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書︱村上春樹的挑戰：將故事之光照進歷史的忘卻之穴

文▼ 夏雨（檢書作者）

不算村上的迷，但是他每出一部長篇小說都會看，已經成了習慣。《刺殺騎士團長》日文版剛出的時候，小說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段落就已經在網上傳開，也聽聞日本右翼批評村上想獲諾獎、討好中國人雲雲。明眼人都知道這種言論根本經不起推敲，因為現在的村上早已不需要討好讀者，更多關注的是自己想要寫出什麽樣的作品。作為讀者，我更好奇的是他在新作中是否有突破。這一期待，在讀完《刺殺騎士團長》之後，得到了較為滿意的回應。

《刺殺騎士團長》，村上春樹，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版

村上的作品體系

眾所周知，村上的作品體系可以分為兩條線，一條是偏現實主義的路線，包括早年的《且聽風吟》、《挪威的森林》、《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等，另一條是非現實主義的路線，包括《海邊的卡夫卡》、《奇鳥形狀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以及近年的《1Q84》和《刺殺騎士團長》等。二者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彼此交織，但總體而言，村上創作的主路線是後者，這也讓許多喜歡前者的讀者不斷感到失望。個人來說，村上作品中真正能打動我的自然是前者，但是不妨礙我對後者的欣賞。

村上春樹作品

有一類作家能夠不斷從自己或旁人的生活中提取新的創作資源，比如毛姆；另一類作家是在不斷同內心的黑暗格鬥中誕生出新的創作能量，比如黑塞；但是村上二者皆不是。就前者而言，他不願意複述他人，只想講自己的故事（而他最重要的故事已經在《挪威的森林》中講盡，後繼乏力），也對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記錄時代無甚興趣，但就後者而言，他又缺少足夠強大的內在矛盾衝突需要處理，也難以激發出他挖掘生命深度的能量。就像他筆下的主人公一樣，村上是個內在甚為和諧的人，生活又順風順水，成功的代價就是他的生活不再有新的刺激和能量，也不再有新的展開。然而這對於創作者來說無疑是危險的。

村上顯然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聰明地選擇了非現實主義的創作路線。在2009年耶路沙冷文學獎的演講中，他將小說家稱為“以巧妙地說謊為職業的人”，認為以固有形式捕捉真相並予以準確描述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小說家正是通過虛構向真相投以光照，通過將其置換為虛構形式來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他同時強調，首先必須在自己心底明確真相的所在，這是小說家“巧妙說謊”的重要資格。同年接受路透社的採訪中，他提到了“9·11”之後現實主義的失靈，“有必要寫出後冷戰時代的世態時，（你會發現）不管它的描寫多麽現實，都無法表達充分。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隱喻去描寫。”與榮格派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相遇，更讓他確信了這一點。

村上春樹

另一方面，村上是個擅長細節而不擅長編故事的作家，需要高度技巧性的故事套路來撐起架構，但太強的故事性又是他難以駕馭不的。《1Q84》就因為故事構架的張力超出了可控的範圍，所以半途之後就顯得力有未逮，最後虎頭蛇尾收攤。這次創作也把村上寫傷了，所以之後才有《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的調整。回歸第一人稱敘事和慣常生活的範疇，村上又顯得遊刃有余，漸漸找回原來的感覺，大概也摸清了自己能掌控的限度，蟄伏之後長篇再開，於是有了這部《刺殺騎士團長》。

村上的創作瓶頸與《刺殺騎士團》的突破

對於《刺殺騎士團》，從《1Q84》開始認識村上的新讀者可能會有些失望，因為沒有太多腦洞大開、跌宕起伏的情節，不過，放在村上的創作體系中，《刺殺騎士團長》雖然不能算巔峰之作，但也不遜於盛年創作的《奇鳥形狀錄》、《舞！舞！舞！》等的水準，從完成度來說，更是比青黃不接的《1Q84》高了許多。全書主題鮮明、敘事技巧圓熟、情節進展的節奏控制得恰到好處，懸疑的氣氛也營造得相當出色，整體格局和深度也恰好在現下的村上可控範圍內，是一部極為成熟的作品。

