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鈺翰：600餘萬字的《章太炎全集》是怎樣誕生的？

編者按

今天是章太炎逝世八十三周年，今年是章太炎先生誕辰150周年。2017年，《章太炎全集》出齊，今天，我們特別刊發《章太炎全集》責編之一張鈺翰老師的記述，以茲紀念。

《章太炎全集》整理出版脞說

文/張鈺翰

20冊600餘萬字的《章太炎全集》終於出齊了，有幸參加此一文獻整理出版盛事，略述所知以紀之。

全集之兩次整理出版

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之議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其具體之緣起，可見湯志鈞先生《王仲犖和》一文。據該文所述，最初之動議發於王仲犖先生，而前後奔走、聯絡整理者，王先生亦居功至偉。當時湯國梨先生、章導先生皆在，太炎先生弟子雖多年老，而在世者尚多，故當時之整理者，堪稱一時之選。甚或可以說，《全集》最初之整理乃章門弟子、再傳弟子之倡議與合作，此亦可謂尊師之一舉也。

另一方面，《章太炎全集》也被列入由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1982年8月23日經國務院批準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之中。當時被歸入歷史類第一部分（1982—1985年）“近代人物文集叢書”，該部份包括“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思想家、政治家，在學術上有重大影響的學者，以及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涉及的人物具體有林則徐、包世臣、姚瑩、曾國藩、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張之洞、盛宣懷、丘逢甲、黃遵憲、梁啟超、嚴複、劉光第、文廷式、畢永年、秦力山、張謇、陶成章、孫中山、章太炎、蔡元培、譚人鳳、蔡鍔、曹廷傑，共二十六人。從中可見，章氏乃作為“進步思想家”入選，所被看重者乃革命一面。

實際上，章太炎之受重視，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乃是受“批儒評法”之影響。毛澤東於 1973年8月指示上海注釋章太炎的《秦獻記》和《秦政記》，10月19日，又布置《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劉修明：《〈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前言》），要求“請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標點分段印出，送五份。隻作一題解，不須作注釋，將其主要內容及支持李自成、義和團而批孔評儒等觀點於題解中摘出即可”（《毛澤東晚年詩文過眼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編者按）。同時，也要求做《訄書》的大字本，書做好後，還沒來得及送到北京，毛即去世。今上海出版博物館藏有該書。

大字本《秦獻記》

在整個時代氛圍的影響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湯志鈞先生編《章太炎政論選集》，朱維錚先生和薑義華先生編注的《章太炎選集（注釋本）》等等，相關研究著作亦可稱蔚為大觀。《全集》之出版，亦可謂國家文化政策下之產物。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風向轉變，市場經濟初行，在政策與經濟的雙重壓力下，以及王仲犖先生之突然辭世，《章太炎全集》之出版乃中輟，不能不令人扼腕歎息。

九十年代末之後，傳統文化漸受重視，尤其是最近數年，“國學”大熱，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對於文化事業逐漸加大支持力度，傳統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之資源。在民間，大中城市各類“國學班”隨處可見，傳統文化課程近來更進入中小學校園。在此背景之下，章太炎“國學大師”的身份重又被人記起。十餘年來，各地所出章氏著作、選集估計約近百種。“清史工程”中亦有整理《章炳麟集》之計劃。同時，隨著二三十年來學術發展之需要，重新出版完整之《章太炎全集》之呼聲時有所聞，相關資料之挖掘、發現亦愈夥，則全集之整理出版便呼之欲出了。

就出版社層面而言，重新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之議起於2012年，一方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認為經過二三十年的學術發展，有必要、有可能重新出版《章太炎全集》，將不完整之八卷本補充完整，彌補當初未能完璧之遺憾；另一方面，也是太炎先生故裡余杭區政府褒崇先賢，對此表示大力支持，在各個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幫助，使得《全集》之整理出版得以順利進行。

