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王安石先生，十年前我就應該追隨您了！

作者：朱剛，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蘇軾一生“如鴻風飛，流落四維”，仕途幾經浮沉；壯浪縱恣於儒釋道三家，其心靈世界博大宏豐；擅詩、詞、文與書法、繪畫，乃至經學、史學、醫藥、水利等。蘇軾可謂窮盡了中國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在蘇軾一生的經歷中，他與王安石的關係頗為令人樂道。他們在政治上背道而馳，在官場上針鋒相對，卻在王安石罷相後與其多次會面，甚至產生結鄰之願。

從“文人相輕”到“文人相親”，蘇王關係到底經歷了什麽？

元豐七年（1084）六月從廬山下來的蘇軾，繼續東行，經今天的安徽而至江蘇，於七月抵達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在這裡，蘇軾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

這一對政敵的會見，也可以稱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筆記中對此事津津樂道，但關於兩人相見的情形，與相談的內容，卻是異聞紛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軾於八月離開江寧府前，他們曾數次會面，相談甚歡，其結果是兩人都有了結鄰而住的意願。看來，對於從前的齟齬，二人之間已經互相獲得了諒解。

從年齡來說，王安石（1021年—1086年）處在歐陽修（1007年—1072年）和蘇軾（1037年—1101年）之間，都是北宋中期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於一身的文化巨匠，而且按傳統的算法，三個人都活了六十六歲。相對而言，政治上以王安石的影響為最大，其變法引起的爭議使北宋歷史進入“新舊黨爭”的時代。對變法不以為然的歐陽修提前申請退休，而他最為欣賞的繼承人蘇軾則終生被卷在“黨爭”之中。

蘇軾與王安石在政治、思想和文學方面的對立或差異，也就成為北宋士大夫社會中最讓人感覺意味深長的話題之一。

一、嘉祐時期：“三蘇”崛起

宋仁宗的最後一個年號為“嘉祐”，從嘉祐元年到仁宗駕崩的嘉祐八年，大致相當於西元的1056至1063年。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歐陽修事業的鼎盛期，他的老朋友雷簡夫給他寫信，稱他“以文章忠義為天下師”。

雷簡夫認為歐公在引導輿論方面的權威性已高於“九鼎”，所以他把潦倒了大半生的蘇洵推薦給歐公，並責成歐公改變蘇洵的境遇。不久後，歐公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把蘇洵的著作進獻朝廷，並在自己主持科舉考試時錄取了蘇軾、蘇轍，歐公對“三蘇”的崛起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看來，通過歐陽修的影響力，“三蘇”才得以進入該時期士大夫社會的最核心圈。

而在這個核心圈裡，王安石已經存在，並聲譽日隆。他在十餘年前的慶歷二年（1042）就已考上進士，不過他不像“三蘇”那樣主動去跟歐陽修、韓琦等大人物結交，相反，他有意要保持距離，不願去做他心目中“趨炎附勢”的事情。他的朋友曾鞏極力要把他引薦給歐陽修，歐公對他也很器重，但他始終隻答應禮節性的交往。

由於北宋中期的社會風氣比較特別，他越是這樣自謙、自守，大家便越是認為他“有道”，希望跟他交朋友，所以名聲很大。但他本人對這種名聲也並不在乎，因為他的志向不在出名與否。

王、蘇的最初衝突，發生在嘉祐六年（1061）蘇軾、蘇轍舉製科時，衝突的發起者是王安石，他拒絕為蘇轍撰寫任命製書。可以看出王安石對“三蘇”主動結交大人物的做法是相當反感的。他的觀念裡，“君子”做人不是這樣做的。“君子”不屑跟權貴們交結，自己有一套主張，直接去說服“明君”，然後改造世界。

有意思的是，王、蘇衝突在二蘇的筆下，經常反過來被表述成王安石這個權貴對自己的壓製。在這個語境裡，我們可以理解蘇轍為什麽辭官養親，這等於在聲明自己並不貪戀官職，指責時弊的目的不是討好宰相。

