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法律觀念：“讀書萬卷不讀律”？

今人常將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的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作為蘇軾乃至中國古代士大夫鄙薄法律的證據，這一理解稍顯簡單化。實際上，蘇軾的本意並非如此，而且中國古代大部分士大夫也認為，無論是從政為官，還是治學修身，都需要學習一些法律知識，有的還有較深的法學素養。但受製於大環境，律學是不大受重視的學問，官員們也不大尊重法制，甚至公然法外用刑而不以為非。

實際上，讀書亦讀律是中國古代許多有識之士

（不限於官場人士）

的共同主張。從一些間接記載看，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律學修養不錯。但另一方面，律學始終是不大被看重的學問，蘇軾詩中反映出的不以為然和牢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部分真實。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相對於對律學的淡漠，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多較為自覺，即使是刑名官員也多具有較深的儒學功底。

此外，一方面是因為“無訟”的傳統，律學沒有活動空間，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一般讀書人出於功利目的，沒有學習法律的動力和興趣。另一方面與中國古代傳統價值觀有關。傳統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大都認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學的地位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術；文章和儒學則仁慈深遠，是先王之道。

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後，社會上才逐漸重視法律，法學才逐漸成為熱門專業。至於真正把法律當一回事，尊重法制和人權，那更是後來的事情了。但中國古代士大夫關於讀律的重要性，以及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對今天也有啟發。

北京大學近代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張群，由蘇軾的這句戲言開始談起，重新梳理了中國各個朝代和士大夫們對於法律的觀念和態度，為我們講述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以及中國古代法律觀念的演變史。文章選自《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讀書萬卷不讀律”？

撰文丨張群

整合 | 吳鑫

北宋著名文學家、詩人蘇軾曾有一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

（一作終）

無術”的詩，流傳甚廣，常被作為蘇軾乃至中國古代讀書人鄙薄法律的證據。

清末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認為此詩乃“蘇氏於

（王）

安石之新法，概以為非，故並此譏之，而究非通論也”。近代著名法學家楊鴻烈先生也以這句話為據，斷言蘇軾“對於此道

（指法律）

全是外行”。

這些意見從字面上看不無道理，但稍顯簡單化，蘇軾的本意並非如此，中國古代讀書人對法律的態度也遠比這一句話複雜。

《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中國法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張生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蘇軾的本意和實際

根據《烏台詩話》記載，該詩背景大略如下：“是時朝廷新興律學，

（蘇）

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忘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 蘇軾還因此遭到禦史舒亶的彈劾：“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

（蘇軾）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不難發現，這很大程度上只是蘇軾在詩歌中的文學表達，反映了他對朝廷過於強調法律的選人用人政策的不滿，並不表示他認為法律不重要。

事實上，蘇軾本人重視法律在施政中的作用，個人也勤於學習並熟悉法律。例如在討論商旅出境問題上，蘇軾熟練征引《慶歷編敕》、《嘉祐編敕》、《熙寧編敕》、《元祐編敕》等有關規定，主張加強商旅出境貿易管制。在高麗使者買書問題上，蘇軾持反對態度，他不僅熟練征引有關編敕為自己背書，還針對支持派援引《國朝會要》為據

（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均曾賜高麗《史記》等書）

指出，“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有其害，雖例不可用也”，並從法理角度指出，“《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在討論五穀力勝稅錢問題上，蘇軾更廣引《天聖附令》、《元豐令》、《元祐敕》等法規文件為自己辯護。

蘇軾

有法律史學者曾引用蘇軾關於五穀力勝稅錢問題的這篇劄子，高度肯定蘇軾提出的“以法活人”主張

（即依據法律、法令減輕民間疾苦）

，並評論說：“熟悉法典敕令，本是宋代地方官員為政的一項基本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蘇軾從憂國憂民的悲憤意識出發，把法令的貫徹落實到減輕民間疾苦上，這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素養及人文情懷，也同時說明了憂患意識、法律觀念與立法從政的密切關係。”認為蘇軾在這方面，算“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這一評論是比較準確的。這也應是蘇軾政績比較突出、受到廣泛肯定的重要原因。

