的缺損。其實此文原名為《書房生活》，分兩期刊發於《實報半月刊》1935年第五期和第六期。缺字第一處在“‘為什麽？’‘不為什麽’”一節最末一句：

杜威的“三W”主義，雖然在新文化講壇上大放□□，□□□□□□□，□□□□□，□□□□□□□□□。

據原刊補正：

杜威的“三W”主義，雖然在新文化講壇上大放光明，在舊書房的寒窗下則無所用之，只好讓春香女士獨有千古了。

第二處在“‘念’‘背’是要緊的”一節最末一句：

字句艱澀，又豈止某君所舉之“哈爾濱是□□□□”□“□，□□□□，□□□□□□”。□□□，□□□□□□□□。

據原刊補正：

字句艱澀，又豈止某君所舉之“哈爾濱是俄國首都”而已哉。此無他故，只因學校普通課目門類太多，又運動事項亦太繁，心和力全分散了。

再如第190-191頁的《翰林之稱謂》一文，原刊於《實報半月刊》1937年第二卷第十五期，其中一段文字缺十餘字之多。共有三處，分別在“不論館而論官”以及“庶吉士”二節之中。第一處：

吳慶坻、徐世昌皆丙戌翰林，皆張百熙之後輩，然徐世昌挽張自稱晚生，而吳慶坻□隻寫“署湖南提學使”，他如梁鼎芬□□□□□□翰林，因已為外官，故皆署官銜，“侍生”“晚生”概不能用矣。

據原刊補全：

吳慶坻、徐世昌皆丙戌翰林，皆張百熙之後輩，然徐世昌挽張自稱晚生，而吳慶坻則隻寫“署湖南提學使”，他如梁鼎芬、黃紹箕皆庚辰翰林，因已為外官，故皆署官銜，“侍生”“晚生”概不能用矣。

第二處：

此次癸□□□□老翰林，中有外任司道知府者，若在前清□只能稱官銜，因□□□已官都察院堂官也……

據原刊補正：

此次祭朱諸公皆老翰林，中有外任司道知府者，若在前清均只能稱官銜，因朱司機已官都察院堂官也……

第三處：

以翰林中之庶吉士，乃學習性質，□□□□□□□考試，分別去留。

據原刊補正：

又翰林中之庶吉士，乃學習性質，須期滿後經散館考試，分別去留。

二、大片因原刊字體較小、辨認較難導致的缺字情況，實則即使沒有《時報》等原刊也仍可以補正。如第155-157頁的《假使“語體”盡取“現代文言”而代之，那不過梁啟超與胡適之演一出〈受禪台〉》一文，其中引用梁啟超的《知新報》《新民叢報》《庸言報》三篇發刊詞性質的文章，完全可以根據三分報刊的原文加以補全。若以《知新報》之發刊敘例為例，可見缺字如此之多，幾不成篇。“整理版”文字如下：

蓋聞伐木之□，每感懷於□聲，□□之柱，□□□於獨木，□□見□，□喜欲狂，若夫報章所□，□（興字外加方框）國消息，□具前論，□□□，□□□□，□□□□。

子□好□，孔□卒□其功，賈生□策，孝景始感其言，言之若罪，聞者足□，□□說第一。

大哉王言，如絲如綸，□□（上字外加方框）□第二。

□□創巨痛深，知恥不殆。□□不忘在□，句□每□□□，□□□□，□□新政，□近□第三。

周知四國，行人之才，知已知彼，兵家所貴，□□□之□心，□□□之妙用，□□西國政事報第四。

生□□□，是曰大□。□□巧，不恥相師。□□西國□學□政商務工□格致等□第五。

據《知新報》原刊補正：

蓋聞伐木之義，每感懷於友聲，橫流之砥柱。或危凜於獨木，洛鍾見應，聞喜欲狂。若夫報章所關，與國消息，義具前論，靡取綴疣。謹依來書，略標義例。

子輿好辯，孔圖卒賴其功。賈生建策，孝景始感其言。言之若罪，聞者足興。錄論說弟一。

大哉王言，如絲如綸，錄上諭弟二。

創巨痛深，知恥不殆。齊威不忘在莒，句踐每懷會稽，海隅逖聽，拭觀新政，錄近事弟三。

周知四國，行人之才，知已知彼，兵家所貴，觀螳蟬之機心，識棒喝之妙用，譯錄西國政事報弟四。

生眾食寡，是曰大道。智作巧述，不恥相師。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工藝、格致等報弟五。

