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懲戒，還能怎麽面對“不聽話”的學生？

網絡媒體發達的時代，任何消息不脛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關於教師體罰學生、教師對學生使用言語暴力和凌辱的新聞也總是不絕於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學校對涉事教師做出處理之後，依然“眾怒難平“。這個“眾怒”不是家長和學生的怒，而是相當多教師的怒氣難平，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必須讓學生有所懼怕”是否是某些教師群體中的一種“次文化”呢？除了懲戒，我們究竟還有沒有辦法令學生”聽話”呢？

11月2日，一封哈爾濱某小學家長寫給學校的公開信在網絡上廣泛傳播，之後被投訴毆打、辱罵、花式罰站學生的教師很快被開除。但是事情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平息，此事經網絡媒體多次轉載之後，寫公開信的家長承受了巨大壓力。

這讓我想起不久前發生的另一件事情。有個孩子被罰站，孩子的父親“趙副所長”利用警察職權“罰站”了老師。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陽寫了一篇評論《趙副所長正是何老師的好學生》，認為“趙副所長”和涉事何姓老師的濫權行為出於同一個邏輯。他在文中說，有些學校對學生行為的管理不過是“威嚇與規訓”，學生噤若寒蟬的背後是對權力的屈從，並提倡武漢名師徐莉主張的那種“沒有責罰與羞辱的教育”。這篇很快成了“十萬+”的文章和哈爾濱剛剛發生的這件事情，都迎來了洶湧的評論，除了正面的評論之外，還有很多帶著明顯的忿忿不平。他們的“怒”，除了表現為謾罵之外，最為突出的就是——“老師要有懲戒權”，“現在學生多難管，你來當老師試試”等。

而事實上，蔡朝陽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學年資的語文老師，很多其他開明上進的老師也在尋求更好的與學生相處之道。只能說，要求“懲戒權”的和說“你來當老師”的，都沒有認識到教師特有的專業性何在，所以他們才想象不到，除了懲戒與規訓之外，還有很多令學生“聽話”的方法。

1.學生參與制定規則，更易認同和遵守

由於我和家人工作地點的變動，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學階段經歷了5次轉學，這也使得我有機會通過孩子見識了不同學校的管理風格。有的學校表面上管理嚴格，老師也十分嚴厲，但效果並不好。有的學校沒有班長，也沒有固定的規章紀律，但是學生無論平時上課，還是出席各種活動，卻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問進入新學校第一天的孩子，開學第一天都做了什麽？他說，就是討論和制定班規。我又問他，那你在學校聽話了嗎？他卻說，班規叫我們“不要聽老師的話！”我當時就震驚了，為此我還曾專門寫過一篇評論。

原來，開學第一天，老師就邀請所有學生組成幾個討論小組，做出班規的“提案”，每個小組的“提案”需要說明自己認為班規應該有哪些，理由是什麽。最後全班協商制定出一個大家有基本共識、願意共同遵守的班規來。接下來幾天，大家還討論了學校遊戲場的守則應該有哪些，學校其他地方的守則有哪些等等。美國教師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書中說：“令學生遵守規則的方法，是讓他們參與到其中。”我也曾寫道，“人只有內心認同某種規則的必要性，才會願意遵守，可見這間學校的老師們深諳此道。”

而老師也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條班規，第一條是“動腦子，三思而後行”；第二條就是“不要相信老師和其他人”；第三條是“犯錯，並從錯誤中學習”。這班規內在的邏輯大概是，不能叫學生一邊要獨立思考，一邊又要尋求權威。這些規則既消解了師生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又直指學習的核心目標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們思索。那時候，我也是這間學校的義務中文老師，我所見的學生都是很有禮貌和守秩序的。無需質疑這所學校的聲譽，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熱程度，是報名等面試機會都需要三年之久。

2.不重“權力”，重“服務”，學生更自覺

再說一個事例。我小時候經歷過的學校，不曾有過沒有班長的情形，包括大學。如果班長正好是一個正直寬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氣。可惜有的班長和班幹部後來淪為了教室裡的“克格勃”。我聽聞，現在依然有孩子們之間圍繞著班上的小小“權力”而勾心鬥角的事情發生。班長本來是一份榮譽，是優秀的代名詞，當它變味的時候，便是教師需要思考的時候。但是我還從來沒有想到過，其實我們也可以沒有班長。

