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當財經
用一個便當的時間
消化一個可落地的商業案例
關注
作者/姚贇
來源/便當財經（ID：daxiongfan）
春節回來沒多久，余明（化名）就從同事口中得知公司已口頭下發“裁員指標”的消息。“指標”在口口相傳中，略去了原因、背景和標準等內容，變得十分簡單明、易理解了——要求每個部門必須走一個人。
“司齡”不足半年的他，原以為必是這把裁員刀下的亡魂。沒想到的是，部門內有個同事因個人原因辭職，部門負責人私下告訴大家，盡量把那個離職的同事算在裁員的名額內。
“這批沒趕上，但我很可能在下一份名單上。”焦慮並沒有因為這次虎口脫險而緩解，“半年前，我被獵頭從世界500強被高薪挖到這裡，據說底薪是同級別中最高的。你想，底薪高、來得不久，代表了成本高和替代性高。就憑這幾點，如果我是領導也挑這類的下手。”
說到這裡，余明沉思了一會，告訴我們：“以前覺得傳統外資企業各種不好，現在想想，除了穩定，就算被裁員，相應的賠償制度也比現在讓人更踏實。”
一直處於“被逃離”狀態下的500強和國企，在互聯網裁員潮的衝擊下，莫非也再次受到求職者的關注和青睞了？
1
從三元橋到學院路
北京地鐵的十號線，是個大環線，惠新西街南口站是五號線和十號線的轉運站。家住北五環外的余明，過去的五年來每天都會在這裡換乘。
“原來是向右換乘去三元橋，現在是向左走去海澱的學院路。”換了工作後，余明也還在這裡換乘，只不過方向有所改變，“前幾天還在那站遇到前同事。”
三元橋一帶聚集了大量日企的北分總部，其中不乏世界500強榜上有名的企業，余明的上家便在其中。2018年下半年，余明從就職5年的世界500強企業富士施樂辭職，進入了一家早在A股創業板上市的互聯網科技公司。於是，也順理成章地從三元橋挪到了海澱的學院路上。
離職的原因很簡單，在世界500強外資企業與互聯網企業的對比中，余明看著不斷離開的同事，自己也坐不住了。
一度以福利待遇優厚、員工晉升制度完善為特點，吸引了眾多優秀人才流入的外資企業，它的吸引力在互聯網企業高底薪、有未來等“賣點”的衝擊下潰不成軍。
“2018中國年度最佳雇主”評選報告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大學生就業去向發生兩大變化：一是“外企熱”有所下跌，2018年意向外企的大學生比例下降5.7%；二是私企就業意向有所回升，意向大學生人群佔比為23.1%，相比增加4.7%。同時，今年選擇自主創業的大學生意向為4.5%，比去年增加0.5%。
“外企熱”降溫，僅僅是世界500強外資企業式微的表征之一。
2018年4月，一篇來自《人物周刊》的《我上班的500強，在北京CBD待不下去了》刷屏。文中提到外企在CBD地區的租戶中僅佔到30%。在2003年，這個數據還是70%。而搬離的企業中不乏英特爾、雅虎、奔馳、惠普、摩托羅拉、默沙東等國際知名企業。
作者還直言：“這件事的另一面，是排著隊等待進入國貿的內資企業。”
通常說的“世界500強”，一般指的是財富500排行榜，該榜單依據的主要標準是企業的營業收入，同時把利潤、資產、股東權益、雇傭人數等作為參考指標。縱觀世界500強榜單發展的20余年，總體營業收入大幅提升的同時，利潤增長率並未得到相應提升，還出現了放緩、小幅度減少的情況。
除了總體放緩這一特徵之外，逐漸演變中的世界500強榜單也呈現了一些突出的特徵。如互聯網服務和零售業發展速度較快，營業收入年均增速達36.1%，由2008年的212.5億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 3394.4億美元；從企業數量看，中國內資500強企業崛起，中國在2008年只有35家公司上榜，到2017年上榜數量已上升至115家，增長了3.3倍。
這樣看，余明從一家傳統硬體製造的外資企業，跳槽至一家互聯網科技的內資創業公司，算是一次順勢而為的選擇。
