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有光的精神世界

縱觀歸有光一生，他對現實始終懷著熱情，希望社會日臻於完美，為此而兢兢業業。他批評以史書為代表的女性題材寫作喜異忽常——寫“常”而不是一味求“奇”，是他對自己寫作經驗的總結。他借鑒佛學思考社會，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人的精神追求——以儒為主，吸收佛道，這是歸有光思想精神實際。

歸有光為一代文宗，研究、關注他的古文成就為理所當然。文學之外，歸有光的精神世界也絢麗豐富，而他傑出的古文成就恰是其全部精神之浮英。

現實情懷

歸有光明達世務，懷治世安俗大志，雖久經顛沛、壓抑，此心不移，一旦進入仕途，一念為民。這特別重要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批判社會。凡社會之不公，世上之惡習，官場之腐敗，人心之濁溷，歸有光都予以譴責、抨擊。親情散文之外，批判性散文構成他古文創作又一筆重彩濃墨。如他對科舉制度弊端的認識和批判相當深刻，開明清之際思想家反思這一制度的風氣。（二）重視水利。歸有光家鄉一帶瀕臨河海，川渠縱橫，水患是大害之一，因此水利便成了當地民生和經濟的命脈，而且也是當時關係抗倭的一項大業。歸有光並非水利專家，但是，他認識到水利攸關重大，因此留意收集前人相關圖籍，並且長期考察、研究河道，了解附近的河渠水文情況，從實際出發，在借鑒前人治河措施的基礎上，提出他自己興修水利的見解，編成《三吳水利錄》。《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 “所論形勢脈絡，最為明晰”，提出的治理辦法， “亦確中要害”。歸有光還多次上書執政，條陳治水策略，貢獻智慧。（三）堅定的抗倭論者。明中葉，我國東南沿海深受倭寇之禍。歸有光親身經歷抗倭鬥爭，撰寫多篇文章探討倭寇所以猖獗、明朝軍隊屢屢失敗的原因，他向官府上書，或代人上書，提出有效抗倭的計策，思慮相當周密。他像戰地風雲記者一樣，記錄當時的抗倭經歷，具有史料價值。

縱觀歸有光一生，他對現實始終懷著熱情，希望社會日臻於完美，為此而兢兢業業。他在 《上萬侍郎書》中曾提到，有人出於官場傾軋的計謀，放風聲說他不通吏治，不知世用，只是個書呆子。這種小人伎倆使他深感侮辱，也異常悲憤，而這種侮辱感和悲憤多轉化為他筆下的華章。

婦女觀

歸有光寫過一篇 《貞女觀》，反對女子訂婚尚未嫁，夫死而終身守寡，甚至為其夫而死，認為這種行為“乖陰陽之氣”，“傷天地之和”，不符合“天地之大義”，也不符合先秦儒家思想和先王之禮。他反對用這種道德觀念鼓勵世俗。在宋明理學盛行的時代，社會上下不遺余力地宣揚女子節烈之重要，培養違反人性的榮辱觀。歸有光的文章對此明確反對，並做了有力論證。由於歸有光這篇文章態度鮮明，鋒芒畢露，與世俗主流觀念大異其趣，故引起後人持續關注，並引發爭議。陳維崧稱讚此文：“反反覆覆，一層深一層，一步緊一步，古今有數文字。”（陳維崧選《歸震川文集》卷五）錢大昕 《記湯烈女事》也討論女子許配而未嫁，從其夫而死是否符合禮製的問題。他說： “先王製禮，初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婿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一方面，錢大昕通過解釋束縛相對較少的古禮，

寄托其松懈嚴重壓迫婦女的倫理理想，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如果女子本人有真實的不嫁或殉夫意願，他人也可以肯定，不必反對，因為她們這麽做， “未悖乎禮之意”。他稱女子從一而終甚至殉夫 “非禮之中”，意思是說，這種行為雖然不符合最標準的禮，可是也沒有違反禮。錢大昕沒有說他寫這篇文章是指向歸有光 《貞女觀》，可是很顯然，他確實是在與歸有光進行“對話”。他同意歸有光基本的觀點，又不同意歸有光全部的觀點。相對於歸有光，錢大昕對宋明理學及其形成的世俗表示出某種遷就。清朝另一經學家焦循，則明確反對歸有光《貞女觀》，他先後寫了《貞女辨上》 《貞女辨下》 《鈔依歸草序》等文，對歸有光進行駁斥。《貞女辨》上下二文都沒有說其文是針對歸有光，只是說：“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鈔依歸草序》則將他批評的對象說得甚清楚，“熙甫（歸有光）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焦循反駁歸有光的理由，一是古代並非沒有女子許配後，夫死而不改嫁事例，二是古代貞女少後代貞女多，原因是古代男女議婚晚，聘與娶之間相隔短，發生這種意外的機會少，後世則年幼議婚，而到舉行婚禮，相隔了很長歲月，故容易發生這類意外。可是，古代生活中有這一類事例，並不表示女子許配後，從一而終甚至殉夫，形成了制度，或當時社會確立了這類普遍的、難以拗違的倫理觀念。男女議婚年齡大小，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貞女數量多少，可是宋明以後貞女大量增加，這顯然是受社會流行的理學嚴重影響所致。因此焦循為世俗所作的辯護是無力的，他對歸有光的駁斥同樣是無力的。在這個問題上，歸有光比焦循、錢大昕都高明，從中國思想史和女性史的進程看，歸有光的觀念是符合歷史進步和發展的。

