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霉素》：敘事和歷史的迷宮

尹學芸中篇

《青霉素》

《青霉素》：敘事和歷史的迷宮

文| 陳麗

“從打我記事起，我家就住在一個四合院裡……”，在《我的叔叔李海》第5節開頭，敘述者曾這樣說。而《青霉素》開篇即：“老街有兩座四合院，其中一座住了四戶人家。”

讀完《青霉素》後再返回“李海叔叔”，陡然生起一種奇妙的閱讀體驗：“四合院”像一個“書寫”不盡的歷史現場，無論是何種“書寫”、哪個敘述者，他們都在不斷地重返“它”。但每一次重返都變了樣：共時的空間布局、人員分布，以及由小說敘述者“敘事”的“此時”向前、向後異塵餘生出的“過去的空間”和“未來的空間”，再及，種種空間呈現的方式（也就是敘事的方式）。

比如，在《我的叔叔李海》中，於四合院裡出場的只有一家（“我”家），與之發生關聯的是遠在另一座城市的李海叔叔一家；若再仔細些說，在兩家人間，主導一次次交往的只有李海叔叔和“我”家（也許說“我”的父母更為確切些）。兩家人關係的發生被安排得極為偶然，但“我”家對李海叔叔態度前後的分別，又是相對明朗的：小說由李海叔叔成了一位不受歡迎的客人說起，向後、向前，從兩家人的初識到態度轉變的發生，追溯父輩這段來往的來龍去脈。這種明朗的關係原本足以撐起小說一條清晰的線索，但是《我的叔叔李海》的迷人之處恰恰在於，它對這種清晰和明朗產生了懷疑：當“我”這代人日後聚在一起，談及李海叔叔“打秋風”的來龍去脈、道出了種種讓人意外的細節，以及“我”與李海叔叔一家有了更多的來往和交流後，敘述者最後說：“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符合程序甚至正義。但只有我自己清楚，這裡面有太多的微妙不能對人言。”這微妙當然也包括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態度”裡，那些複雜的無以言說的種種“可能性”；它們在多數時候約等於“沉默”，若無人發現，無人發聲，無人知曉，那麽已經說出的一切看起來是如此“順理成章”，敘事由此顯得順暢和可信；當然，對讀者而言，這樣的文本閱讀起來也是輕鬆的。

《我的叔叔李海》在“順暢”之餘，開出了一條裂隙，引入了無窮的“活水”，以反思性的方式包容了生活的可能性。我想，這種反思對於小說家的敘事觀念而言，也許應該帶來些什麽沒有回旋余地的轉變吧。這個轉變，我恰恰在《青霉素》中讀出了：它使敘事變得“蕪雜”，仿佛一座迷宮，敘述者深陷其中。

寫《青霉素》的尹學芸這一次，對生活的可能性極為誠實地做了謹慎的處理。當敘述者說“正房和倒房住了另外姓氏的兩戶人家，因為與本文無關，暫且不論”時，小說其實使“現實”保有了一種“敞開性”：另兩戶人家是存在的，他們的故事也在那兒，只是出於某種原因被放逐到了“幕後”。與此同時，“我們家”和正坤家在四合院中一下子被推向了舞台中央，在敘述中輪番出場。但是在敘述者心中始終懸有“幕後”這個“他者”。在敘事過程中，總有人在“幕後”，在《青霉素》中，作者似乎總在往後面探腦袋，想要翻出生活的、歷史的另一面和更多面。這是誠實的，也是艱難的。

相比《我的叔叔李海》，《青霉素》對於四合院的這番“重返”，像是已經重組了一個“多面體”：故事發生在四合院內的兩家人之間，“我們家”有五口人，父母和三個孩子，劉正坤一家有趙蘭香、四老歪夫妻二人及七個兒子；人物關係由此難免交叉、纏繞得不講道理。因為太過複雜，生活也就沒道理可言了。小說題目叫“青霉素”，跟“李海叔叔”一樣，它也有一個核心人物劉正坤。正坤是個赤腳醫生，學成後回了罕村為村裡人治病，動輒給人打青霉素；但是說到這兒，卻很難再像對“李海叔叔”那樣，對這個人物的故事走向說個明白。讀者會感受到述說的無力。正坤是個中心點，由他發散出去的關係線鋪陳了一張沒有結點的網，人們在此什麽都抓不住、也找不到路。他還像是打針、點滴時的針尖，輕輕扎入皮膚，青霉素就進入體內、湧向交錯的血管。但沒有人知道點滴後產生了些什麽反應。打青霉素要做皮試。小說最後，正傑說：

“有時候，他假裝給人家做皮試，其實根本沒做。他樂於看見過敏的人，那樣他就像獵手遇見了獵物。他的藥箱裡其實一直儲存著腎上腺素，可他一次也沒給人用過。”