概言之，蘇軾對法律的實際態度遠非詩句看起來的那麽反感，反而是積極學習的。但後人對此的解讀卻多流於形式，未能認真探究其真意，有的則根本不在乎蘇軾本意何在。當然，根源還是在對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認識上存在分歧。

元代：讀書亦讀律

大概因為同代人熟悉蘇軾寫詩的背景，理解其意圖，不致產生重大誤會，宋人似乎沒有專門評論此詩用意的。下面主要看一下元、明、清時期諸人對此詩的解讀，以及對讀書讀律的看法，從中管窺中國古人對法律的態度。

元人大多認為，國家治理和個人治學應當既讀詩書又讀律，二者都很重要。表現在言論上，就是讀律與讀書相提並論。元代楊維楨引用該詩說：“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我哉！”並聲稱元朝就是這樣做的：“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由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製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揭傒斯提出：“夫文以製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朱德潤提出：“讀書所以知天下之有道，讀律所以識朝廷之有法。士之出處窮達，夫古今事勢，非道無以統體，非法無以輔治，於斯鹹依焉。”甚至官方科舉考試還以此為題：“或言讀書不讀律者，蓋有所譏。及其釋經輒引律文，豈文章之士於律亦不廢歟？”

元人詩歌中也多類似表達。例如：“俗吏固不可，腐儒良足嗤。明經先植本，讀律貴知時。”“近曾讀律知名例，早事通經識孝慈。”“讀經還讀律，為吏本為儒。”“讀書複讀律，才比百煉鋼。”“君家有子為時出，且喜讀書進修律。”早年讀律如五經，案頭夜照練囊螢。”“高人讀律仍讀書，白頭在堂辭我歸。”“讀書讀律已稱賢，孝友尤聞遠邇傳。”“讀書萬卷更讀律，掉頭不肯為蕭曹。”

元人的這種看法，雖然也強調讀書，但和唐宋更為重視讀書的觀念明顯有一定距離。這可能和元代國家治理思想和價值導向有關。元代鑒於宋代尚文“迂而固”之弊，改行“左儒而右吏”政策，強調“以法律治天下”，不重視儒學，甚至一度廢除科舉，因而起用了較多刀筆吏出身的官員，“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元朝政府還明確提出，“吾儒事詩書，安用法律”者，“有司所不取”。故，普通人對讀律的看法較為正面。

明清：居官不可不讀律

明清時期，多視此詩為蘇軾譏諷之言，不可當真，認為蘇軾本意還是讚成讀律

（但似乎也無人認真去考察蘇軾本人是否重視和學習法律）

，而且多借機正面提出和論證讀律如何重要，特別是對居官從政之人。有些人雖然沒有引用蘇軾這句詩，提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強調讀律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下面一並介紹，不再一一區分。

明初名臣、曾任監察禦史的著名儒學人物薛瑄認為，熟讀律令不僅有助於從政，還有助於律己：“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讀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明代中期名臣陸容曾任南京主事、兵部職方郎中、浙江參政等官，他根據親身經歷，得出與薛瑄相近的結論。其所著《菽園雜記》卷六引用蘇軾詩後評論說：

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製，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而於時製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為刻，良可笑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六，中華書局，1985，第70頁。）

陸容還在《菽園雜記》卷三記載某年輕官員因不讀《皇明祖訓》差點闖下殺頭大禍的故事，認為不熟悉律例後果很嚴重，“非但詒笑於人而已”，主張“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遍觀而博識”。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禦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雲：“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眾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雲：“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為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製，聖人不能不為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遍觀而博識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三，中華書局，1985，第33頁。）

明代中期，正德辛巳年進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敖英不僅主張讀律，還曾探討“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的問題，認為“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陸世儀引用薛瑄的話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

評論說，孔子“動稱周家法度”，說明其熟悉和重視制度，而後世學者只知道形式主義地追隨孔子談論周代制度，卻忽視現實法制的學習，可謂“不善學孔子者矣”

（“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製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製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還引用陸容的有關言論

（但似引用有誤，參見上文）

，認為“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學者不可以忽視律令之學：

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之學者，奈何忽諸？

（[清]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嶽麓書社，2004，第118頁。）

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李顒也認為：“律令，最為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夫豈無謂而雲然乎！”明末清初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沒有明確提出應當讀律，但從其批評科舉考試擬判作弊的激烈態度看，他應該也是讚成的。