另如第220-223頁的《真將軍與真詩人》一文，其中引用了黃遵憲的《聶將軍歌》和《降將軍歌》，因此又出現大約四十字的缺漏情況。其實這兩首詩均收錄在黃氏《人境廬詩草》之中，在難以辨認的情況下，大可根據《詩草》加以補正，此處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只是筆者校讀發現，徐凌霄的引文原來也存在問題，因此更須從史料源頭加以修正。在第220頁最末一段中，徐氏引《聶將軍歌》，“整理版”文字作：

大沽昨報炮台失，詔令前軍做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輕□起，起處無處覓。一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炮足底轟，敵人□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卷槍雲黑。白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失色。……

此文原刊於《時報》，第三句詩徐氏原文斷句原本作“雷聲吰吰起起處，無處覓一炮，空中來敵人”，“整理版”此處實際上已經作了修改。而據黃遵憲《人境廬詩草》更可補正為：

大沽昨報炮台失，詔令前軍做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吰吰起，起處無處覓。一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卷槍雲黑。百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

三、個別處雖然字數極少，但因影響理解或較為關鍵，須加以補全，故拿來一說。如第108頁的《綜括一生的批評》一文，其中引用李汝謙挽張之洞一詩，有“直□新舊將焉黨，最凜華夷卻善鄰”一句，缺的是“兼”字（“整理版”還將“卻”字誤作“都”）。徐凌霄認為李詩“獨能宛轉其詞，代全身份”，“句句雙層夾寫，文筆既不落單調，意義尤不涉膚泛”。因此缺了“兼”字，則可能導致對李詩的誤解，無法呈現其對張之洞出入新舊而不黨的評價。另外在徐一士的《一士譚薈》中其實有專篇表彰李氏文學之優，引了五首李氏挽張之洞詩，第二首便是這首，故照理更不應該出現錯漏。

篇目、內容缺漏和出處錯誤

筆者在文章開頭已經指出，“整理版”不僅文字缺漏較多，另外還存在大量篇目缺漏的情況。前揭整理說明稱：“在《時報》的《凌霄漢閣談薈》專欄發表掌故文章，總共四十五期中寫了二十八篇。”因此“整理版”僅僅到第四十五期，也就是到1931年6月17日的《由樣子雷說到香塚》。而核對《時報》發現，之後還有《為談珍妃慘史》《“選皇后”與“選皇后”不同》《珍妃與翠姐之衝突》等列於“凌霄漢閣談薈”之下的文章，最後一篇是1931年10月19日的《記楊度》。此外，還有大量通訊和雜文也沒有收錄其中，因此在總量上“整理版”的搜羅實屬不足。

同時，就“整理版”已收錄文章而言，在同一文章（因全文分刊於多期或由整理者合並而成的文章）篇目下也有缺漏的情況。如《凌霄漢閣自白》一文，原分三期刊載於《實報半月刊》1935年第一至三期。原刊無“整理版”篇首的目錄和各節編號，而缺漏部分則出現在原刊第二期，即“整理版”第68頁第八節“‘齋名’與‘別號’之亶[嬗]變”。此處徐凌霄在舉例說明齋名、別號之嬗變時提到“齋名如是兩字或三字，縱然本非名號，亦很容易變成了號，兩字者本就是‘台甫’之全形，即便是三字亦可以把末字抹去”的現象，下面依次以沈宗畸之“南雅樓”、袁克文之“寒雲樓”及“寒雲寄廬”、黃濬的“聆風簃”為例。而當齋名超過三字且為一個整體（“寒雲寄廬”中“寒雲”可單獨取出）時，則須注意不可隨意取前二字為號，原刊分別以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李慈銘的“桃花聖解庵”及“白華絳跗閣”、何海鳴的“求幸福齋”、黃複的“須曼那室”為例，因為這些齋名均為一個整體而不可分割。但是“整理版”將黃濬的一段文字刪去未收，或許是他身帶漢奸汙點的關係吧。現補原文為：“黃濬字哲維，又字秋嶽，齋名‘聆風簃’，友朋亦或號之為‘聆風’，但若現在所署‘花隨人聖庵’則不能摘二字，稱之曰‘黃花隨’或‘黃人聖’。”而這一節中，徐凌霄在原刊插入了一段記者王一之所寫的有關徐氏齋名及別號的文字（原為徐氏照片的題識），此文對徐氏的名號介紹頗詳，對其文學和新聞之貢獻推崇備至，亦全不見於“整理版”之中（佔據一頁之多，近四百餘字），甚為遺憾。

