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最好的教育就是給人以自由

抗戰期間，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讀到阿爾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今譯阿道司.赫胥黎）的著作《目的與手段》，其中有一章專門談論教育問題，便把它翻譯出來。抗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論》為名出版了這本小冊子，並納入“新中學生文庫”。

潘光旦介紹說，小赫胥是那個著名的《天演論》作者湯姆斯·赫胥黎的孫子，他的這本書對於反思當代教育，同樣具有很好的啟蒙作用。比如他提出的觀點：“教育不是訓練”“宣傳不是教育”“聽話不是好孩子”“從教育的本質來看，有些教育實際上是反教育”，至今引人深思。

順便說一句，這個小赫胥黎最有名的著作，是他與《1984》齊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

自由是最好的教育

——讀潘光旦《赫胥黎自由教育論》

文 | 智效民

來源 | 《隨筆》2008年第3期

01

“聽話才是好孩子”，幾乎是每一個中國家長的口頭禪，但是讀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之後，很可能會動搖這一觀念。

比如在該書第二小節“童年後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嬰兒對糞便的認識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麽關係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介紹了近代心理學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愛憎的由來》一書中指出，在嬰兒稍微懂事之後，成年人對其便溺行為最好不要“過分的申斥儆戒”。這種不知清潔的兒童雖然不大惹人喜歡，但是他們長大以後，性格卻比較“溫柔寬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會和別人多爭閑氣”。這一研究成果告訴人們，如果成年人對嬰兒“清潔的訓練，略微放鬆一些，或開始得比較晚一些，我們的情緒生活便會安閑鎮靜得多”。這樣一來，大家就容易和諧相處。

這一發現與我們的教育觀念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才強國戰略和望子成龍思想的影響下，加強兒童的早期教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這很可能是許多獨生子女缺乏溫柔寬厚的性格、不容易與別人和諧相處的一個重要原因。

02

如果說許多中國家庭在兒童早期教育中已經陷入一種誤區的話，那麽由學校介入的“兒童後期教育”，又是什麽狀況呢？

自從恢復高考以後，由於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死灰複燃，青少年一代陷入應試教育的惡性競爭之中。這種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紀律、服從組織管理、聽從老師指揮、接受知識灌輸，以便在高考中取勝。近年來大家對應試教育多有批評，並提出素質教育來彌補其缺陷。但由於素質教育並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有局面。

這種局面與赫胥黎在書中批評的情況極其相似。為了讓大家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學家羅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關論述。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羅素就憂心忡忡地指出：

在許多國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絕對而不問事由的服從；三是對老師的唯命是聽，已經到了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地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地自求啟發。

他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出雙重性格的人。所謂雙重性格，是指“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對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因此羅素認為：“童年的紀律訓練和成年的戰爭愛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03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則從人格培養的角度分析了強迫教育的危害。她說：

一個兒童，如果沒有學會獨自一個人行動，自主地控制他的作為，自動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後，他不但容易受到別人指揮，並且遇事非依賴別人不可。一個學校裡的兒童，如果不斷地受教師干涉，禁止，呵斥，以至於詬罵，結果會變成一種性格上很複雜的可憐蟲。

之所以“可憐”，是因為他有一種“內疑外懼”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在年輕時表現為“羞縮”，成年後又表現為頹喪、萎靡不振和逆來順受，“而一遇危機，連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氣……都拿不出來。”

因此她認為，強迫被動的教育對一個人來說，“第一步是養成一種永久的自卑與自餒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後一步，是教他們……一種五體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補充道：“我以為蒙特梭利博士還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種自餒的心理倒並不是完全消極的，而是有它的積極的補償的，而其補償的表現就是對於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為如此，他認為這種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樣。

看來，我們不僅要重新認識“聽話的孩子”，更要反思他們所受的教育。

潘光旦（1899年-1967年），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現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潘光旦先生1913年入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畢業赴美留學，入達特茅斯學院，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至1952年，先後在上海、長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學任教授。曾先後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建國後，曾先後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潘光旦先生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並稱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他一生涉及廣博，在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這可能是中國學界自嚴複後將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行結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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