清代康熙年間刑部尚書姚文然公開表達“律學之不可不講”的觀點，寫了許多法律文章，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刑政類選錄其文七篇，是比較多的人之一。他還撰寫有大批律學筆記，匯總題為《白雲語錄》。

乾隆年間狀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錢維城明確反對讀律無用論，尤其是因果之說。他說：“夫刑之關於治亂，大矣。”“自煦煦為仁者惑於果報之說，動言庭堅不祀，由於作士，絕口不敢談，至以讀書不讀律，用為訾謷，豈不謬哉！”“律之為書，別嫌疑，明是非，其義同春秋，而三百三千，與禮教相出入。”“儒者平時鄙為不足道，一旦臨民，其不以人命為草菅，也幾希矣。”

清代後期著名官僚、學者梁章钜曾任軍機章京、員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撫並兼署總督等官，行政經驗相當豐富，還撰寫多種著作傳世。他不僅主張讀律，還認為律、例都要讀：“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

清代後期著名文臣周壽昌曾任翰林編修、起居注官、實錄館纂修、侍讀學士、戶部左侍郎、內閣學士等官，多次扈從隨侍皇帝。他認為，蘇軾的詩是譏諷之言，“此因當日安石用商鞅之術，作新法以禍蒼生，士大夫承其風旨，專習申、韓家言以乾進。故東坡詠此譏之”，“其實律何可不讀也？”接著引用上述陸世儀的話，批評其時學者輕視律學，視會典、律例為俗學的陳舊觀念：“昔何休注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律說。此窮禮好古之則也。……今人於會典、通禮、律例等書視為俗學，不知所謂不俗者何學也。”

清末著名學者朱一新曾任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禦史，他認為“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

上述主張讀律的明清諸人中，有當過中央和地方大員的資深官僚，也有只是作文字工作的皇帝身邊的侍臣，還有講學一輩子、沒有怎麽當過官的思想家，應該可以代表明清時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見。

一般社會觀念上，也多將讀書與讀律相提並論，特別是官場上，如清代江蘇臬署大堂楹聯：“讀律即讀書，願凡事從天理講求，勿以聰明矜獨見；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嚮往，肯將溫飽負初衷。”某衙署楹聯：“吏民莫作官長看，法律要與詩書通。”

在文學作品裡，蘇軾這句詩也已然成為一個符號，用來批評那些不通世事、不重實際、沒有行政才乾的官員和士子。如清末才女汪藕裳撰寫的彈詞《子虛記》中，牛撫台說：“好一個不通的宰相，真乃是讀書萬卷不讀律了。”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根源及局限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蘇軾這句詩只是“一時戲言”，讀書亦讀律是中國古代許多有識之士

（不限於官場人士）

的共同主張。對官吏來說，熟悉律令是履職盡責的需要。對一般士大夫而言，律令也是其知識修養的一部分。前文已經梳理元明清時期的一些史料，這裡再補充一些唐宋資料。例如唐人雲：“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就是針對武則天時封官過濫，許多司法官員不具備相應法律知識所發。北宋歐陽修與士大夫接觸，隻談吏事，不及文章，認為“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謂吏事應該也包括法律。宋劉克莊自稱：“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缺事。”

從一些間接記載看，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律學修養不錯。如宋代周密《齊東野語》卷八《義絕合離》記載，陳振孫曾就一個義絕案例發表了很有見地的意見，而陳振孫是著名目錄學著作《直齋書錄解題》的作者，一位典型的信奉儒學的讀書人。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所撰《十駕齋養新錄》，有多處涉及法律問題

（卷六《古律有蔭減蔭贖》、《加役流》、《斷屠月禁殺日》、《碑碣石獸》、《居官避家諱》，卷七《折杖起於宋初》、《凌遲》，卷十三《唐律疏議》，卷十四《洗冤錄》）

，資料援引廣泛，遍及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遲》較之沈家本所述，不乏更為詳盡之處。

