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英大學的招生制度不過是精英的遊戲？

今年3月，美國司法部史上規模最大的高校招生腐敗案被公之於眾，耶魯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多所精英高校陷入招生舞弊案。馬薩諸塞州的聯邦檢察官安德魯·萊林起訴了50人，其中包括好萊塢女演員菲麗西提·霍夫曼、女演員洛莉·路格林、還有著名時裝設計師莫辛莫·賈恩魯裡以及多名企業高管。嫌疑人涉案的金額高達2500萬美元，這些錢用來賄賂考官，讓其子女在考試中舞弊，或者賄賂高校的體育教練，讓學生以體育特長生身份進入高校。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這起美國招生舞弊案還涉及兩個中國家庭，其中一個中國家庭賄賂的金額高達650萬美元，另一個家庭賄賂了120萬美元，遠高於其他涉案家長支付的金額。

此事在美國發酵了很久，人們熱衷於探討其中的名人醜聞。不過，這也引起了不少美國人對美國精英大學招生機制更大的反思，以及反思這些現象背後所牽涉的階層固化和精英再生產的社會問題。

撰文 | 徐悅東

美國的精英大學錄取制度

是精英統治的遊戲？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前招生主管Jason England在Vox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仔細反思了美國精英大學招生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

美國大學有一個“提前決定”（ED）的錄取程序。這種錄取程序比一般的錄取早幾個月進行，針對的是那些對目標學校非常明確的申請者。而且，用此途徑的學生只能申請一所開放“提前決定”的學校，一旦被錄取，就必須入讀該校。

對於大學而言，這樣能保證該大學的入學率，而入學率會影響學校的排名。此外，這也保證了大學的學費收益率。這樣還能讓頂尖的大學提前鎖定優秀生源。Jason England特別討厭這個制度。因為對於學生來說，選擇“提前決定”意味著該名學生有著熟知這套申請流程的私立高中顧問，這樣能在申請大學時領先一步。而私立高中的學生往往來自較富裕的家庭。他們可以負擔得起在暑假裡到大學進行校園訪問，而且他們也不需要等待獎學金的援助。

考試作弊和賄賂體育教練其實是比較少見的，在這樣的案件被揭發之後，公眾的反應是非常憤慨的。但是，私立高中的入學顧問和老師的幫助，在公眾的眼裡卻是正常的。Jason England認為，這同樣是不公平的。

Jason England以他當招生主管的經驗告訴我們，招生主管往往難以拒絕來自私立高中的申請人，因為私立高中的教育質量更好，學生的SAT分數更高，還有精心設計的推薦信對他們的吹捧（其中陳詞濫調有：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勤奮、領導力、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探索欲十足、是我xx年來教過最優秀的學生）。然而，在公立學校的推薦信裡，他們的推薦人其實並不太認識所推薦的學生。

許多頂級私立學校還會“操縱”他們的學校檔案：比如說，申請人的成績排名在前5%到10%，但是學校會寫成申請人的成績排名在前10%。這讓招生主管無法判斷到底具體排在前10%的前面還是後面。還有一些私立高中根本沒有提供成績，只會用陳詞濫調來替代。

理論上，招生主管重視一個學生未來的價值、申請人和大學之間的適合度、與該大學的價值觀契合、有著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力、對社區的責任心。但是在現實裡，這些都不如標準化考試的成績、班級的等級以及是否是私立高中重要。

精英大學儘管是非營利組織，但是它們有著一顆企業的心，當然更傾向於考試分數高的學生，儘管考試分數高的學生不一定會比考試分數低的學生能成為一名更好的公民。而標準化考試的成績與家庭收入和家庭教育水準有著相當大的聯繫。

Jason England想起他當招生主管的最後一年，他面試了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西部一個經濟蕭條地區的女學生。她出身於工薪階層，父母都沒有高等教育學位，但她的課外活動表現很好。不過，她的SAT成績比Jason England所在的學校的中位數低了七十分。