2
轉折點：收縮的2018年下半年
在被問起從上家離職的程序和用什麽離職理由向部門提出離職時，余明的臉上有種不堪回首痛苦，“你不知道，2018年真的是倒霉透了……”
2018年開年，樓市一片欣欣向榮。房價越限越漲、再不買就晚了等鋪天蓋地的消息中，手上略有存款的余明蠢蠢欲動。於是，一衝動就決定在老家先買一套再說。
算了筆账後，余明發現如果按照現在部門每月9千的工資和相應的公積金，貸款有些難。“現在的工資還不起房貸”這個辭職理由，真實誠懇、容易被人接受且不得罪一直幫助看好的他的各個領導。
“當你下定決定要走時，辭職的理由真的是一個大學問，說得輕了容易被人來說勸說留下來，說得重了得罪人，隨便編一個理由騙人也不好。”苦思冥想幾天后，余明便帶著這個理由向直屬領導和HR提出了離職申請。
“大家其實是能理解的，幾年前施樂的工資還是很有競爭力。雖然有漲薪機制，我的底薪部分每年都在漲，但是太慢了。”提出離職後，除了HR外，北分的SM、SSM都比較理解和尊重他的選擇，“他們都找我聊以後的職業規劃什麽的，對我個人的職業發展也給了一些建議。當他們得知我要去互聯網科技企業時，都表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2018年4月，BOSS直聘研究院抽取2018年一季度（1.1～3.31）數據，對一季度行業“人才吸引力”進行相關研究分析，發布了《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報告》。報告顯示，2018年一季度人才流動進一步加大，互聯網依然是人才吸引力指數最高的行業。前五名分別是：互聯網、銀行、交通運輸、房地產開發、新能源。其中，互聯網、金融行業為高薪行業，平均招聘月薪破萬元。
在資本、資源和政策的傾斜中，人才流向互聯網企業也順理成章。
“2018年11月之前，自己一直覺得跳槽、買房是一個明智的，說出去又比較有面子的決定。” 這幾個月，余明從反思買房這個決定是否正確，逐漸轉變為買房和跳槽這兩個決定是否正確。
余明告訴我們，自己在老家一個三線城市買了老城區的一個建案，因為建案位於老城區，醫院、學校之類的配套設施都不錯，區域中還有兩個重點學校，這樣的配置讓他覺得很安心，“就算不怎麽大漲，至少不會跌到哪裡去吧。”
然而從簽合約、繳納首付到春節前，房價已經從10000跌倒了7000多，“你知道麽，我連公積金貸款都還沒辦下來，就賠了一個首付了。要是這個節骨眼，我再被裁員，真不知道怎麽辦了。”
春節過後，多家互聯網企業被爆裁員或宣布裁員。
2月15日，滴滴宣布裁員15%；幾日後，京東在開年大會中宣布在2019年將末位淘汰10%的副總裁級別以上的高管；緊接著，愛屋及烏、聊天寶（原子彈短信）、熊貓直播相繼被曝“涼涼”。據媒體報導，熊貓直播本月申請破產，員工全部賠償半個月的工資。
2018年年底，美團點評聯合創始人王慧文在參加36氪WISE大會時，語重心長地提醒從業者不要裸辭、不要浮躁，甚至還舉了一個獵頭行業中的經典案例——某個在BAT工作很長時間、200萬年薪的產品經理，裸辭後六七個月沒有找到下家。
沒有什麽具體的統計數據，但在一件件的新聞事件中，互聯網下半場開場的寒意就讓人印象深刻。
當這股來自西伯利亞零下50度的寒流，從吹到了余明這樣的個體上，媒體和輿論口中的徹骨寒意，究竟是什麽意思他才真正知道，“之前沒什麽感覺，但是你知道麽，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真的是故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才是事故。”
3
別人家的“N+1”
和余明一樣，李曉東（化名）也從位於西直門那的世界500強企業跳槽到了海澱清河路邊上的某互聯網大廠。但與余明不同的是，他的上家並非外資企業，是一家500強榜上的國有企業。