又如《小說叢話》一文，這是一篇在《時報》上連載的文章，整理者還專門在前言中加以介紹，以展現徐凌霄對舊小說研究的深厚功底。不過核對《時報》原刊可知，“整理版”隻收錄了開頭三期而已。其實冠以“小說叢話”這個標題，前後共有十三期之多，光是連續刊載的就有八期（標題下均標有連續的數字序號），此外還有未標序號的五期。而且缺漏的十期中，也不乏諸多重要的論點和考證，故已收錄的三期實無法全面展現徐氏的小說研究貢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該文的出處完全錯誤，“整理版”注雲“原載於1931年3月25-27日上海《時報》”，核對原刊發現，《時報》1931年3月25、26日第二版刊載的是《凌霄漢閣談薈》第七、八兩期《文壇二怪之趣史》，27日第二版刊載的是《談薈》第九期《由修道而及於造字》，根本不是《小說叢話》的內容，其發表的確切時間為1928年5月25、26、28三日。

再如《關於〈古城返照記〉》一文，這是一篇由整理者合並而成的文章，但其中收錄的文章也不全。此文共由五部分組成，分別為：一、凌霄漢閣啟白；二、《古城返照記》敘例；三、答問；四、替《古城》說幾句話；五、有鑒於近時文豪作家之多，不敢輕言出版問世。這五部分實為分刊於五期的文字，因均與徐氏《古城返照記》的創作始末有關，故收錄於一處也是合情合理，便於讀者使用。

《凌霄漢閣啟白》前半篇

但是核對原刊發現，“整理版”所收《凌霄漢閣啟白》 僅為後半篇，開篇即雲：“本閣現在要做小說了，名目就是《古城返照記》。”其實在這麽直接的表白之前尚有前半篇《啟白》，且重複刊載在三期報紙之上，闡明《古城返照記》創作的緣起。前後兩篇《啟白》正是小說正文未刊之前的廣告和宣言。如《啟白》前半篇言：“十稔而還，以小說責望於下走者日夥，而此道實甚不易，其故已詳於《小說叢話》矣。”“茲應本報主編之約，勉為《古城返照》一篇，倉卒構思，殊非愜意。律以小說正則，初不相符。惟即景抒情，尚覺言之有物，略資談助，作如是觀。”此外《答問》則是僅收錄了前半篇，遺漏了後半篇，是對“你說談花，是不是夾些風花雪月，迎合弱點，曲文以阿世呢？”“你這書是章回體、是劄記體？”“敘事夾以議論是何體裁？”三個問題的回答，對我們了解《古城返照記》的創作意圖和體裁也有幫助。

另外，同一期文章的內容也有缺漏的情況。如《“佛法”與“孔道” 洋名與華字》一文，該文共分三期發表於《時報》，在第三期的最末也就是全文末尾，漏掉了原刊中附錄的“陳南春先生函”。實則整篇文章正是因陳氏來函質疑徐凌霄推崇佛法“為世界最高深之哲學”一語而起，故這樣的缺漏未免遺憾。

而出處錯誤方面，除前揭《小說叢話》外，其實在整個“整理版”中還有多篇文章的出處注釋存在問題。如《訪胡記》實刊於《時報》1931年3月14日，而“整理版”誤作15日；《八六老人樊增祥去矣》刊於3月21-24日，“整理版”誤作22-24日；《文壇二怪之趣史》刊於3月25、26日，“整理版”僅列25日；《由修道而及於造字》刊於1931年3月27、28日，“整理版”誤作26、28日等等。史料出處錯誤，很可能是整理者早先抄錄已經留下的問題，本可理解。但如此多的失誤以及絕大多數文章沒有確切出處，可以推測是此次出版前並未核對原刊導致的。

體例不純

“整理版”的整理說明主要介紹了本次整理的緣起，可是並沒有統一的體例說明和整理標準，因此造成在整理上存在著體例不純的問題。這其實通過前面兩個問題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每篇文章的出處注釋不一致等。

此處還要指出的一個問題，則是徐凌霄在《時報》刊發的文章中，如《凌霄漢閣談薈》便有好幾篇是配插圖的，而“整理版”只有在《由樣子雷說到香塚》一文中保留了插圖。可能是有些文章的圖片模糊未能採用，或者是出於香妃可能會引起讀者好奇之故吧。而即使在《香塚》一文中，原文因共分三期刊登，故每一期均有插圖一幅，“整理版”隻收錄後兩期而刪去了第一期。且比對發現，“整理版”所用的香妃戎裝畫像與《時報》原刊並非一致，兩者在眉目上相去甚遠。