在面試中，Jason England被她回答所展現的思想深度、謙遜的幽默和批判性思維所打動。Jason England在招生委員會上慷慨陳詞極力推薦這位學生，他認為她只是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源，不然她能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不幸的是，在委員會的投票中，5票反對，4票讚成，這名學生並沒有被錄取。

Jason England還認為，在美國大學招生錄取中，富裕的白人男性比女性的機會更多。在體育特長生的招生中，這一點便可體現出來。有一個強大的D-III體育項目對於一所大學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給學生以凝聚力。而且，理論上來說，這些運動員畢業後可能會進入更有利可圖的領域，也可能捐錢回報學校。

不過，女性運動員並不受矚目，所以即使她們有足夠的實力，也經常要通過常規的錄取渠道錄取。而黑人運動員也經常被推到傳統的招生委員會中，為了完成增加錄取種族多樣性的表面功夫。這使得體育特長生的招生名額中，為更多的富裕白人男子留下了位置。

Jason England還抨擊了美國大學的排名制度。他認為，理論上，學生應該思考的是自己的優勢和興趣是什麽？什麽樣的環境最適合自己？想去什麽大學學習什麽特定的課程或參加什麽學生團體？這所學校為什麽需要自己？大學的特性與自己的興趣的契合度遠比大學排名重要得多。

事實是，至少一半的精英大學的大一新生是完全可以互換的。許多招生主管也不知道哪些候選人更具有資格，更不清楚誰將會在這所大學的課堂上能找到歸宿。因為美國大學入學的標準相對主觀和靈活，這也導致許多人可能都會達到招生主管想要的標準，這增加了錄取的模糊性。

此外，我們很難讓任何人承認自己出生和環境所帶來的好運。Jason England認為這破壞了美國夢的關鍵：自我奮鬥的神話。這個神話讓那些富裕的學生根本沒留意到自己家庭本身帶來的好運，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奮鬥來的。若他們失敗了，他們就會找替罪羊（黑人偷走了我的位置）。而作為一個社會，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個保證富人學位證書的制度。若事情進展不順利，他們自然會怪那些“妨礙”他們獲取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人。

精英大學意味著什麽？Jason England 認為，“其實精英大學並不反映你作為一個學生的價值”，精英大學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帶來的社會資源和經濟網絡，其中包括醫生、律師、高級經理等精英社交圈子，這些社會資源對於弱勢群體而言，是極具意義的，因為這能真正的讓教育成為向上流動的手段。不然，美國大學已經成為了資本主義的精英統治者的遊戲。

面對著實現階層流動的責任，作為一個招生主管，Jason England回憶道，他的目標是去客觀評估每一個學生。但是，面對著數千名申請人，在連續16小時的工作日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失去方向，因此，隻責怪招生主管是很不公平的。

Jason England很擔心這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因為這個遊戲明顯有利於富人和強者，這也是美國社會的延伸。精英大學滿足於賺錢，而這些優秀的頭腦們只會為社會的健康付出代價。Jason England表示，雖然他對現狀很悲觀，但是他的希望是樂觀的，他希望這些精英機構能重新思考招生和教育的目的，改變他們的招生流程。

保護美國精英“特權”的招生制度

是如何來的？

據《大西洋月刊》報導，美國精英大學保護並偏袒富裕白人學生是有深刻歷史淵源的。在四百多年前哈佛大學的首屆畢業典禮上，我們會發現，九名畢業學生清一色是白人男性。他們獲得學位的順序不是根據年齡、成績、獎學金或首字母來確定的，而是根據他們的社會等級來確定的。

在這些學校的創辦早期，富裕的白人學生不僅在入學方面享有特權，他們也是基本上唯一被考慮錄取的人。到19世紀末，大學校園裡一般都是由私立高中的畢業生組成。在哈佛大學最初成立時，他們以學生的性格和家庭背景以及他們對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熟練程度作為錄取標準，這種錄取制度非常主觀。