但另一方面，律學始終是不大被看重的學問，蘇軾詩中反映出的不以為然和牢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部分真實。元代有明顯的鼓勵讀律政策，仍然“士之讀律者亦鮮”，北京周邊“郡縣官吏貪汙苟且，通知法律者少”，乃至有人自稱“予一生讀書不讀律”。明末“士不讀律”，科舉考試擬判一場，公開作弊造假。薛瑄、陸世儀最主讀律，但二人主要精力還是在儒學，前者“學一本程、朱”，後者“學篤守程朱”。直到清末，薛允升還感慨說：“士大夫輒高論義理，以法律為申韓之學，殘忍刻薄，絕不寓目，豈知法律亦有出於義理者乎？此之不知，則其所談之義理，亦可以想見矣。”

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相對於對律學的淡漠，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多較為自覺，即使是刑名官員也多具有較深的儒學功底，例如薛允升撰寫的《唐明律合編》，頻繁征引洪邁、顧炎武、錢大昕等的觀點，顯見對四部典籍之熟悉。有的刑名官員還有文史著作傳世。清代著名紹興師爺汪輝祖所著《元史本證》是考史作品，頗受讚譽，中華書局點校《元史》時還將其作為參考。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著有《諸史瑣言》、《日南隨筆》等“非刑律者又二十餘種”，其經史造詣獲著名文史學家張舜徽先生高度評價。

有些官吏因各種原因，年輕時以讀律為主，但等生活安定或者晉升到一定職位後，都會再去研讀儒家詩書，而且大多出於主動和自覺，輿論也對此予以好評。例如元代撰寫《刑統賦釋義》的梁彥舉，“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故是書“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

還有多位官員有著類似經歷，例如：“……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跡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跡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複從人授《春秋》。”這些都生動顯示了儒學和律學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學、律學修養的差距。

這種態度、觀念和言行，一方面是因為“無訟”的傳統，律學沒有活動空間，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一般讀書人出於功利目的，沒有學習法律的動力和興趣。

另一方面與中國古代傳統價值觀有關。傳統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大都認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學的地位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術；文章和儒學則仁慈深遠，是先王之道。例如唐人認為：“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製，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製，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杜甫詩雲：“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宋人認為：“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司馬光為相，更直言：“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朱熹也認為：“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遠探其本也。”

這種價值觀在對人才的評價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唐初宰相房玄齡、杜如晦“聽受詞訟，月不暇給”，唐太宗對此提出嚴厲批評，認為他們沒有把精力放到作為一個宰相應該做的事情上

（“求訪賢哲”）

。歐陽修對人的評語也以文章為貴、吏事為輕：“吏事不足汙子，當以文章居台閣。”

即使最為重視律學的元代，亦不乏類似表達，如“書破萬卷，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修史。”“仁義禮樂，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輔治者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為輔治之具，非為治之本也。”“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申、商之法，豈能加於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天下亦豈有舍儒而可以為吏者？”“人之為人，惟孔夫子劄薩克

（指《論語》一書）

不可違耳。”“劄薩克，華言猶法律也。” 明人認為：“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

明末清初顧炎武認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批評“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又說“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魏操、吳權任法術，以禦其臣，而篡奪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最經典的論斷則是清代四庫館臣所雲：“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

顧炎武

在制度上，官方對學習儒家經典有強製性要求，屬於“必修課”，例如漢代小吏亦須通經。唐代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地方辦學亦“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對讀律則很少有這樣普遍的強製性要求。

當然，更具指標性意義的是人才選拔制度。漢代尚無這樣的限制，其時人才多出胥吏。但隨後開始變化，唐代明確規定，科舉考生出身“州縣小吏”的，“雖藝文可采，勿舉”。宋代“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金朝規定，律科舉人必須通過儒學考試，“知教化之原”，才能獲得功名：“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為宜。”元代由吏出身者，可至宰執、台諫，“故士皆樂為吏”，但實際上，人才選拔仍以擅“文章”者為最上等：“方是時，國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藝，或以資，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薦，可立置館閣。”“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

明初選官三途並用，其一為吏員

（另二為薦舉、進士監生）

，著名循吏、蘇州知府況鍾即出身吏員

（“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

。但更多的是限制，明太祖朱元璋時禁止吏員參加科舉，“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 明成祖朱棣時又禁止吏員當禦史，“禦史，國之司直，必有常識，達識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明英宗時禁止吏員當郡守