熟悉村上的老讀者也會在這部作品中看到各種眼熟的元素：看似隨和卻自有主心的主人公、雙重世界、洞穴、惡的隱喻、少年的成長……無怪乎有日本評論家說是村上作品集大成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駕輕就熟的元素組合之外，村上初次鎖定到了一個明確的現實主題，或者說，終於讓試探已久的主題以一種具現化的形態浮出水面，其勇氣甚至超乎我的期待。

長期關注村上言論的人都知道他並不完全是被商業出版包裝出來的小資文藝代言人的形象，相反，對社會現實問題有長期的關注。所以我們看到了採訪地鐵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地下》和採訪奧姆真理教信徒的《在約定的場所》、“雞蛋與石頭”著名的演說，也包括多部小說中若隱若現的現實批判。

事實上，無論是現實系還是非現實系，村上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時代的傷痕和烙印，只是有時作為背景、有時作為隱喻，更多時候是在小說人物的對話調侃與交鋒中呈現。只是這種關注在大部分情況下都無法撐起小說的內核——無法深入，這是村上長期以來的創作瓶頸所在。然而這一局限，在《刺殺騎士團長》中有了重要的突破。如果說《奇鳥形狀錄》中諾門罕戰役相關的陳述只是試水，《海邊的卡夫卡》裡中田在童年的戰爭陰影還是一種旁敲側擊，《1Q84》中小小人的隱喻也不過一種不成功的摸索，那麽在這個故事中，這種試探與摸索終於以明晰的形態體現在《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裡，那就是——對於歷史中人性之惡的記憶與審判。

“刺殺騎士團長”：從畫作到故事

《刺殺騎士團長》是著名日本畫家雨田具彥留下的一幅未公開的不世之作。畫作借用莫扎特歌劇《唐璜》中唐璜一劍刺死騎士團長的著名場景，卻以日本畫的形式來表現，畫中的人物也移到日本飛鳥時代的背景下。整個畫面具有奪人心魄的衝擊力和狂暴氣息，迥然不同於老畫家往日的風格，並似乎強烈地想向“我”傳達些什麽。受此感召，主人公展開了各種調查，終於揭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莫扎特歌劇《唐璜》在維也納首演的節目單

原來，雨田具彥年輕時赴維也納留學期間，曾加入了當地進行抵抗運動的學生組織暗殺納粹高官的行動，然後行動因告密而敗露，他本人亦被蓋世太保逮捕並受到嚴刑拷問，後在日本當局斡旋下被強遣回國，而同為抵抗組織成員的戀人與其他同伴則在被關入集中營後，殘忍殺害。他的心靈深受重創，卻被命令不得透露此事，只能將深重的憤怒和哀傷封存起來，連帶無法對抗世界巨大潮流的無力感以及獨自存活的內疚。在戰後多年，即使已經沒有封口的威脅，也依然保持沉默。

另一個打擊是在他國外留學期間，自小疼愛的弟弟被派遣到中國大陸參戰，並參與了南京大屠殺，精神深受創傷，退伍回國後在自家閣樓上以剃刀自殺，隻留下一封遺書。畫家之子將遺書的內容轉述給“我”時如此評說：“叔父沒能違抗上級軍官的命令……不具備足夠的勇氣和能力。但後來他能夠磨快剃刀自行了斷生命來給自己一個交代。在那個意義上，我認為叔父決不是懦弱之人。對於叔父，自絕生命是恢復人性的唯一方式。”

戀人與弟弟的死造成的極大打擊，以及無法宣泄的憤恨產生的巨大狂暴之力，原封不動地封存在《刺殺騎士團長》這張畫上。將無法訴諸語言的事物作為寓言賦以畫的形式，那是雨田具彥這位畫家能做的極限。“在那幅畫中，他將自己未能實際達成的事改頭換面地實現了。把實際未發生的事作為應該發生的事。”

整部小說的高潮，無疑是“我”在瀕死的老畫家眼前再現“刺殺騎士團長”的場景。在以騎士團長外形呈現自稱“理念”的小人的要求之下，“我”以畫家之子親手磨礪的廚刀刺穿了小人的心髒。目睹這一場景的老畫家心滿意足瞑目了。這個頗具寓言色彩的場面可以說是整部小說創作的核心點，我甚至懷疑村上用那麽多慣用元素包裝就是為了再現這一場面，之後雖然還有若乾就劇情而言比較重要的情節發展，但是小說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已經在此結束。

