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最優秀和最有趣的傳記文學，記錄了從皇帝到平民的曠古奇聞，其出版也不乏曲折，自交代材料“我罪惡的前半生”到“全本”出爐，歷史在刪削與增補中一唱三歎“自由誠可貴，面子價更高，若為性命故，二者皆可拋。”時任偽滿皇帝的溥儀用打油詩如此形容自己在日本人脅迫下充滿疑懼、喪失尊嚴的生活。該詩曾在上個世紀60年代審查時被刪，而在《我的前半生》(全本)中才再次呈現出來。
群眾出版社總編輯張續進告訴本刊，《我的前半生》一書最早於1964年由群眾出版社公開在大陸出版，幾十年累計印數已近187萬冊。由於諸多的歷史原因，原稿有近16萬字被刪減。
張續進說，適逢溥儀誕辰100周年，也正好是群眾出版社成立50周年，群眾出版社想推出《我的前半生》(全本)。為了了解再出“全本”還有沒有市場號召力，他們專門向當年的責任編輯和知情人了解情況，多次開會研究論證，同時也向上級主管部門匯報，以各種方式征詢各方意見，最後決定出版。
如果說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帶有某些時代痕跡的話，現在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則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風格，更真實地揭示了末代皇帝溥儀跌宕沉浮的命運和艱難改造的心路歷程，使這部作品更具有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
命題作文
“《我的前半生》很像是一篇命題作文的題目。”“全本”的責編孟向榮介紹。當時戰犯紛紛撰寫“我罪惡的前半生”之類的交代材料。溥儀並不擅長寫作，但有他的弟弟溥傑和一些偽滿大臣幫助他總結歷史，起初由撫順戰犯管理所油印成冊，俗稱“油印本”。周恩來總理在1960年1月26日接見溥儀時談到這本油印本，“你寫的東西有價值這本書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後代人也會說，最後一代皇帝給共產黨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1960年1月，群眾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鉛印本，俗稱“灰皮本”，並限政法系統和史學界內部購買。後來，由該社文藝編輯部主任李文達與溥儀磋商，另起爐灶重新構思，主題為一個皇帝如何改造成為一個新人，以充分反映黨的改造罪犯事業的偉大勝利，並先後創作了一、二稿本，當時的評價很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申伯純認為“將來出版必然要轟動，甚至還要從香港流進台灣去。”此後，經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審查，包括翦伯讚、傅作義、張治中、郭沫若、老舍等在內的社會知名人士，都紛紛對此稿提出了修改意見。
當年協助李文達寫作的助手，也是《我的前半生》定本責任編輯王蘭升表示，當時各方提出的意見一般都是要改的，因為那時人的思想還普遍比較保守，都唯恐出錯，寫文章都是要左考慮右考慮，很慎重，傳記作者自己也很明白這一點。《我的前半生》“定本”終於出版，早已經是幾易其稿，與一、二稿，即後來“全本”收錄的部分，有了很大的不同。
比如“全本”新增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節，坦白了溥儀作偽證的經過。國際法專家梅汝王敖當年就曾建議這部分內容不宜公開披露，以免“供給反動派以偽造歷史、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材料”，“國際影響必定是極壞的”。翦伯讚則呼應梅汝王敖，認為“凡是在國際法庭上所未承認的，一律不要承認”結果《我的前半生》“定本”將有關這部分的內容大幅度弱化了。
“全本”還恢復了婉容的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裡燒化的內容，這段文字當年被刪去的原因是怕太過殘忍，引起外國讀者不愉快的感受。同樣在“定本”中被刪除的還有溥儀的卦辭，理由是不能夠宣揚封建迷信。當時居天津伺機而動的溥儀懷著深刻的憂慮，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一次地卜過卦，卦辭顯示國民政府將“化衝而散”。
總之，一切涉及國際關係和黨的改造戰犯政策的有關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以盡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該書更好地為政治服務。也有例外，比如當時刪掉的《離婚》部分，就是應溥儀自己的要求，以免影響他和新婚妻子李淑賢的感情。該篇描述了溥儀對“福貴人”李玉琴態度的轉變，這個曾經有後有妃的末代帝，成為被改造的戰犯後，忽然懂得了什麽叫夫妻，什麽叫做戀愛。但是李玉琴執意離開，溥儀明白了這是不可挽回的事。該節的末尾寫道，“事後所長微笑著對我說:‘一切都在變，你在變，溥儀不把自己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上，這是對的!’”
可信的“自傳”
不過，與政治審查相比，“定本”更多的刪改則完全是從技術層面進行的。當時專家意見強調不要玩弄文藝筆調，要加強科學性，邏輯性。為此要求文字不宜華麗，要與作者身份相適應，換言之，就是要增加該本自傳的可信度。
“全本”責編孟向榮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中記載，樓適夷到老舍家做客，看見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問情況，老舍正在審閱和修改《我的前半生》二稿。老舍在書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頁均有所批改)，凡錯、別、漏字及有問題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記號，如“這位花白頭的老上校，我剛來這裡時很怕他”，應當是“我剛來這裡時，很怕這位花白頭的老上校”。老舍認為，“在末後兩三章裡，似乎是要解決一切問題，便有表明大覺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說一些道理，而由小見大地說出具體的覺悟來。如:原來體弱，勞動後卻能吃30個餃子。”
經過專家審讀甚至親自修訂過的《我的前半生》“定本”行文流暢，言簡意賅。原中國警察文化研究所所長杜元明認為，“‘定本’凝聚了溥儀及李文達和各方面專家的心血，殊為難得。”事實上，正是諸多參與人員集體地精心打造和琢磨，才使得《我的前半生》一書最終發揮了很好的宣傳效果，雖然文革結束前只有17級以上幹部憑介紹信才能購買，但《我的前半生》還是在國內外引發了很大的轟動。外國進步人士曾報導:“看到溥儀，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麽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而若將於2007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與1964年出版的“定本”對照，仍然能夠發現傳主過度的懺悔與專家審查時為塑造“信史”，反而適度鬆綁的有趣關聯。甚至在那個年代，過頭的認罪和自嘲自罵也被認為是不實事求是的，反而有悖宣傳效果的。從小標題的擬定和稱呼的迥異裡就可以略見一二，比如原稿中“在羊的面前是狼”，在定本中就改為“家門以內”;原稿稱“我們這些拔尖的漢奸”，定本改為“我和偽大臣們”;“原稿裡作者大膽的心理揣摩和大段的文字描述，在定本中則大多被刪除，而含糊不清有可能妨礙理解的地方，在“定本”中則往往加以注解，並且特別注重環境及人物的合理合法性。比如在一個最關鍵的細節，描述向溥儀宣讀特赦書的場景，原稿為“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講台當中。”定本裡則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講台當中。”
現在，從“全本”中，一個更鮮活的溥儀呼之欲出。“全本更具有文學性，整體風格和行文都完全不一樣。”群眾出版社編輯孟向榮告訴記者，《我的前半生》全本和定本，作為同源的兩本書，今後將同時發行，“並行不廢”。而傳主溥儀，則在“全本”中留存了一個末日戰犯的“完全體驗”:“我想現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為，願意說的和不願說的，我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內裡，全亮出來了。我像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覽，聽候最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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