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故宮古代書畫給我的眼福

一九二四年時，前宣統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故宮成立了博物院，後來經過點查，才把宮內舊藏的各種文物公開展覽。宣統出宮以前，曾將一些卷冊名畫由溥傑帶出宮去，轉到長春，後來流散，又有一部分收回，所以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古書畫，絕大部分是大幅掛軸。

王原祁藝菊圖 禹之鼎 卷紙本沒色 縱32.4厘米 橫136.4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我在十七八歲時從賈羲民先生學畫，同時也由賈老師介紹並向吳鏡汀先生學畫。那時正是故宮博物院陸續展出古代書畫之始，每月的一、二、三日為優待參觀的日子，每人票價由一元錢減到三角錢。在陳列品中，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換。其他文物我不關心，古書畫的更換、添補，最引學書畫的人和鑒賞家們的極大興趣。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書中和畫上題跋中提到過某某名家，這時居然見到真跡，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曾聽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隻曾聞名，連仿本都沒見過的，不過驚詫“原來如此”。至於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識中所提到的“仿某人筆”，這時真見到了那位“某人”自己的作品，反倒發生奇怪的疑問，眼前這件“某人”的作品，怎麽竟和“仿某人筆”的那種畫法大不相同，尤其和我曾奉為經典的《芥子園畫譜》中所標明的某家、某派毫不相乾。是我眼前的這件古畫不真，還是《芥子園》和題“仿某人”的藏家造謠呢?後來很久很久才懂得，《芥子園》作者的時代，許多名畫已入了幾個藏家之手，近代人所題仿某人，更是輾轉得來，捕風捉影，與古畫真跡渺無關係了。

這時所見宋元古畫，今天已經絕大部分有影印本發表，甚至還有許多件原大的影印本。現在略舉一些名家的名作，以見那時眼福之富，對我震動之大。例如五代董源的《龍宿郊民圖》，趙乾的《江行初雪圖》，巨然的《秋山問道圖》，荊浩的《匡廬圖》，關仝的《秋山晚翠圖》。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南宋李唐的《萬壑松風圖》，馬遠和夏圭的有款紈扇多件。元代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高克恭的《雲橫秀嶺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等等，都是著名的“巨跡”。每次走入陳列室中，都仿佛踏進神仙世界。由於盼望每月初更換新展品，甚至萌發過罪過的想法。其中展覽最久不常更換的要屬范寬《溪山行旅圖》和郭熙《早春圖》，總擺在顯眼的位置，當我沒看到換上新展品時，曾對這兩件“經典的”名畫發出“還是這件”的怨言。今天得到這兩件原樣大的複製品，輪換著掛在屋裡，己經十多年了，還沒看夠，也可算對那時這句怨言的懺悔！至於元明畫派有類似父子傳承的關係，看來比較易於理解。而清代文人畫和宮廷應製的作品，已經沒有什麽吸引力了。

內務部的古物陳列所

夏圭《溪山清遠圖》（局部）

比故宮博物院成立還早些年的有“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熊希齡創設的，他把熱河清代行宮的文物運到北京，成立這個收藏陳列機構，分佔文華、武英兩個殿，文華陳列書畫，武英陳列其他銅器、瓷器等等文物。古書畫當然比不上故宮博物院的那麽多，那麽好，但有兩件極其重要的名畫：一是失款夏圭畫《溪山清遠圖》，一是傳為董其昌縮摹宋元名畫《小中現大》巨冊。其他除元明兩三件真跡外，可以說乏善可陳了。以上是當時所能見到宋元名畫的兩個地方。

至於法書如王羲之《快雪》、《奉橘》，孫過庭《書譜》，唐玄宗《鶺鴒頌》，蘇軾《赤壁賦》，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米芾《蜀素帖》和宋人手劄多件。現在這些名畫、法書，絕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不待詳述。

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書畫陳列，曾有一度極其分散，主要展室是鍾粹宮，有些特製的玻璃櫃可展出些立幅、橫卷外，那些特別寬大或次要些的掛幅，只好分散陳列在上書房、南書房和乾清宮東北頭轉角向南的室內，大部分直接掛在牆上，還在室內中間擺開桌案，粗些的卷冊即攤在桌上，有些用玻璃片壓著，《南巡圖》若乾長卷橫展在坤寧宮窗戶裡邊，也沒有玻璃罩。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也足見那時藏品充斥、陳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況。