四老歪、正合、正清、小水，正坤，一家人先後去世。但這一切依然不明朗，我們還是不知道正坤究竟發生了什麽，做了什麽；最重要的是，為什麽。

“我”看了正坤去世後留下的日記後，告訴了王永利。日記第一頁，1974年10月13日，“我忘記做皮試了”。那時正是第一次為“我”打青霉素。“我”問：“這麽多年，罕村就沒人察覺？”王永利說：“都跟我們一樣吧。有一種無力感，讓你說不得，做不得。”“我”問：“為什麽呢？”敘述者隨即說，“我真想他還活著。”劉正坤本人是沉默的、不發聲的：“你永遠看不見他有態度。”“他就像個臘人，溫度幾乎恆定。”最終，沒有人真的了解他，而日記也不可信：“說日記其實並不準確，裡面沒有多少內容。”小說結尾，正傑打來電話，說要收回“日記”，真相再次面臨失落。劉正坤的歷史是個迷宮，若試圖走進他的歷史，是可以發現無數條路的，但是難以找到的恰恰是從前因走到後果的那一條。所以小說不無遺憾地說：

“歷史就是一本書，既看不到第一頁，也翻不到最後一頁。所以，很多事情容不得看清前因後果。

就隨風而逝。”

事實是，人人歷史皆如此。“隨風而逝”的是發出後的聲音，總要歸於沉默，或是還來不及發出聲音的種種沉默。那麽，小說家講歷史時，就像迷失在風裡，面對一片空無偏偏想要抓住點什麽，捕來的當然只有影子或碎片了。在《青霉素》的敘事過程中，有很多旁出的“片斷”，人物的歷史也因此斷裂成“碎片”，由此“書寫”變得和“閱讀”一樣，人人都在努力走出迷宮；既樂於、又苦於此事。但總在迷宮中。

譬如，在寫到正坤結婚的那一節，敘述者突然說起：“這個冬天我十三歲。記憶深刻的事情是終於有了一條自己的內褲。不是穿不起，是大人想不起來。”沒有人能夠確定兩件事之間的關聯，但作者所捕捉到的這類隱秘的欲望浮現，無論在怎樣的歷史時間裡都是動人的。這種浮現霧蒙蒙的。在迷宮中與之相遇，不知道是屬於哪段時間，我們不知道正坤是不是在這一年結的婚。此外，片斷式敘述還表現在“重複”：小說反覆寫劉正坤坐在屋脊上旁觀趙蘭香和他過去喜歡的姑娘發生爭執，一聲不吭；寫正坤和鐵秀珍婚禮時的場景；寫趙蘭香和書記那張寫著“一丘之貉”的大字報；寫正坤和鳳丫在一起的可能性……仿佛它們都是什麽重要的歷史關節點，但又說不清有什麽意義，沒有人能因此作出任何定論。

“可能性”總在一種看似“必然”的邏輯之外，它就像是一個人在遇到岔路口時選擇了一條路之後剩下的無數條其他的路。這未選擇的路，又像是處於一種現實邏輯中的人的欲望的無方向性“外溢”。但若是每一次恰在選擇之時就面臨著欲望的拉扯，那我們便是處在了博爾赫斯的“花園”裡，體驗著時空的分岔。更多的時候，人們若沒選擇走上去，那路就同沒有一樣。但到底還是聊勝於無的吧，因了人的意識。

有關正坤和鳳丫的人生，敘述者說：“他們中間隔了一條河，誰都不肯往前邁，結果造成了終身誤。”兩人沒能走到一起，各自結了婚。沒有人知道那條河在那裡，正是因為河水四溢，遍地都是。敘述者無意像人們通常會做的那樣，將過錯歸於正坤的母親趙蘭香身上。鳳丫說：“就衝正坤這麽聽他媽的話，將來誰嫁給他也不會幸福。”敘述者對此回應道：“這話我又不愛聽。兒子聽媽的話，能有錯？”不同的聲音如此互相激蕩，仿佛沒有人該為誰的人生“失誤”承擔罪責。奧登在《歧途》裡說：“在這裡相逢並擁抱的朋友已經離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錯誤。”

有趣的是，《青霉素》中或隱或顯的時間線索，無疑能讓人梳理出三個歷史時期，甚至小說時間的推進有時也在依賴它們：

先是土地革命分得四合院，隨後由於院中人的離散，院子不再被提及，像是遭了拆毀似的；“我們”讀大學、進入城市工作；在世的老人們則住進了養老院。但是推進沒能促使任何謎團解開。老人們仿佛失了憶，罕村的過去被拋在了後面；謎團像是反線性時間似的，沒有人因此豁然開朗。真相始終在發聲與噤聲的張力間回旋，小說最後在劉正坤日記那個情節上戛然而止的，是王永利說出的一句話。聲音的漣漪在風中蕩開。沒有最後一頁。

羅蘭·巴特談及敘事時說：“敘事遍布於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以這些幾乎無限的形式出現的敘事遍存於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由此，敘事面對的好像就是歷史。《青霉素》中除了敘述者構築的敘事迷宮以外，也引入了種種傳言、傳說和民間故事。小說開篇談起一隻黃鼬時即說：

“當然這是傳言，但這傳言知道的人甚廣，許多年後，甚至被寫進了民間傳說，只是時代被往前提了大概一百年，鋼鏰變成了銅板。”

迷宮中的斷片式敘事也像是傳說的斷片，等待撿拾。

本文作者簡介：陳麗，女，1995年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尹學芸

尹學芸，天津市薊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天津市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長篇小說《菜根謠》，中篇小說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別十年》《分驢計》《天堂向左》等。曾榮獲首屆梁斌文學獎，孫犁散文獎，林語堂文學獎，北京文學優秀作品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和第七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