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倉罐：西晉越窯青瓷的代表作

與每個地方的博物館都會有屬於自己的鎮館之寶一樣，浙江紹興市上虞區博物館自然也有自己的鎮館之寶。讓人驚喜的是，它並不是外來物抑或舶來品，而是與“世界青瓷發源地”相契合的代表西晉越窯青瓷生產最高水準的寶貝——穀倉。

▲越窯青瓷·穀倉頂部上虞博物館藏

▲ 越窯青瓷·穀倉局部特寫上虞博物館藏

因為太過珍貴，上虞博物館館藏的那只被1995年5月由耿寶昌、張浦生等組成的國家文物局一級文物鑒定專家組鑒定為一級文物的西晉穀倉，至今還被珍藏在博物館庫房裡。在陳列室展覽的，只是其仿品。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有幸三睹其芳容。每每欣賞之時，我總是肅然起敬，情不自已。不啻因為其年代久遠，更因為附著其上豐贍的歷史文化訊息及其精美絕倫的工藝水準。

西晉穀倉

上述西晉穀倉，1984年3-9月經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曹娥嚴村原浙江省建築衛生陶瓷廠基建工地進行考古發掘所獲。這隻西晉穀倉，通高43.5厘米，底徑15.4厘米。據曾在上虞博物館工作近10年的副研究員、專著《瓷之源——上虞越窯》的作者章金煥描述：西晉穀倉“器身為腰沿罐，口部覆蓋，蓋底方形，上塑一組建築物。腰沿上堆塑為二層，中為筒狀頸，周圍塑拱手跪姿的胡人俑，展翅雀躍的飛鳥，以及門闕等建築物;罐體為溜肩，弧腹，平底，肩腹部劃弦紋，罐身上貼附蛙頭、鋪首、騎獸俑、舞蹈俑。紋飾內容豐富，製作精良，施青黃色釉。”

須知道，盛行於三國西晉之時的穀倉，是最富有研究與藝術價值的越窯青瓷。它既是當時建築風貌的縮影，又是人物服飾、器樂演奏、歌舞、百戲及珍禽瑞獸的寫照，同時還是越人習俗及其喪葬思想的反映，可謂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珍。比如昂首尖喙、雙翅舒展、寬尾的飛鳥，簇擁其上，與《吳越春秋》所載“百鳥佃於澤”瑞象相符，當是越人視鳥為神靈的印證。又比如，其樓閣類建築四周環布形態不一的伎樂俑或珍禽異獸貼飾，又有飛鳥，呈現出一種炫富享樂、祈福禳災的儀式場面，既有用以媚神、祭奠慰藉亡靈，又有為其子孫祈禱富貴福祉之寓意，應當是祈求保佑死者能在陰間享受榮華富貴、過上幸福安康生活的喪葬明器。穀倉出土，其數量不少，但往往破損者多，且堆塑簡單，此穀倉集拉坯、拍片、捏塑、范印、雕刻等多種技法於一體，以其器型規整、保存完好而鶴立雞群、獨領風騷。

穀倉的由來

三國青瓷穀倉罐

穀倉，由五聯罐演變而來，流行於三國西晉時期，俗稱堆塑罐、魂瓶，也有學者稱之為佛寺罐，日本則把這種器物稱神亭壺，是一種專門用於隨葬的明器。三國時的穀倉，下部為罐身，有的在罐身上壓印網格紋，有的印貼各式人物俑、鋪首、佛像、螃蟹、龜等，上部中管比五管瓶的中管明顯擴大，另四管逐漸低矮，堆貼門樓、門闕、飛鳥、胡俑、獅子、龍等。西晉時的穀倉，五管大多已被亭閣所代替，堆塑更加繁複，至西晉中晚期，五管徹底消失，最上面往往是帶脊的四坡屋頂。有的穀倉上還有碑，上面多銘有“會稽”、“會稽上虞”、“會稽出始寧”等文字，如紹興南池鄉官山嶴村橫棚嶺西晉墓中出土的穀倉，碑額陰刻“會稽”，其下分三行豎刻“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樂眾無極”。紹興南池鄉施家橋村出土的一件穀倉，碑上則用隸書刻有“會稽出始寧，用此靈，宜子孫，作吏高遷，樂無極”。始寧即今上虞上浦、章鎮一帶，縣治在嵊州三界，三界一帶無越窯窯址。從窯址調查情況看，上浦鎮大善村的鳳凰山窯址、梁湖鎮華光村的晾網山窯址都曾發現穀倉的殘件。鳳凰山窯址在三國西晉時屬始寧縣，晾網山窯址則屬上虞縣。