（“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

。這樣的制度安排自很難指望律學受到重視。

最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中國古代許多讀書人認為居官修身均有必要讀律，史書上也有相當豐富的秉公執法、大公無私的記載，但實踐中，普遍不大尊重法制，更不乏公然法外用刑者。而這和當事人是否讀律幾乎沒有什麽相關性。如宋代號稱重法慎罰，但據清代史學家趙翼統計，《宋史》中有七個地方官違法專殺的案例，其中六個涉及軍法，情況緊急，不妨便宜處之，“用重典以儆凶頑”，但第七個案例不過是一位繼子醉酒之後詈罵後母。而作出這一震驚宰相王安石決斷的主角舒亶，不過是一名剛剛踏入仕途的年輕小吏

（臨海尉）

。這也就難怪趙翼要批評宋代朝綱廢弛：“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但此事並未影響舒亶仕途，反而讓其進入高層視野，官運亨通，後來更成為彈劾蘇軾的主要乾將之一。趙翼的統計限於死刑，如果將範圍擴大到一般違法處罰，則蘇軾亦在其中。

前文說過蘇軾重視法制，也熟悉法律，但蘇軾也認為，必要時可以法外用刑。他在元豐元年

（1078）

《徐州上皇帝書》中，引用漢代丞相王嘉“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的話，認為宋代亦“郡守之威權”太輕，表現之一就是“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認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他建議“京東多盜之郡”，“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並且“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

對此，蘇軾並非說說而已，而是切實付諸行動。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經一年之內三次法外用刑。

其一是元祐四年

（1089）

七月，杭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帶領二百餘人到知州衙門鬧事。蘇軾調查後發現，此二人之父顏巽乃第一等豪戶，父子一向把持、操縱納絹事務，此次鬧事，就是針對蘇軾的納絹新政。本來州右司理院已“依法決訖”，但蘇軾認為，二人“以匹夫之微，令行於眾，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眾多之勢，脅製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決定“法外刺配”。判雲：“顏章、顏益家傅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製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刺配本州牢城，並上報朝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其二是元祐四年十一月，浙江災荒，社會不太穩定。蘇軾鑒於“浙中奸民結為群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擔心“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愈眾，或為深患”，請朝廷準許對於“應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群黨”，皆許“法外行遣”，等到情況好轉之後再恢復常態

（“候豐熟日依舊”）

。

其三是元祐四年十一月，福建商人徐戩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刻《華嚴經》並海舶載去交納，事畢又載五名高麗僧人來杭。蘇軾認為，“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將徐戩枷送左司理院查辦，並上書皇帝，“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後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

按照現代法理，在發生外敵入侵、社會動亂、重大自然災害等緊急狀態下，可以允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因此，蘇軾的上述觀點不可簡單地予以否定，而要具體分析。詳言之，蘇軾關於救災可以法外施仁的觀點應予以肯定，關於私鹽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鬧事的顏章、顏益似無必要，因當時局勢和肇事者均已控制；法外懲處福建商人徐戩亦顯苛刻，其危害和影響似遠無蘇軾指稱的那樣嚴重，這只能從蘇軾本人的外交觀上去找原因了。事實上，“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很快就被蘇軾的政敵賈易等人抓住，作為攻擊他的一大罪狀。蘇軾被迫繼續外任。

元祐八年，蘇軾又因“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遭到台官彈劾

（“妄用潁州官錢”）

，但這次皇帝未予理睬。這大概也能反映世人的態度。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批評蘇軾違法的賈易本人則根本不學法律。賈易擔任常州司法入伍

（考上進士之後的第一個職位）

期間，“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而史書亦讚美他“迄去，郡中稱平”。這樣一種對法律無用和無所謂的態度自不是個案和偶然，這或許就是限制中國古代法治和律學發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總體來看，中國傳統社會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讀詩書更重要、更精深、更高尚，讀律則只是輔助性、工具性的，且格調不高。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後，社會上才逐漸重視法律，法學才逐漸成為熱門專業。至於真正把法律當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權，那更是後來的事情了。但中國古代士大夫關於讀律的重要性，以及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對今天也有啟發。

（作者張群，系北京大學近代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原文標題為“也談’讀書萬卷不讀律’——兼及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文章選自《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整合丨吳鑫

作者 | 張群

編輯丨徐悅東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