可以說，《章太炎全集》之兩次整理出版，皆與國家文化政策與社會思潮密切相關，非學界、出版界之孤立事件也。

整理出版體例與計劃

全集之出版，由於體量龐大，整理難度高，計劃分作三批，2014年6月出版第一批八種：《膏蘭室劄記、詁經劄記、七略別錄佚文征》、《春秋左傳讀、春秋左傳敘錄、駁箴膏肓評》、《訄書初刻本、訄書重訂本、檢論》、《太炎文錄初編》、《太炎文錄續編》、《齊物論釋、齊物論釋定本、莊子解故、管子余義、廣論語駢枝、體撰錄、春秋左氏疑義答問》、《新方言、嶺外三州語、文始、小學答問、說文部首均語、新出三體石經考》、《醫論集》，即原八九十年代所曾出版過之《章太炎全集》一至八卷。2015年底出版第二批四種五冊，為《演講集》二冊，《譯文集》、《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及《菿漢微言、菿漢昌言、菿漢雅言劄記、清建國別記、劉子政左氏說、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定本、重訂三字經》。2017年4月出版第三批五種七冊，為《書信集》二冊、《太炎文錄補編》二冊、《眉批集》、《國故論衡先校本、校定本》及《附錄》。

這樣的分冊安排，很大程度上是繼承了第一次整理《章太炎全集》時的體例和劃分。根據1979年12月以王仲犖先生起草為本之《編輯、標校初步分工》，全集分十九冊，除各專著以類合並成冊外，即多以專題劃分，當時即有《書信集》、《電稿集》、《演講集》、《譯文集》、《醫學集》各分冊。在八十九十年代之出版過程中，略有調整，比如原《訄書》二種單獨成冊，而《檢論》與《國故論衡》一冊，後來將《檢論》調整至《訄書》冊；《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原與《劉子政左氏說》等合為一冊，但大概是由於此種先整理完成，而後者等遲遲未完稿，故將此種調整至《齊物論釋》一冊。從分類角度來說，竊以為將此書歸入《齊物論釋》冊並不合適。以他者均可歸入子部，而此為解經之書；當與《劉子政左氏說》共同並入《春秋左傳讀》一冊為宜。然既往之事，除非全部重新編排，則不得不予以繼承。

以專題分冊也有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便是各冊之間會有重複。比如《書信集》單獨成冊，但《太炎文錄初編》中也有多封論學書信。《文錄》經章太炎手定，不宜拆分；《書信集》以專題形式成書，也以保持其完整性為佳，故重複不可避免。當然，出版社也盡量避免重複的篇目過多，能避免則盡量避免，如民國時皆曾單行出版之《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皆為太炎先生講學之記錄，今皆收入《演講集》，則不再作為專著獨立存在。

在具體整理方面，儘管二三十年來也有人對原八卷本之整理提出種種意見，但當時之整理者多為章門弟子，一方面，其學問之廣度、深度，恐皆非今人所及，若重新整理實際上仍必以其整理本為基礎，無法繞過；若校改，則所改是否正確，頗難保證。另一方面，章門弟子多別具個性，當年雖定有整理體例，但在實際操作中多各有自己之想法與方式，若進行統一則將變為重新整理，亦不可行。因此，在整理出版過程中直接收錄了原八卷本，盡可能尊重原來之整理方式。但同時，為了減少訛誤，也做了很多工作，一是每卷均聘請相關專家作為特約編審進行審讀，改正一些明顯的手民誤植、標點訛誤。比如原第三卷《訄書》三種初出時，金文明曾提出若乾訛誤，並致信朱維錚先生指出，此一事後曾撰文發表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故此次即請其審閱《訄書》冊。二是在有底本可核對的情況下，盡量加強。比如《詁經劄記》輯自《詁經精舍課藝》，此次即取清刻本核對，更正了若乾當年抄寫時的訛誤和遺漏。有些古字，當年所造鉛字並不準確，此次也盡量根據《章氏叢書》本校改，重新造字，以求符合原貌。應當說，重新出版的八冊比八九十年代八卷本更準確，質量更高。