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

上虞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生息的樂土，又曾為越國的腹地。人文積澱深厚，兼具得天獨厚的製瓷條件和以曹娥江為主乾的便利的水路交通網，從而使瓷文化必然地在這片土地上萌生、繁榮。想起全國古陶瓷委員會主任、中國官窯學會會長葉巨集明先生，1978年與其他考古工作者一起在上虞縣陸續發現漢代古窯址20多處，根據“大多數出土的東漢瓷片，釉表面玻化良好，釉和胎結合牢固，釉胎的中間層處有放射狀和條束狀晶體，釉面沒有裂紋，燒成溫度均在1250攝氏度以上，吸水率則在0.5%以下”這些因素，並通過大量的分析數據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我國的漢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過渡，真正的瓷器發源時間是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東漢;發源地是現在上虞縣的小仙壇和帳子山一帶”。而入選“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對其的發掘進一步證明了上虞乃世界青瓷的發源地。至此，我們也就不難解釋三國西晉之時上虞的一些古窯何以能夠製作出其時頗為流行的氣勢雄達、工藝精美的穀倉了。

越窯的繁榮

如果說，三國西晉是上虞越窯的第一個發展高峰的話，那麽，三國西晉上虞越窯窯場的數量從東漢時期的60多處猛增到三國西晉時的140余處，且製作工藝精進，蓋有多重因素：一是江南地區相對穩定的政局，使人口增加，農業發展，這為上虞越窯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有吳之務農重谷，始於此焉”。而依海傍湖的會稽一帶，農業生產更是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二是厚葬風的盛行，擴大了越窯青瓷的銷路。漢代，民間厚葬風盛行，“送終之製，竟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到三國西晉，厚葬之風依然盛行。三是孫吳時期，會稽一帶運河的開鑿，對外交往的頻繁，也為越窯青瓷外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紹興市志》大事記“三國·吳”部分記載：大帝黃龍二年（230年），“吳國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自章安出發，浮海求夷洲（今台灣地區）及亶洲。”又載：大帝赤烏八年，“吳開破崗瀆，鑿通從句容以南向東至雲陰（今江蘇丹陽）河道，會稽運河航路可直通吳大城（今蘇州）、建鄴（今南京）”。在西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會稽內史賀循主持疏鑿自郡城西郭至蕭山的西興運河。運河的開鑿疏浚，對外交往的頻繁，也為越窯青瓷的外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四是佛教的流行，也促進了越窯青瓷的繁榮。漢代，佛教從海路傳入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一帶的民俗發生了顯著變化，表現在喪葬方面，則是將大量的佛教象徵物埋入墓內。東漢時有覆缽式窣堵波模型和堆塑罐兩種。到孫吳晚期，穀倉上的胡人和象徵天地萬物的各類動物裝飾比以前更為繁密。佛教文化的盛行，使得這種佛教的象徵物需求旺盛，這一方面促進了製瓷工藝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擴大了與佛教有關的越窯青瓷產品的需求量，推動了越窯青瓷的繁榮。此外，東漢上虞製瓷業取得的卓越成就，三國西晉時地主經濟的繁榮，這些因素也都促使當時上虞的瓷業生產進一步發展，上虞越窯由此步入了製瓷史上的繁榮期。