二、熙寧時期：蘇王衝突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製置三司條例司”，開始策劃和實施“新法”。由於這些“新法”並不僅僅是針對具體事務的局部性措施，其整體的指向是要全面改造漢唐以來的體制，回歸“三代盛世”，所以牽涉面甚廣，在實施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一意孤行地發令，而是開誠布公讓朝臣們討論的。

這當然也因為王安石對他自己的主張，從理論基礎到推行方案，都已考慮甚久，而且一切為了國事，並無私人打算，故而頗具自信，一旦獲得皇帝信任，便和盤托出，付諸公論，略無猶豫。但付諸公論的結果，卻使朝臣們分裂為支持和反對的“新”、“舊”兩黨，形成“黨爭”局面，這樣嚴重的負面效應，也可能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此年，蘇軾正好為蘇洵服喪完畢，與弟蘇轍一起回到朝廷，於是必然地卷入了“黨爭”。就王、蘇關係來說，熙寧時期是他們在政治上明確敵對、激烈交鋒的時期。

蘇軾率先獨立發表對“新法”的不同意見，是在熙寧二年五月討論科舉改革的時候，應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議學校貢舉狀》。這是一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大文字。如果說中國的科舉制度以“進士科”為核心，而“進士科”又可根據其考試內容，以王安石變法為界，區分為“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兩段，則此篇奏議就是在變法之際，反對“經義取士”而為“詩賦取士”辯護的代表性文獻。

由於王安石的堅持，蘇軾的意見並未能阻止科舉改革的進行，但神宗皇帝看到這個奏狀，確實馬上召見了他。看來皇帝未必很重視他的具體意見，只是想鼓勵他的參與的熱情。但自此以後，史料上就連續出現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排斥蘇軾的記載了。

很顯然，王安石已明確將蘇軾視為一個政敵，加以排斥。作為政治家，為了順利推進其政治改革，他要做的下一步是尋找機會驅逐這個政敵。《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三引錄了蘇軾的同年林希寫的一部筆記《野史》中的記載：

王安石恨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近侍舉諫官，謝景溫建言：“凡被舉官，移台考劾，所舉非其人，即坐舉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軾，景溫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安石大喜，以（熙寧）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問，水行及陸行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訊問。賣鹽卒無其實，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軾至京。既無以坐軾，會軾請外，例當作州，巧抑其資，以為杭倅，卒不能害軾。士論無不薄景溫雲。

林希講王安石有意要加害蘇軾，想個辦法驅逐他。正好朝廷要推舉諫官，王安石的親家謝景溫就提個建議：“凡被舉官，移台考劾，所舉非其人，即坐舉者。”被推薦的官員，把名單拿到禦史台考核一下，如果這個人不合格，推舉的人要被連坐。這建議表面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大家都懷疑謝景溫有什麽目的。蘇軾的同鄉長輩范鎮推薦蘇軾擔任諫官，然後謝景溫馬上調查蘇軾，發現了問題。

據說，以前蘇洵去世的時候，蘇氏兄弟運送蘇洵的靈柩回家，在四川和開封之間，來回帶了很多的貨物，販賣私鹽。北宋的國家官員是不可以做這個生意的，你就算做得很規矩，作為官員也是品德不佳的表現。那麽這個說法有沒有證據呢？按北宋的制度，禦史台其實不需要提供證據，這是禦史的特權，叫做“風聞言事”，他只要說“我聽說的”就可以提出彈劾，而拒絕交代信息來源。於是王安石看到驅逐蘇軾的機會來了，“大喜”。

熙寧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問”。宋代的“路”相當於現在的省那麽大，到八個路去查問，經過的州縣都去查，詢問有沒有帶貨物去販賣。查下來的結果，沒有帶鹽，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蘇軾家鄉眉州的地方官，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順便把蘇軾一起送出來。這個算是蘇軾利用了公家的交通資源，坐了公船。

這麽一件事，當然沒有辦法定一個很重的罪名。但是就因為這一場風波，蘇軾不能再呆在朝廷裡面了，只好申請到外面當地方官，避開可能的迫害。按資歷他可以當知州，但熙寧四年給他的任命是杭州通判。

