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泰鬥巴金，讀者可能讀過他的很多作品，但不一定看過他創作時的手稿。今年上海書展上，由巴金故居策劃、華文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首次與讀者見面。巴金作品手稿曾影印出版過《隨想錄》《憩園》《寒夜》，《第四病室》是第四部與讀者見面的巴老手稿，也標誌著在《憩園》《寒夜》後，代表巴金創作藝術高峰的“人間三部曲”手稿全部面世。
《第四病室》是一部日記體小說。1944年5月、6月間巴金住進貴陽中央醫院三等病房，他以此為背景，虛構了一個姓陸的青年，因病住進了國民黨政府開辦的醫院的第四病室，陸姓青年親眼目睹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在第四病室中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小說為讀者展開了一幅社會底層的眾生病苦圖，用金錢正在支配人間關係的酷烈現實，張揚著對於人間情懷和人道主義的呼喚。巴金在《後記》中說，第四病室“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
國內手稿學研究專家陳子善說，手稿保留著作家的心緒情感與生命體溫，看好的書法筆跡是一種審美享受，看字與詞的修改、筆跡濃淡的變化能體會出作家情感與思想的蝶變；手稿蘊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稿紙上的格式、體例，字體，筆畫等都能體現手稿創作的時代背景。手稿的價值非排印後的文字所能比擬，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文化的積累，手稿的收藏價值與意義會更加凸顯。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提出，學界對巴金在抗戰後的創作研究很不充分，“人間三部曲”手稿本出齊，為近現代文學研究者和公眾提供了一手史料，對推動巴金創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於讀者閱讀理解巴金也有更多作用。“因為戰亂、社會動蕩等各種原因，20世紀初期現代文學手稿保存不易。如今，手稿又在逐漸退出書寫舞台。《第四病室》為巴老難得保存完整的手稿，隱藏著眾多寫作信息甚至秘密。巴老曾說，《第四病室》是在蚊子的圍攻下寫成的。從手稿字跡中，可以讀出當時巴老所處的環境。手稿中，陸姓青年的年齡為什麽反覆改？這些都提供了研究的視角。”
《第四病室》手稿由巴老家屬捐贈給上海圖書館，上圖研究員張偉認為，手稿珍藏本的出版能讓更多喜愛巴金作品、研究文學創作的讀者感受到手稿的魅力，進一步感受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魅力。華文出版社總編輯余佐讚表示，《〈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的出版既是對巴金經典作品的紀念，也是更接近作品本源的再現，讀者可將其視為一片心跡，從中感受歷史的厚度與時代的氣息。
首發式現場，還有熱愛巴金的讀者從異地趕來。“手稿本是巴老的書，所以今天我們不簽名，隻蓋巴金故居的紀念章……”周立民的話讓現場響起一片掌聲。
延伸閱讀
談《第四病室》
（選摘）
巴金
我最近翻出一九四五年在重慶寫的《第四病室》的原稿。那些用毛筆寫下的歪歪斜斜的字在我的眼裡顯得非常親切。我想起我那個時候的生活，我想起小說中的故事，我想起“第四病室”本身。我的確住過這樣的病室。小說《第四病室》其實是真實生活的記錄。
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六月我在貴陽中央醫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裡住了一個時候。我記不起正確的日期，也忘記了我究竟做了多少天的病人。可是“第三病室”的情景和病人的日常生活，還有某幾位醫生和胡適的面貌以及言語動作，我閉上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並不願意把這些人和事情長久記住。然而太深了的印象是無法輕易抹去的。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開始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因為“記憶猶新”，我的確有“重溫舊夢”的感覺。不過這不是“好夢”，這是一連串的噩夢。無怪乎我當時為小說中許多繁瑣的細節十分激動。讀者們有理由不喜歡這本書，因為小說中來來往往的人物較多，而病室裡人們又喜歡用號碼代替病人的姓名。匆忙的讀者翻開書只見“第*床”、“第*床”在活動，卻弄不清楚那些病人“姓甚名誰”。我們的祖先有個好習慣：自報姓名。我自小愛好戲曲，看見人物上場，自言自語，幾句話就把自己介紹得明明白白，故事講得清清楚楚，我不但當時很滿意，到現在我仍然佩服劇作者那種十分出色的簡練手法。不幸我沒有學到這個本領，因此我一開頭就把讀者引進迷宮去了。更可笑的是我竟然“賜”給某一個病人兩個姓，過了十五年我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在《文集》付印時改正了。
我一開頭就談這個，無非老實告訴讀者《第四病室》是失敗之作。儘管這樣，我還是要說，我頗喜歡它。小說寫出了我過去的那段生活。不過任何時候我翻開書，我看到的都不是自己，都是當時同我在一起受苦的那些人，還有我們在其中受苦的那個社會。我還記得小說寫好交出去的時候，出版公司要我寫一個簡短的“內容提要”作廣告的底本，我便寫了這樣的話：
作者讓一個簡單、樸實的年輕人為我們敘述一些痛苦的故事。第四病室，一個陰暗的角落，人們在受苦、掙扎、死亡，不管另一些人怎樣企圖改善他們的命運，但是友情也在這環境中生長，人與人互相接近，甚至死亡和離別也不能分開他們，陰暗的病室被這友情著亮了。……
我記得“提要”裡還有“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縮影”這一類的句子，出版者大概害怕得罪人招來麻煩，沒有採用它們。其實我寫出那一段真實的生活，我的動機便是控訴當時的社會。出版者雖然在廣告上刪去那句主要的話，可是讀者們仍舊了解作者的用意。要不是為了控訴，我為什麽不憚煩地把過去的生活那麽詳盡地記錄下來，拿它折磨別人，折磨自己呢？
我一再地提到“記錄”二字，只是因為小說中的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實的。經過作者加工的人物只有兩個，一是書中的“我”，二十三歲的陸懷民；另一個不用說便是年輕女醫生楊木華。第六床朱雲標最後的死也是我增加的，我當時只看見朱雲標給人用擔架抬到內科病室去，並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搬走後兩天我就出院了。至於燒傷工人悲慘的死亡，患梅毒、吃長素的老人靜悄悄的去世，摔斷了手的司機的受盡折磨……全是真人真事。我在這裡做的不過是照相師的工作。生活本身已經夠豐富了，還用得著我這管破筆為它加一些顏色？既然有人從一滴水中看出了一個世界，為什麽不能在一個病室裡看到當時半壁江山的中國社會呢？
……
1961年10月25日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