在1892年，由於社會對大學研究學術的期望激增，James Jay Greenough曾在當時的《大西洋月刊》裡撰文道，他希望哈佛大學能測試候選人有關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英國古典文學、代數和平面幾何、物理學、古希臘羅馬或現代英格蘭和美國的歷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識。這樣的測試很大程度上拒絕了那些無法參加預科學校的學生，而富裕的白人基督徒男子繼續壟斷了入學名額。

的確，因為有了學術水準測試，有一些低收入學生開始考上哈佛大學，在1933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Russell T. Sharpe介紹了哈佛大學的管理者如何找到解決貧困學生的財務問題的方案。哈佛大學的第一個獎學金在1643年設立。在1838年，學校建立了一個私人學生貸款機構，提供零息貸款，以支持有能力卻貧困的年輕人。這種想法很快傳播到其他院校。

到20世紀初期，精英大學首次向公立學校的學生敞開大門，並規範其錄取標準，招進了大量新人。校園裡的猶太學生的人數飆升，到20世紀20年代早期，猶太人佔哈佛大學學生總數的21%，佔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總數的40%。此外，這些精英大學裡開始有著越來越多有愛爾蘭、德國和東歐背景的新生。

當時的哈佛校長羅維爾（A. Lawrence Lowell）並不願意在校園裡看到種族的多樣性，他努力把自己的偏見編入學校的政策，比如禁止黑人進入新生宿舍和食堂，並提出一個新的比考試成績重要的招生標準，這包括了出生地、家庭背景、運動能力、個性等。在這個新標準的報告上，他們說這個標準是“不分種族和宗教的平等機會政策”。但有了這個彈性的標準，招生主管就可以借品德之口將猶太學生拒之門外。而美國大學招生的這種種族配額模式，也影響到了現在。近兩年，哈佛等名校開始限制用這種彈性的“玻璃天花板”限制亞裔入校，這也引起了美國亞裔的抗議。

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管理人員意識到，“如果入學標準的優點是基於學術能力測試，這也許導致了招收了錯誤的學生，那麽解決方案就是改變優點的定義。” Malcolm Gladwell在2005年《紐約客》這樣寫道。現代的美國大學招生較為彈性的錄取制度就誕生於此。

這個制度在設計的時候就傾向於富裕的白人學生，他們受益於“家族遺產”（即對校友子女優先錄取，他們通常是富裕白人）、“體育特長生”、“家族捐贈入學”等許多有別於標準學術能力測驗的招生政策。基於同樣的政策，弱勢群體因為其不能承擔私立高中的學費，得不到學校顧問的建議，他們的父母也沒怎麽受過好的教育，更加難以上這些精英學校。

直到現在，雖然據哈佛大學的學生報紙《The Harvard Crimson》進行的調查，超過一半的哈佛學生是非白人學生、超過一半的學生是女性、超過一半的學生獲得了獎學金，但是這種制度的遺留痕跡依然存在。“家族遺產”（Legacy）的申請人的入學率是非“家族遺產”入學率的五倍。而且，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白人學生，佔新生的15%以上，而這隻佔美國人的5%。

而對於貧困的學生來說，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在大蕭條期間，學校曾努力給予學生許多支持，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的財政援助也給予裡許多退伍軍人上大學以支持。但是，隨著貸款制度不斷發展和變異，現在許多低收入的學生面臨著負債讀名校，未來卻可能破產的危險。

我們如何讓寒門出更多的貴子？

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Evan Gerstmann在《富比士》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認為常春藤名校是走向財富和成功的條件，而賄賂舞弊上名校的學生家庭本身就很成功，這似乎很奇怪。據《華盛頓郵報》調查，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的收入遠遠超過其他學校的同齡人。“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10年後的年均收入中位數超過7萬美元，對於其他學校的畢業生來說，中位數大約是34000美元。”“對於那些在大學裡名列前茅的學生來說，差距更大，不出所料的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表現都特別好”。