在熙寧年間的蘇軾心目中，與王安石衝突是“大忤權貴”，而且他表示“斷置已久矣，終不以此屈”，決計不肯屈服。所以，自熙寧四年離朝後，他繼續在詩文中對“新法”冷嘲熱諷，終於為“烏台詩案”積累起厚厚一疊“罪證”。

三、元豐七年：蘇王釋嫌

經過“烏台詩案”和黃州貶居、廬山訪禪的蘇軾，元豐七年到了江寧府，會見王安石並達成和解，這件事理所當然要成為我們考察王、蘇關係的一個新節點。

兩位並世的大詩人、大學者，在政治上卻互相敵對，這個事實可能頗讓後人感到遺憾，所以，在中國一直流傳著有關王、蘇二人的許多民間故事，但大都將政治衝突改編為詩歌或知識上的競賽。

比如明人馮夢龍編《警世通言》中，就有一篇《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把王、蘇爭論菊花是否落瓣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話說王安石寫兩句詩歎息菊花落瓣，蘇軾就續寫兩句，說菊花都是枯死枝頭的，哪裡會落瓣，然後王安石把蘇軾貶去黃州，蘇軾到了黃州才發現，原來世上真有一種落瓣的菊花。

這就是故事的基本模式：年輕的蘇軾按照概括了事物普遍性的知識去指責王安石的某個錯誤，但其實那不是錯誤，而是年長的王安石在他的經驗中曾經了解的某個例外情形，因此王安石把蘇軾貶謫到那個例外情形存在的地方，讓他去親眼看看。

年長者的特殊經驗對年輕人的普遍知識的勝利，確實是絕妙的改編，由於那個例外僅僅是例外，原本無礙大局，所以這決不損害蘇軾的才名，但既然他是年少的一方，便必須向長輩折服，即便僅僅因為一個小小的例外現象。雖然年長者要靠特殊經驗去制服後生，未免已勝之不武，但我們中國人描寫的知識競賽，總喜歡讓特殊例外去戰勝普遍性，這樣的傾向其實值得反思。

不過此類故事本身充滿了善意，倒是毫無疑問的。可惜的是，它們非但都不真實，而且幾乎與王、蘇二人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就這二人的思維方式來看，毋寧說王安石更強調普遍原則，而蘇軾是更重視特殊事例的。

兩大政敵在江寧府的會見，其情形究竟如何？我們先來看宋人筆記中異聞紛呈的面貌：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陳師道《後山談叢》卷四）

這是陳師道《後山談叢》所記，王安石稱讚蘇軾的才華，認為他可以做個翰林學士。這“好個翰林學士”，原是南唐的李後主被俘虜到開封時，宋太祖接見他時說的話。王安石把這句話送給蘇軾，蘇軾的回應則是講個笑話，意謂您這話怎麽不早說。

我們很難判斷這些記載可信與否，但其內容大抵無關緊要，所以不妨姑妄聽之。

好在蘇軾本人留下的圍繞此事的文本，也不算太少。《蘇軾文集》中有他此時寫給王安石的尺牘：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國執事：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與王荊公二首》，《蘇軾文集》卷五十）

此篇所表述的是，蘇軾要在附近買田安家，相鄰而住呢？當然我們可以認為，王安石畢竟地位高、年輩長，蘇軾這麽說只是出於禮貌，並不真心。就算如此，在寫給對方的信中這麽說，也須以二人樂於相見為前提吧。在此信的後半部分，蘇軾明確表示他對王安石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借助王安石的影響力，使秦觀獲得重視。此時的秦觀，還在準備舉業，要去參加元豐八年的進士省試。

由此看來，王、蘇之間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令人懷疑那已經不是撇開政治態度的詩酒之交，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經獲得某種程度的互相諒解。這一點，在蘇軾當時寫的詩裡可能透露出更多信息：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蘇軾《次荊公韻四絕》之三）

此詩刻畫出晚年王安石的一個“騎驢病叟”之剪影，頗為傳神。第三句也提到買田安家的事，看來結鄰而住還是王安石先表示的意願，這當然也可以被認為只是客氣而已，但最後一句“從公已覺十年遲”，卻極堪玩味。字面意思是：十年前我就應該追隨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