章氏喜用古字，其所用字，或皆有其深意蘊於其中。但在八十年代的整理過程中，根據當時的整理體例，對很多古體字、異體字徑改作通行字。我個人對照《章氏叢書》的體會是，有些古體字，如果沒有當年的整理，完全不認識，當年在文字方面進行的統一、規範，還是花了相當大的功夫的。但同時這也有一個問題，即用不常見之字恰恰是章太炎獨特的個人風格之一。直接改成通行之字，確實便於讀者理解，卻也失去了章氏文字之原貌，有違於章氏使用古字之精神。因此，對於原八卷本，我們還是盡量尊重；而對後面之整理，則基本以尊重章氏著述原貌為基本原則，古今字、異體字等均不作統一。

但也有一個難點，即《章氏叢書》與章太炎手跡有時未必一致。比如《劉子政左氏說》，在1917年浙江圖書館刊本《章氏叢書》中作“鐂”（此本章氏叢書中凡“劉”字皆作“鐂”，然1912年上海右文社本尚作“劉”），而章念馳所編《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跡選》中則作“劉”。根據章氏手稿，當以“劉”字為佳；但《章氏叢書》乃經太炎本人所審定者，其時間晚於該書手稿（1908年刊於《國粹學報》），則後出者當為定本，又以作“鐂”較合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基本上是以浙圖本《章氏叢書》為準的。

實際上，我在核校《小學答問》等書時，發現《章氏叢書》中對於篆書、古文的隸定有一些並不是很準確，而原來在整理過程中已經做了一定的補正。由於當時沒有採用校勘記的形式，那麽不對照《章氏叢書》是發現不出來的。包括章氏的一些筆誤、引書失誤等等，除了個別用方括號更正之外，有很多是沒改的。像《膏蘭室劄記》中的個別文字，因為看不到原稿，即使我覺得八十年代版本中是錯誤的，但也不敢輕易改動；又因為原皆不做校勘，也不好添加校記，所以還是一仍其舊。後面的整理，我們決定採用加校勘記的方式，這些就基本可以避免，至少可以減少一些失誤。包括章氏同一文章的前後修改、報紙上登載的訛誤，我們盡量採用校勘記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既展現了章氏著述的原貌，也將整理者的工作予以體現。

另外，對於有太炎先生手稿存世的文字，我們努力進行核對，在這方面花費精力最多的是《書信集》。目前我能夠看到的章太炎書信手跡照片、影印件，沒數錯的話大概是378.5封（有致朱希祖一封，網上手跡圖片只有一半），全部按手跡校改一遍，除了個別明顯訛誤，基本全部按照手跡的文字進行複原，可以說最大限度保留了章太炎在日常書信中喜用古字的原貌。（對於章太炎喜用古字的問題，余將另有文章予以說明。）

新發現與缺憾

太炎先生一生四處奔波，在各地講學、演說，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此次我們向海內外征集太炎先生的各類文字，希望能夠盡可能多地搜羅，也確實有一些收獲。除近年在各類文章、著作中披露的以外，有一些頗值得重點介紹。

其一，是複旦大學周振鶴教授收藏的《國故論衡》的“先校本”，根據周教授《關於章太炎國故論衡的“先校本”》一文， 先校本就是“初校本”，有二十五則對於庚戌年（1910）日本秀光社初印本的修正，校畢後寫下“先校本”三字；待校定本出版後，又寫下“此初校本語亦有校定本所未載者他日當集合成之”。也就是說，這個先校本或初校本是初印本和校定本（《章氏叢書》本）中間的一個版本。周教授言先校本有修正者二十五則二十四頁，有一頁為兩則，而有一則十二字似不計；然予亦數之，一頁兩則者有兩頁，又有一則增加五字者，若全計之則當為二十五頁二十七則。與《章氏叢書》本比對，這二十七則修訂皆不見。

就我個人看來，先校本與《章氏叢書》本究竟何者校訂在先，頗難斷定。因為二者皆為太炎手定，若先校本在先，則其中校出的一些版刻錯誤仍遺留在後校之《章氏叢書》本，殊不可解。比如《原經》中“舊目七略，令目四部”，初印本和《章氏叢書》本相同，此先校本則用紅筆將“令”字改作“今”字。又如《文學總略》中，對於文筆之別，小字夾注初印本、《章氏叢書》本皆引“《晉書·樂廣傳》‘請潘嶽為表’”，而先校本則改作“《世說·文學》篇，阮籍為鄭衝勸進晉文王，時人以為神筆。潘嶽取樂廣之旨，為作《讓河南尹表》”，增加了阮籍的例子。從這些情況來看，先校本似當在《章氏叢書》本之後。然若如此，則上引“此初校本語亦有校定本所未載者”之“初校”與“校定”便無著落處。二者究校於何時，何以各作校訂而無互相參證者，俟博雅君子明之。