在每月月初參觀時，常常遇到許多位書畫家、鑒賞家老前輩，我們這些年輕人就更幸福了。

隨在他們後面，聽他們的品評、議論，增加我們的知識。特別是老輩們對古畫真偽有不同意見時，更引起我們的求知欲。隨後向老師請教誰的意見可信，得到印證。《石渠》所著錄的古書畫固然並不全真，老輩鑒定的意見也不是沒有參差，在這些棱縫中，鍛煉了我自己思考、比較以至判斷的能力，這是我們學習鑒定的初級的，也是極好的課堂。

不久博物院出版了《故宮周刊》，就更獲得一些古書畫的影印本。《周刊》是畫報的形式，影印必然是縮小的，但就如此的縮小影印本，在見過原本之後的讀者看來，能喚起記憶，有個用來比較的依據。繼而又出了些影印專冊，比起《周刊》上的縮本，又清晰許多，使我們的眼睛對原作的認識更進了一步。

歲月推移，抗戰開始，文華殿、鍾粹宮的書畫，隨著大批的文物南遷，幸而沒有遇見風險損失，現在藏於祖國的另一省市。抗戰勝利後，長春流散出的那批卷冊，又由一些商人販運聚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又召集了許多位老輩專家來鑒定、選擇、收購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這時我已到中年，並蒙陳垣先生提挈到輔仁大學教書，做了副教授。又蒙沈兼士先生在故宮博物院中派我一個專門委員的職務，具體做兩項工作：在文獻館看研究論文稿件，在古物館鑒定書畫。那時文獻館還增聘了幾位專門委員：王之相先生翻譯俄文老檔，齊如山先生、馬彥祥先生整理戲劇檔案，韓壽萱先生指導文物陳列，每月各送六十元車馬費。我看了許多稿子之外，還獲得參與鑒定收購古書畫的會議。在會上不僅飽了眼福，還可以親手展觀翻閱，連古書畫的裝潢制度，都得到進一步的了解，同時又獲聞許多老輩的議論，比若乾年前初在故宮參觀書畫陳列時的知識，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收購古書畫的兩次鑒定會

第一次收購古書畫的鑒定會是在馬衡先生家中。出席的有馬衡先生(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垣先生(故宮理事、專門委員)、沈兼士先生(故宮文獻館館長)、張廷濟先生(故宮秘書長)、鄧以蟄先生、張大千先生、唐蘭先生。這次所看書畫，沒有什麽出色的名作，隻記得收購了一件文征明小冊，寫的是《盧鴻草堂圖》中各景的詩，與今傳的《草堂圖》中原有的字句有些異文，買下以備校對。又一卷祝允明草書《離騷》卷，第一字“離”字草書寫成“雞”，馬先生大聲念“雞騷”，大家都笑起來，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來了。張大千先生在抗戰前曾到溥心佘先生家共同作畫，我在場侍立獲觀，與張先生見過一面。這天他見到我還記得很清楚，便說：“董其昌題‘魏府收藏董元畫天下第一’的那幅山水，我看是趙乾的畫，其中樹石和《江行初雪》完全一樣，你覺得如何?”我既深深佩服張先生的高明見解，更驚訝他對許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見過一面的一個青年後輩，今天還記憶分明，且忘年談藝，實有過於常人的天賦。我曾與謝稚柳先生談起些事，謝先生說：“張先生就是有這等的特點，不但古書畫辯解敏銳，過目不忘，即對後學人才也是過目不忘的。”又見到一卷緙絲織成的米芾大字卷，張先生指給我看說：“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箋上寫的”，彼此會心地一笑。按：明代有一批偽造的米字，常是粉箋紙上所寫，隻說“粉箋”二字，一切都不言而喻了。這次可收購的書畫雖然不多，但我所受的教益，卻比可收的古書畫多多了！

第二次收購鑒定會是在故宮絳雪軒，這次出席的人較多了。上次的各位中，除張大千先生沒在本市外，又增加了故宮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和胡適先生、徐悲鴻先生。這次所看的書畫件數不少，但絕品不多。只有唐人寫《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卷，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裝訂是“旋風葉”的形式。在流傳可見的古書中既未曾有，敦煌發現的古籍中也沒有見到。不但這書的內容可貴，即它的裝訂形式也是一個孤例。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裝卷，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韓乾畫馬，所以又稱《韓馬帖》。卷後有王鐸一通精心寫給藏者的長劄，表示他非常驚異地得見米書真跡。這手劄的書法已是王氏書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見到米芾真跡，足見他平日臨習的只是法帖刻本了。趙孟頫說：“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蘭亭十三跋中一條）我曾經不以為然，這時看王鐸未見米氏真跡之前，其書法藝術的成就已然如此，足證趙氏的話不為無據，只是在“專心”與否罷了。反過來看我們自己，不但親見許多古代名家真跡，還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一絲一毫不隔膜，等於面對真跡來學書，而後寫的比起王鐸，仍然望塵莫及，該當如何慚愧!這時細看王氏手劄的收獲，真比得見米氏真跡的收獲還要大得多。