Evan Gerstmann認為，要解釋這種現象，重要的不是學校，而是學生。Stacy Dale和Alan Krueger在2011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的一篇論文稱，若我們將這些精英大學的畢業生，與那些沒去精英大學上學但也沒去不那麽知名的普通大學的畢業生進行比較，那麽這樣的收入差異就會縮小甚至消失。根據他們的調查，學生未來的收入如何反而與SAT成績相關性更高一些，而不是上沒上過這些精英大學。

只不過，這個研究也有著局限性。它沒有涵蓋所有的精英大學。而且，最重要的是，這項研究的結果不適用於有色人種和貧困的學生。Evan Gerstmann認為，我們依然缺失對貧困學生的討論。入讀精英大學並不是成功的捷徑，那些試圖通過賄賂而進入精英大學的人應該認識到，入讀精英大學對他們的孩子以後富裕不富裕沒有什麽必然的聯繫，這不過是他們讓子女去名校鍍金罷了。

而在Vox上，Dylan Matthews補充了這種看法。他也認為，這些社會精英通過賄賂來讓他們的子女上精英大學的做法很愚蠢，因為他們的孩子是最不可能因此受益的。Stacy Dale和Alan Krueger的確證明了畢業生未來在收入上的成功與是否上精英大學沒什麽必然的聯繫。但是，對於女性來說，上過精英大學的女性的收入會更高，這是因為她們不太可能因結婚或生育而離開勞動力隊伍，這直接推高了她們的平均收入水準。

根據Raj Chetty, John Friedman, Emmanuel Saez, Nicholas Turner和Danny Yagan的研究發現，精英大學很容易就能讓貧困學生的未來收入上升到全美國前20%，它們尤其擅長將貧困學生的收入上升到全美國的前1%。比如，在哈佛大學，有超過半數貧困家庭出身的學生，在32-34歲收入排在全美國的前20%（58000美元），有八分之一的貧困家庭出身的學生進入全美國排名的前1%（197000美元）。而史丹佛大學的表現更好，它讓18.5%的低收入學生在32-34歲收入排在全美國的前1%。

不過，在這些精英大學裡，這些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越來越少了。在2013年，只有4.5%的哈佛學生家庭收入不超過20000美元，在耶魯大學，這只有2.1%。這說明，對於貧困學生來說，精英大學在幫助他們實現階層上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多招一些貧困學生。

Dylan Matthews認為，有許多方法能幫助更多的貧困學生進入精英大學。Caroline Hoxby和Sarah Turner的研究發現，他們向貧困優秀高中生免費給予申請這些精英大學的信息和建議，一個學生的成本只有6美元，就能增加他們進入精英大學46%的可能性。

當然，一些質疑者會擔憂，若大量的貧困學生入學之後，階層流動的效應就被削弱了。John Friedman估計，普林斯頓大學一年的入學人數是那一年入學的貧困學生的6倍時，這時普林斯頓大學是最具有階層流動效應的。

所以，Dylan Matthews認為，若這些精英大學不要尊嚴的話，不如先設定一個SAT成績的底線，然後讓這些精英大學給這些富裕家庭拍賣20%到30%的入學名額。其余的名額給收入較低的學生，並且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孩子預留位置。而拍賣的收益就可以免去這些貧困學生的學費。

這個建議並不是異想天開，負責管理哈佛大學捐贈基金的公司高級主管Michael Cappucci也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想幫助更多貧困學生，哈佛大學可以擴招到甚至20000名學生，使學校能更有效地為貧困兒童提供階層上升的機會。恰如哈佛大學教授、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認為的那樣，如果不平等被利用來幫助我們當中境況最糟糕的人的話，那這種不平等有時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