穀倉的製作工藝

故宮博物院西晉青釉堆塑穀倉罐

穀倉是三國西晉青瓷產品的代表作，因為穀倉的製作難度大，它使用了模印、鏤孔、捏塑、刻劃、貼花等多種裝飾工藝，把早期越窯的裝飾工藝和燒製工藝推向了極致。穀倉造型高大而不變形，工藝繁雜而不失精致，故而穀倉便當仁不讓成了西晉越窯青瓷的最高工藝成就的代表。據紹興市上虞區越窯青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館員杜偉介紹，成型最為複雜的當數穀倉，除泥條盤築，其他成型技法在穀倉中都能見到。穀倉製作的第一步是罐身拉坯。穀倉倉口位置其實很高，只是被亭台樓閣遮蔽罷了，倉沿易被誤作倉口。

早期的穀倉倉口周圍堆塑較少，倉口也就一目了然。倉沿不是倉口，其技法與泡菜壇的外唇成型相同。具體制作有兩法：一種是拉坯時用手指分離而成，另一種是先貼上泥條，再轉動陶車，修坯而成。倉沿是分界線，倉沿之上堆塑亭台樓閣、人物等。倉身成型後稍加晾坯，便能增加其強度。第二步是對倉身進行裝飾。因為裝飾需在半乾半濕時進行，而倉沿之上的堆塑則需倉身瓷土較硬具備一定承重力後才能進行。否則，倉身容易變形壓塌。裝飾完成後再晾坯，可進一步增強倉身承重力。第三步對倉沿以上部位堆塑。堆塑由下至上，由裡及外。

三國吳青釉堆塑穀倉罐

飛鳥、人物俑、樓閣等多用捏塑法，門、窗則鏤空而成，屋脊、牆面採用刻劃法，獅、佛像、龍及部分人物俑等複雜造型採用模印法。而倉口之上的方形平板，系拍片而成。平板上方的方形建築也是如此。方形建築成型有兩法：一是先拍成四長條形泥片，再一一拚接。二是先拍成整條長方形泥片，再折成方形建築……杜偉先生這既專業又通俗的介紹，自是還原了當時穀倉的製作場景和工藝原理。聽著想著，想著聽著，於是詩意奔湧而出——“出現在人們心扉的總會是曠遠的叢林和陽光下一望無際的河水，往前走，林子越來越近，路線越來越隱蔽，周圍一片綠色，涼涼的風裡有艾草的香味……”不知不覺間，自己似乎正穿越時空而來到了西晉之時的曹娥江畔，加入到了製瓷者的隊伍之中——粉碎、淘洗、陳腐、練泥、拉坯、晾乾、修坯、裝飾、素燒、上釉、裝匣、裝窯、燒成，忙得不亦樂乎。

時至東晉南朝，上虞製瓷業面臨著動蕩的政局，連年的戰亂與頻發的天災，終令厚葬之風也漸漸消退。於是乎，上虞製瓷業也無可奈何地陷入了低落期。穀倉，這一集“奇技之巧”的青瓷代表，似乎也在瞬間銷聲匿跡。然而，也正如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長鄭建華在《早期越窯——上虞歷史文化的豐碑》的序言中所言：“早期越窯是上虞歷史文化的豐碑，它曾經惠及天下，給斯人斯地帶來無盡的榮光。在歷史的天空下，流逝的只是時光歲月，抹不去的則是文明的勝跡，曹娥江畔滿山遍野窯業廢墟、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出土的大量早期越窯瓷器，無不訴說著一個又一個塵封的故事。”是啊，上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西晉穀倉，不僅承載著時光歲月的瞬間，而且維系著文明勝跡的光環。它與眾多早期越窯青瓷作品一起，真實地記錄著“瓷器之國”的行進步履，顯示著能工巧匠的超卓智慧，銘刻著早期越窯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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