《時報》原刊香妃圖

“整理版”所用香妃圖

除卻此文，《凌霄漢閣談薈》諸篇中如《由修道而及於造字》一文中有王士珍和段正元的照片；《真將軍與真詩人》有聶士成和天津八裡台聶士成殉難處紀念碑圖片；《妙峰之妙》有“第一武生楊小樓之道裝”照片。上述諸文均收錄於“整理版”而刪去了插圖。此外《凌霄漢閣談薈》原刊另有《因孫菊仙再說幾句平民的平凡的衛生法》一文，內有孫菊仙照片，不過文章未錄，插圖當然也就不得與讀者見面了。

前提《凌霄漢閣自白》一文分三期刊載於《實報半月刊》1935年第一至三期，其中後兩期均有大量插圖及注文，均未被收錄。如第二期中有徐凌霄與莎士比亞及澹鬥（但丁）像合影照 、宋晉升手跡及徐氏注文（自道字號的緣起）、袁克文信劄及注文、黃濬信劄及注文 ，第三期中有嚴修手跡 （信劄文字釋讀後收入“整理版”，混於原文，但釋文有個別錯誤）。這些照片、信劄及徐氏注文的文獻價值較大，不應擅加刪去，且從全書體例統一的角度出發，也應一視同仁。

《凌霄漢閣啟白》，王一之文及徐凌霄與莎士比亞、澹鬥（但丁）像合影照片。

《凌霄漢閣啟白》，黃濬致徐凌霄書。

《凌霄漢閣啟白》，嚴修致徐凌霄書。

擅改篇名

筆者在校讀時發現，於校對而言有一更為麻煩的問題，便是“整理版”對個別文章的篇名做了修改，因此在尋找原刊時頗費了些工夫。如《文人“坐書房” 伶人“坐科班”》一文，原刊名為《書房生活》，分兩期刊載於《實報半月刊》1936年第五、六兩期。“文人‘坐書房’伶人‘坐科班’”僅為《書房生活》前半期第一節的標題，而後半期自“青燈之味”一節開始，因此將一個小節的標題作為全文的篇名，在內容上便難以涵蓋，這種做法實屬欠妥。

當然也需要承認的是，對原本無標題的連載文章，為閱讀和編目方便，在不損原意的前提下加擬標題是十分有必要的，如《凌霄一士隨筆》《花隨人聖庵摭憶》等大部頭史料筆記的整理版都做了這類工作，嘉惠學林。不過一旦出現有損原貌的做法，則並不可取的。這裡需要補說的是，在新版的《凌霄一士隨筆》中，個別篇目也有改動的痕跡。《凌霄一士隨筆》在後期的文章中，其實有些本來已經加了標題，如《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幾篇便是如此。在《國聞周報》的原刊中，分別為1936年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的《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上）》（大概徐氏預想並不止兩三篇，故捨棄上下之類的命名方式，而“整理版”將“上”徑改為“一”）、第十三卷第四十八期的《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二）》以及1937年第十四卷第十八期的《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三）》三篇。但在新版《凌霄一士隨筆》中，共收錄了四篇《師說》文，據查可知，整理者是將《國聞周報》1937年第十四卷第三期無篇名的《凌霄一士隨筆》（因其內容與三篇《師說》相近）命名為《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三）》，而將原先的《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三）》改名為《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四）》。

分類整理的利弊

最後要討論的是，此次《凌霄漢閣談薈》的整理出版以及《凌霄一士隨筆》的重新出版，一個新的特色便是對文章按內容進行了分類匯編式的處理。如《凌霄漢閣談薈》整理版共分為史料雜談、通訊筆記、品評論辯、科舉教育、雜文小品、小說戲劇六類。新版《凌霄一士隨筆》則共分為人物、史料、典製、舊聞、文苑、科舉六類。這種分類的方式有助於讀者根據需要，集中閱讀主題相近的篇章，但不可否認也會帶來諸多問題。