其次還有些書畫，記得白玉蟾《足軒銘》外沒有什麽令人難忘的了。惟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胡適先生指給徐悲鴻先生看，問這卷的真假，徐先生回答是：“像這樣的作品，我們藝專的教師許多人都能畫出。”故先生似乎恍然地點了點頭。至今也不知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師所畫。如果只是泛論藝術水準，那又與鑒定真偽不是同一命題了。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胡、徐兩位大師也早已作古，這卷墨竹究竟是誰畫的，真要成為千古懸案了。無獨有偶，馬衡院長是金石學的大家，在金石方面的興趣也遠比書畫方面為多。那時也時常接收一些應歸國有的私人遺物，有時箱中雜裝許多文物，馬先生一眼看見其中的一件銅器，立刻拿出來詳細鑒賞。而又一次有人拿去東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潤畫《秀野軒圖》卷，後有朱氏的長題，問院長收不收，馬先生說：“像這等作品，故宮所藏‘多得很’。”那人便拿走了。(後來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交故宮收藏。)後來我們一些後學談起此事時偷偷地議論道：容燒的瓷器、爐鑄的銅器、板刻的書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樣的產品，而古代書畫，如有重複的作品，豈不就有問題了嗎?大家都知道，書畫鑒定工作中容不得半點個人對流派的愛憎和個人的興趣，但是又是非常難於戒除的。

再後雖仍時時有商人送到故官的東北流散書畫卷冊，也有時開會鑒定，但收購不多，而多歸私人收藏了。

解放後，文物局成立，鄭振鐸先生任局長，王冶秋先生、王書莊先生任副局長，鄭先生由上海請來張珩先生任文物處的副處長。這時商人手中的古書畫已不能隨意向國外出口，於是逐漸聚到文物局來。一次在文物局辦公的北海團城玉佛殿內，攤開送來的書畫，這時已從上海請來謝稚柳先生，由杭州請來朱家濟先生，不久又由上海請來徐邦達先生，共同鑒定。所鑒定的書畫相當多，也澄清了許多“名畫”的真偽問題。例如梁楷的《右軍書扇圖》卷和倪瓚的《獅子林圖》卷，都有過影印本，這時目驗原跡，得知是舊摹本。

後來許多名跡、巨跡陸續出現，私人收藏的名跡，也多陸續捐獻給國家。除故宮入藏之外，如上海、遼寧兩大博物館，也各自入藏入許多《石渠》舊藏的著名書畫。此外未經《石渠》入藏的著名書畫也發現了不少，分藏在全國各博物館。

《石渠寶笈》所藏古代書畫，除流散到國外的還有些尚未發見，如果不是秘藏在私人家中，大約必已淪於劫火；而國內私人所藏，經過十年動亂，幸存的可能也無幾了。已發現的重要的多藏於故宮、遼寧、上海三大博物機構，散在其它較小的文物、美術機構的，便成了重要藏品。經過多次的、巡回的專家鑒定，大致都有了比較可靠的結論，但又出現了些微的新情況：即某些名跡成為重要藏品後，就不易獲得明確結論，譬如某件曾經舊藏者題為唐代的書畫，而經鑒定後實為宋代，這本來無損於文物的歷史價值，卻能引出許多麻煩。古書畫的作者雖早已“蓋棺”，而他的作品卻在今天還無法“論定”。後以在今天總論《石渠》名跡（包括《石渠》以外的名跡）的確切真偽，還有待於幾項未來的條件：（一）科學的鑒別技術，如電腦識別筆跡和特殊攝影技術；（二）全國收藏機構對於藏品不再有標為“重望”的必要時；（三）鑒定工作的發展和其它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後來的發明、補充、糾正如超過以前的成果，前後的科學字都不看做個人的高低、得失，而真理愈明；（四）歷史文獻研究的廣博深入，給古書畫鑒定帶來可靠的幫助。那時，古書畫的真名譽、真面貌，必將另呈一番繽紛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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