“我是北京人，但我也焦慮啊！”李曉東離職的前後，焦慮這一情緒伴隨始終。
2018年，和上家部門類似業務的企業，在調整和規劃中，說倒就倒了，而這件事成為他離職的誘因，“如果我們部門沒了，我能去哪裡？我的競爭力在哪裡？離開這裡，我能做什麽？”
春節後，在上司、同事的挽留和焦慮中，李曉東糾結地離職了。但焦慮，沒有因此緩解。沒辭職前，他焦慮未來是否會被淘汰，社會的競爭力。辭職後開始焦慮能在靠個人能力和拚勁的互聯網大廠中待多久，“原來不管怎麽著，除了自己離職，都不會被辭退或裁員，但現在可不是。”
李曉東的焦慮、余明的害怕都不無道理。
2018年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從京東、知乎、錘子、到近期的美團、摩拜等，過去幾個月，至少11家大型互聯網企業傳出裁員消息。時至今日，沒有一家公司承認自己“裁員”，但“裁員”動作最後均落地實施。進入12月份，社交網站上“裁員”爆料突起，百度搜索指數衝至半年內最高。
“裁員10%=末尾淘汰，裁員20%=結構優化”也成為互聯網裁員潮下被總結出的“互聯網裁員PR通告公式”。而這些被末尾淘汰或被結構優化的員工，一般拿不到正規的“N+1”裁員補償。
2019年2月中旬，滴滴CEO程維宣布公司做好過冬準備，2019年會聚焦當前最重要的出行主業，繼續加大安全和合規投入、提升效率，因此將對非主業進行“關停並轉”，對業務重組帶來的崗位重疊和績效不達標的員工進行減員，整體裁員比例佔到全員的15%，涉及2000人左右。
事後，有媒體跟蹤了具體的裁員情況，“滴滴已給出裁員的具體賠償方案：補償一般為N+1個月，如果本周能確認，再額外給一個月補償——這一個月補償是滴滴給被裁員工留出找工作時間。此外本周確認，3月份工資和五險一金滴滴照發。”
而樣的補償方案，超出了大部分員工的預期。滴滴這個裁員裁出了喜氣洋洋、春暖花開，員工也被裁出了“幸福感”。
實際上，這一補償方案基本是法定的裁員補償辦法。根據《違反和解除勞動合約的經濟補償辦法》的第五條規定：“經勞動合約當事人協商一致，由用人部門解除勞動合約的，用人部門應根據勞動者在本部門工作年限，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工作時間不滿一年的按一年的標準發給經濟補償金。”
北京青年報在《滴滴裁員 多一個月補償反轉苦情戲》一文這樣寫到：滴滴的此次“人性化裁員”也引發網友關注和討論。一些網友“控訴”部分公司軟裁員（即用不同手段逼迫員工自動離職）。也有網友表示：“N+1激動成這樣，可見違法裁員之廣泛”。
4
500強們的裁員姿勢
為什麽大部分互聯網企業不直接提裁員？
內外具體情況、品牌生命周期承受力以及其他相應的考慮應該很多，其中官方宣傳裁員後的法定補償標準應當是其中一個原因。而這樣的裁員成本壓力，對互聯網企業、國企、500強企業來說，都存在。
《中國經濟周刊》 2009年第22期中刊登了一篇名為《在華外企“軟裁員”調查》的文章。文中記者通過調查了解到“四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安永）流行無薪假期，微軟全球也在“以舊換新”。
但，在員工被裁員後究竟能拿多少補償金一項的調查中，記者了解到，在N+1的法定補償基礎上，外企往往會提供N+2或N+3的賠償金來安撫員工。
余明告訴我們，2017年公司把代言人從梁朝偉換成了馬思純，並喊出了一句“去改變，才會變”的口號。之後的改變確實很大，不論是高層人員大調動，還是優質資源的傾斜，“日子不好過了，很多同事也接連離職。甚至有獵頭在聯繫我時直接問：你們施樂怎麽了，最近好多人計劃離職。另外，據我所知，之前被辭退的員工，都會有不錯的補償。有個幹了七八年的老員工被辭退，公司給了一大筆補償，據說夠三四線城市的首付了。”