從修訂之二十七則內容來看，或豐富文本之敘述，或增補引言，精益求精，此類則見章氏對於為學立說之嚴謹態度。而有數則涉及對某些問題之論說，在原意之上有所補充或修正。比如《原學》之首言地域對於學術風氣之影響，而先校本增加長長一段，言一地域之人追跡該地先賢，即某地名人對該地後世學術之影響，而歸結於“非山川陵谷之氣所能為也”一語，則與原來之意頗有不同。又如《原道》下於“齊物之論由此作矣”下增數百字，對莊生齊物之旨頗多解說，以佛家“法無我”、“補特伽羅無我”說之，且言“莊周言是，固以上遊冥極，而下連犿無傷，足以經國”，可與《齊物論釋》相參看。這些內容對我們認識章太炎的思想還是有相當的幫助的。

其二，是《書信集》中增加了相當篇幅“新發現”。比如2013年朵雲軒春拍，以43.7萬元成交的章氏手劄十二封，有致主持《大共和報》之王伯群、錢芥塵信七封，致張謇信一封，致王伯群信三封，未署致信人一封。其中致張謇信曾載1912年6月12日漢口《國民新報》，此原件可據以訂正訛字，及時間當為6月3日。致王伯群、錢芥塵之信作於民國元年（1912）五月至七月間，涉及統一黨與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等合並成共和黨及退出共和黨、《大共和報》經費、熊希齡與唐紹儀之爭等事，既可見章氏對於時局之意見與觀感，亦可窺民初政壇、黨派之紛爭，具有頗高之史料價值。又比如，我們在余杭區委宣傳部和余杭區政府的大力幫助、在杭州市名人紀念館的大力支持下，增補了藏於該館的38封書信，是集中增補最大的一批，極為難得，其中就有章太炎與湯國梨的“訂婚信”（此事改日細談）。這些“新發現”對於我們認識章太炎，無疑有著重要的作用。

當然，不得不說的是，“全集不全”基本是現在編集、出版各類全集的“通病”，對於近現代的人物來說尤其如此。因為通訊技術的發達，報刊雜誌的大量出版（有很多出版數期即停刊），近現代人物常有各種文字發表或流布。有些書信藏於私人之手，我們甚至無從得知，也難免會有遺憾。這些，在接下來我們還會不斷搜集整理，若乾年後，或許會再出《章太炎集外文》吧。

這次我們知道可能存世而沒有找到的太炎著作也不少，比如說，根據潘承弼等發表在《製言》第三十四期的《太炎先生著述目錄後編》，其中提到《儒術稽古錄》和翻譯自日文的《希臘羅馬文學史》歸長沙章氏，也就是章士釗。我曾詢問過章念馳先生，他說多年前曾與章士釗後人見面，彼有意章念馳先生整理家中藏書等等，而當時章念馳先生有其他事情纏身，沒有余暇。事過境遷，至今則不知此二書流落何處矣。還有《膏蘭室劄記》，本來有四卷，現在收在全集裡面的是前三卷，至於第四卷，承章念馳先生見告，本亦知在何處，湯國梨先生在世時，曾命章念馳先生往彼處尋討，彼老淚縱橫，而堅言不在其手。章深信不疑，而湯先生言其年輕。然彼去世後，其家人乃迅疾將《劄記》拍賣，今則不知去向。此類著述，究竟能否重見天日，實難必期。而本來以為由於沈延國先生過世且無子女而導致佚失的章太炎批《二程全書》，得章念馳先生大力協助，重見於世人面前，更是天大之幸事！切盼日後有心人、有緣人能助成之！

本文轉自作者公眾號【閑多翻笑野雲忙】

作者簡介：張鈺翰，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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