我一直以為有班長是理所當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才知道，有的國際學校就是沒有班長。那裡的老師說，班長是一個為別人服務的機會，沒有人可以壟斷，老師也沒有權利去指定誰當班長。很多學生小組長、段長、隊長之類也都是學生自己選出來的。他們不注重誰在班上更有“權力”，而是注重誰更優秀，更有能力為大家提供服務。為了機會均等，一個班的學生常常輪流負責本該班幹部負責的瑣事。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中將喬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經說過，“長官的真正價值在於長官者願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學校班級裡大家輪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訴孩子們，不要盯著“權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鍛煉自己的領袖氣質。做領袖，不是靠著強權，而是靠著加強自身能力，以及從服務他人而來的榮耀。

一路接受威權式教育成長起來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樣地想象，上述那些學校必然紀律渙散，學生學無所成。可是我作為家長義工多次參加學校活動和學生旅行的經驗告訴我，這些孩子們和老師相處十分輕鬆融洽，同時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線。這些都是我眼中優秀的學校。

3.從教者提升“專業性”，更易適應時代發展

不動用懲戒和規訓，他們是否就變得沒有原則了呢？我想再用一個事例來說明。數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國一所公立小學短暫就學，有一天我收到老師的電郵通知，說孩子欺凌了別人，這事情同時也寫在了孩子的家校聯絡手冊上。之後幾天，老師都持續關注此事。學校的鄭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錯。細問之下，原來是他對同桌說“艾米麗穿著尿布”。老師們對侵犯他人權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這樣，教育應該使得我們至少明白，每一個個體都需要獲得應有的尊重，每個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權利。對他人權利受損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難以想象，現在在某些學校，還有老師帶頭侮辱和欺凌學生的情形發生。甚至在一些學校裡，學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當維護自己權利的時候，還有人說他們毀了老師的前途，毀了學校的聲譽，指責他們不識大體和不顧大局。

數年前，我在香港攻讀“特殊教育文憑”的時候，曾經到過一些學校。有一間學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實上卻集中了很多其他學校不想要的學生。有違紀行為屢教不改的學生，有屢次離家出走的學生，總之，都是常人眼中的“問題學生”。甚至還有學生，因為觸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這所學校也收留了他們。（“感化令”是香港刑事處罰的一種。）

在我們接觸這裡的學生之前，校長先給我們打了很多“強心劑”，包括告訴我們這裡學生的“母語”是“粗口”。接著，我們這些實習的教師分組進入不同的上課環節旁觀，不知道將面對怎樣頑劣的學生，我們的內心都忐忑不安。我記得第一次觀課是體育課，穿著白淨校服的學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個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時候就會將球拍揮向身後的幕簾，發出“啪啪”的聲音，老師和其他學生卻都處之泰然。之後我們問老師，為什麽沒有及時製止那位同學上課時候的不適當行為？體育老師淡然地說，如果沒有影響到課堂運行也就算了，可以課後再談。而且學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簾又拍不壞。

課後我們和這群學生聊天，問他為什麽那麽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另一個同學替他說，“就是在發泄唄！”接著大家都笑了。可見所有人都認識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聲開頭，學生開始敞開心扉，給我們講了好多他們乾過的“壞事”，還抱怨學校成天就是在教他們“禮貌和規矩”。但所有的相處過程中，我們沒有聽到一句粗口，孩子們的狀態是輕鬆的，自在的，並且知書達理，懂得反省。

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學校對這些本來頑劣難教的學生是有一系列的“絕招”的，這些“絕招”的核心就是，老師不能情緒化，更不能被學生的情緒控制。有時候，“冷靜”便是“專業”。這裡的老師不會成天想著要維護“師道尊嚴”，而是給學生時間和機會去改變自己。校長還說，剛進入的學生往往有很多問題，有的和老師有很強的對抗性，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明顯改善。正所謂“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我還記得當我接受特殊教育師資培訓的時候，很多課程都邀請了家長來分享，他們分享自己孩子成長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家長的焦慮與煩惱等。同時，也會邀請校長和一線的教師來講幾堂課。有的課程還有小組作業，就是挑選一個學生，切實地設計一些項目和計劃，在學校老師和家長的配合之下，執行一段時間並檢討成效。這些牽涉廣泛的學習項目，令我們這群受訓學員深感受益，可以從多個角度去看待學生、家長、老師、學校之間的合作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我的同學大多數都是現任教師和社工，他們不是在“評職稱”等外在壓力之下去學習的，而是切實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希望自己在教師專業的理論和實踐上有真正的進步。因此他們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修習多個“文憑”，乃至新的“學位”，是真的希望自己從內更新，以適應這個時代的教學需要。

當有關教師的負面新聞增多的時候，也許到了我們應該審視我們的“專業性夠不夠”的時候了。當“必須讓學生有所懼怕”不足以成為一種“次文化”，暗地裡較量教育的專業性成為共識的時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讀閑書讀到“欲訓育孩子，非先將自身充分地修養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覺得有理，便以此作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