實際上，GE、福特、大眾、Verizon、龐巴迪、通用汽車、拜耳、諾和諾德、東芝等老牌企業大多選擇在公布新一輪戰略或業務轉型信息的基礎上，直接通報裁員計劃。同時，相應的裁員補償也大多符合法定裁員補償標準。
2014年7月17日微軟宣布全球裁員計劃。被微軟收入麾下不久的諾基亞首當其衝。8月1日上午，微軟中國的管理人員到諾基亞亦莊園區宣講裁員方案，宣布解除勞動合約的補償是“N+2”。
新浪科技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當時被裁員者的狀況：“人們大為失望。數百名諾基亞員工走出辦公樓，在園區內集體抗議。有人打出橫幅，指責微軟背信棄義，‘暴力裁員’。”
顯然，當時被大家指摘的“N+2”已高出法定補償標準，但也未滿足當時被裁者“N+6”的預期。
在余明看來，除了較為規範合法的裁員補償外，相對新部門，上家的人力資源、CRM、整體的管理制度都很系統和規範，“過去什麽事找什麽人一目了然，現在有點懵，哪怕去了快半年了，流程還是沒摸清。”
余明還向我們分享了一件跳槽期間的小事：“前幾天看到某做微信小程序的互聯網公司強製‘996’的消息，而我當時差點就去那了。這真是2018年不幸中的萬幸！”
5
回流取暖
“對了，說起倒霉，我還是共享汽車途哥的用戶，他們的押金還沒退我呢。”在半年內經歷了房價大跌、共享汽車押金被“扣”、隨時可能被裁員等事件後，余明覺得這些事可能不是巧合。
互聯網從業者、知乎大V@王子君，在一篇關於討論互聯網2018年裁員潮的帖子中，這樣表述：
資本寒冬的到來在三年前就已經確定了，只是這場寒冬的傳導需要時間，而且會越來越快。頂部的收縮到水龍頭可能要半年，水龍頭到金主又半年，金主到管家可能就三個月，而管家告訴所有包工頭只要一個月，包工頭打發走工人，那就一天。就像我在之前那篇回答裡說的，創業融資一般會有個12個月的預期。算在一起，雅庫茨克零下50度，到列寧格勒的冬天，這股西伯利亞寒流吹了兩三年，還算正常。
裁員潮來襲並不突兀，在享受日常輕鬆管理、扁平化管理等隱性福利的同時，陰影已悄悄籠罩。
本來並不糾結的李曉東，看到現在的情形，焦慮中又生出了一些後悔。“本來覺得應該無所畏懼衝一衝，多學一點。但現在有點擔心，原來的國企也回不去了，那是有名額限定的，萬一我也被裁員了，該怎麽辦？”
王慧文在去年的大會上，還公開提醒大家：“這是過去互聯網行業裡面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今天的互聯網行業裡面，我認為跟過去就業狀況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你跳一次槽漲50%，現在我建議大家不要輕易跳槽。”
跳槽等於升職加薪的互聯網潛規則，已經不複存在了。
“新部門前陣子已經過了試用期，正式轉正了，也算有了保障。要不然，情況更悲慘。”轉正後的余明顯然多了一份保障，“新部門雖然還在裁員，但據我所知公司還在不斷招人。甚至前同事也有打電話來谘詢我的，問我現在這個部門的情況，他們收了到面試邀請。不過新員工的工資應該開不到我這個水準了。”
在百度指數上查詢了“國企招聘”這一關鍵詞，數據顯示春節後關注國企招聘的人明顯增加，且近一個月的數據整體高於2018年下半年。
另外，再結合百度指數中“國企招聘”一詞自2011年後的數據，今年3月數據形成的波峰僅次於2016年4月，為近8年來第二大“國企招聘熱”。
2018年7月，天涯上出現了一篇名為《國企離職創業，一場遊戲一場夢，重回國企》的帖子。這篇帖子的作者描述了自己從國企辭職出來創業又遭遇失敗回到國企取暖的心路歷程。這一帖子中描述的情況與不少人產生了共鳴。
其中，有一網友表示：重回國企取暖，是大環境和現實所迫，回去後是為了以後能夠在將來強大後的離開。
所謂更強大，也只能是一種自我安慰吧。
微信號：daxiongfan
加關注
便當財經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