將故事之光照進歷史的忘卻之穴

掩卷之餘，一個疑問自然會浮上心頭，被主角“殺死”的“理念”小人意味著什麽，或者說“刺殺騎士團長”中需要被“刺殺”的到底是什麽？“理念”本身是無法被殺死的，正像小人所說，死是為了再生，騎士團長也並非《1Q84》中小人那樣邪惡的存在，那麽“刺殺騎士團長”意味著什麽，可以說是整部小說中最關鍵的謎題。

歌劇《唐璜》中刺殺騎士團長的畫面

一個較為淺顯的解讀，“理念”本身是中立的，是因人而異的“照出人心的鏡子”，人性中本源性的邪惡往往會借助“理念”這面鏡子呈現，殺人的行為也可以通過被賦予意義而正當化。通過“理念”的正當化誘引出潛伏在人潛意識中的暴力與惡，甚至在主角心中都曾有過刹那的萌現。然而，當故事的亮光照進潛意識的黑暗中，當黑暗被意識、被講述時，它在無意識中所壓抑的巨大破壞力也隨之削弱，也使人能夠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小森陽一曾經批評過，村上把具體的社會問題簡單歸納為個人面臨的“惡與黑暗”，有過於簡化的嫌疑，道理固然正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清醒的自省，也許是社會抗惡的最後一條防線。在這一意義上，村上在一系列小說中延續的努力是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騎士團長敦促“我”執行刺殺時所說的話：“諸君理應做得到。諸君殺的不是我，諸君此時此地殺的是邪惡的父親。殺死邪惡的父親，讓大地吮吸他的血。”

“弑父”這一母題令人聯想到《海邊的卡夫卡》，就像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一樣，卡夫卡少年的“弑父”行為是成長儀式的隱喻，在整個故事中展現得也極為豐滿。然而，這一隱喻在《刺殺騎士團長》裡出現卻極為突兀，毫無鋪墊。這種突兀背後欲語還休的沉默，反而令人浮想聯翩。最為關鍵的是，所謂“邪惡的父親”（邪悪なる父）這一隱喻到底是指什麽？

2017年村上接受日本《每日新聞》採訪時，被問到對《刺殺騎士團長》中投射納粹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陰影懷有怎樣的想法時，他回答道：“歷史是國家的集體記憶。所以，忘記過往或將其偷梁換柱是非常錯誤的，必須（同歷史修正主義動向）抗爭下去。小說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這一形式抗爭下去是可能的。”這一回答為這個謎題的解讀提供了重要線索。不妨做一大膽推斷，如果說主角以畫家之子磨礪的刀殺死了畫家所封存的理念之“惡”，是“弑父”，是完成了“本應該發生的事” ——這裡本應該發生的事，指的是二戰期間維也納沒有成功的暗殺，是中國大陸上對殺人命令的拒絕。換而言之，是歷史上本應做到卻沒有完成的對邪惡的阻止，那麽，殺死作為“惡”的理念的騎士團長，既意味著面對自身的黑暗面，也意味著自己這一輩人必須親自履行的，對父輩歷史行為的審判。

就像個體必須通過“弑父”——對上一輩的反叛和否定獲得獨立一樣，一個民族，也必須通過直面歷史的黑暗走向成熟。正如小森陽一所說，戰後日本既沒有像德國一樣親自執行對戰犯的審判，又保留了天皇製，沒有親手完成“弑父”的行為，因此作為一個民族來說始終沒有完成真正的獨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村上通過“理念”小人向“諸君”（日語中“諸君”是面向複數發言時的稱謂）發出的“殺死邪惡的父親”的命令，也可以被視為面向民族的集體潛意識發出的一種呼喚。

村上曾說過，我寫小說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將光線投在上面。如果說，講故事是用隱喻向世界說話，那麽將故事之光照進歷史的忘卻之穴時，讓那些泯滅在黑暗中的個體被銘記、獲得尊嚴，不啻於對犧牲者的鎮魂。在這一意義上，我向作為小說家的村上表示敬意。（更多精彩文章，請關注檢書：jianshu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