首先，歸類的主題未必妥當。有時候各類之間的邊界模糊、交集甚多，一篇文章其實很難一定將其放入某類，而不放於另一類。

如《凌霄漢閣談薈》整理版中的史料雜談和雜文小品，都帶有個雜字，所以從內容著眼便更難以分界了。又如新版《凌霄一士隨筆》中收入“人物”的《清末狀元王壽彭》《熊少牧其人》《談陸潤庠》等文，何嘗又不是“科舉”史料呢？至於“科舉”本是“典製”之一，且士子參加科考圖的就是“學而優則仕”，因此科舉與官製尤其是言官清流等職（涉及科舉出路）不可分割。所以“典製”一類中收錄了大量這一方面的文章，而與“科舉”一類割裂開了。因此，對文章的分類整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整理者的二次創作了。

第二，由於徐氏昆仲的文章都是長年在報刊上連載發表，其本身有時間上先後的次序可以遵循，因此尤其是首次整理的文獻，更應該保留其歷史原貌。這種原貌不僅是文字內容的層面，更為重要的便是保留文獻生成面世的歷史過程。

舉例來說，《凌霄漢閣談薈》整理版中的《蜜斯與姑娘》《歐化之三時期》和《洋化的勢力 俗化的勢力》三文在發生的邏輯上有著緊密的聯繫，都是藉著近代的稱謂變化來談歐風東漸的問題。如文中引出三篇文章話頭的劉半農，以及女性稱謂的變化（外來詞），明顯三篇文章是互相呼應的，且後二文皆因《蜜斯與姑娘》而起。三文第一篇是《凌霄漢閣談薈》的第十四、十五期，第二篇是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期，第三篇是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因此若按照時序排列，則可以更為直觀地發現三文之間的先後聯繫。但現在“整理版”既無具體的時間出處，又將其分列於“品評論辯”和“雜文小品”二類之下，導致先刊之文反列於後，打破了原刊文字間的前後關聯和生成邏輯。又如在《凌霄一士隨筆》中，有些時序性的字眼，更是在提醒讀者注意關聯性的閱讀，而新版的分類方式導致的時序混亂，便會帶來翻閱的、不便。如下冊第1276頁歸類於“舊聞”之下的《以服飾狀貌威懾外人》一文，開頭便有“上期拙稿”四字，而這篇被名為《李鴻章卑視洋人》的“拙稿”因為分類的關係，被置於“史料”之下，放到了中冊第851頁（二文本在先後相連的兩期刊登）。因此若不知此情，要在新版《凌霄一士隨筆》中尋找這篇“上期”文章，就如同大海撈針，只能徒喚奈何了。

筆者在這裡強調尊重時序的重要性，旨在呼籲保留連載文章生成的歷史場景。比如許多文章的行文中其實可以發現徐氏昆仲的寫作緣起、文獻來源等，而這些因緣往往通過人物的接觸和學問的切磋而勾連起來，有時便會給讀者展現一種掌故筆記生成過程的現場感，也可以說是一種內在的“文氣”。在這個意義上，分類匯編式的整理便會損害文獻的歷史價值，不僅僅是打亂次序那麽簡單。據此，錯字百出的山西古籍版《凌霄一士隨筆》，因其按時序排列，反而還有索引工具的作用，在“文氣”的貫通上也仍有其價值。

結語

徐凌霄、徐一士昆仲留給後世的史料掌故寶庫實在太過豐富，其自擬的欄目名稱也因其創作生涯的長久而變得龐雜無比。就筆者所知，光是徐凌霄本人的筆記文章，冠以“凌霄漢閣”之名的就有談薈、談叢、談往、談文、談戲、隨筆、筆記、論詩、論唱、劇談、劇話、詩話、聯話等等系列，此外還有大量沒有歸類、不入系列的文章（如整理者所提的通訊報導等）。但是對於各篇筆記文章的地位，徐氏心中是有高下輕重之分的。如其在《挽樊樊山詩》一文中曾自道：“老漢個人與樊則素昧平生，與袁則交期莫逆。吾於樊之行跡不檢，頗為曲諒，於袁之漫縱自喜，乃若有所憾焉。不敢以世俗漫諛辜我故人也。然樊山隻附於《談薈》，寒雲則撰為專篇，即字裡行間，亦非無親疏之辨，本無容心，發於不覺，所謂情誼之周旋，亦止於是矣。”1931年，樊增祥與袁克文相繼謝世，徐氏都撰有專文，但將寫樊之文附於《談薈》系列之中是為《八六老人樊增祥去矣》，而於袁克文則專作《洹上歸雲記》以為憑吊。故筆者視此次整理徐凌霄的獨著，以“談薈”為名加以總括，實於意有不愜。在獨著整理尚屬起步的階段，整理工作似乎還應以廣搜博采為基礎，以保存原貌為準則，循序而漸進，慢工出細活。

裘陳江

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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