歸有光的女性散文寫得非常優秀，其成功的經驗有些可以結合他的女性觀來認識。

比如他寫過一組文章，記敘張貞女被害事件，為她鳴冤，伸張正義。張貞女嫁到安亭，發現其婆婆品行惡劣，希望她收斂，婆婆則欲拉她下水，遭拒絕，又串通惡少將她殺害。案發之後，婆家又到處行賄，掩蓋真相，致使案件審理是非顛倒，讓慘死的張貞女又蒙受不白之冤。歸有光同情這位女子，對齷齪的世俗深表憤慨，他參與調查真相，聯絡鄉紳主持公道，最終使案情大白。為此事，歸有光先後寫了《書張貞女死事》《張貞女獄事》等十餘篇文章。為一人一事反覆撰文，這在他的寫作生涯裡並不多見，正表明他對此事高度重視。當時有人質疑，雖然婆婆不良，媳婦其實未必要采取不遜的行為，以致激化矛盾，發生悲劇，所以不認為張氏女做得對。歸有光認為這種以“順”的倫理觀念要求媳婦很不公正，用以議論這件事情的是非，也不合適，故對此非常不屑 （見《貞婦辨》）。他稱此女子為貞婦，讚揚她不屈的品德，這與當時一般的貞烈觀有不同的含義。

在女子題材的古文寫作中，歸有光提出寫“常”的主張，即寫她們日常生活和“平常之行”，以樸實顯其內心的美，反對文人的寫作“喜異而忽其常”。他說寫女子題材的作品，自古以來存在著兩種不同傳統，一種是《詩經》傳統，取“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加以歌詠。另一種是以後來史書為代表的傳統，必取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才予以記載，以為非此不足以垂芳烈、著美名（《沈母丘氏七十序》）。這又導致了後來形成古文家爭相以恪守婦道的貞烈女子為記述對象的寫作風氣。歸有光肯定 《詩經》寫 “常”事、 “微”事，這對於女性題材的寫作自有其突出的意義，對於寫作其他記人記事的題材也具有普遍的意義。他批評以史書為代表的女性題材寫作喜異忽常，不滿其狹窄、偏至，是中肯的意見。歸有光散文善於從習見的事情顯出不平凡，所以，寫 “常”而不是一味求“奇”，也是他對自己寫作經驗的總結。

與佛學思想的關係

歸有光博覽佛典，寫過不少與佛教有關的作品。錢謙益高度肯定歸有光的佛學修養：“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 （引者按，指《大藏經》），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余固非敢援儒而入墨也。”（《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錢謙益深於佛學，對歸有光在精神上受到佛學影響並流露於作品，別有認識，且產生共鳴。今天我們看到的 《震川先生集》是經過歸莊整理，有不少修改，其改動之一，是將歸有光作品有些含佛教因素的內容隱去了，以維護歸有光純儒的形象。比如歸有光名文《西王母圖序》分別刻入歸有光文集常熟本和昆山本，可是內容有所不同。昆山本此文末引 《法華經》“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並且說：“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於昆侖之山、生天之處哉？”歸莊認為“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所以他整理歸有光文集，這篇《西王母圖序》“從常熟本”（見歸有光《西王母圖序》文末歸莊識語）。

錢謙益提到的歸有光 “悼亡禮懺，篤信因果”一類文章，多見於 《歸震川先生未刻稿》，未為歸莊整理的通行本《震川先生集》所載。緣此之故，後人對歸有光與佛學的關係很少留意，研究更少。歸有光寫過一篇 《書郭義官事》，記郭和飼虎，虎與郭和安然相處。作者寫此文真正向慕的是人與人、人與動物及自然親善和睦，融洽共處的狀態，文章因此獲得深刻的寓意。這一題材與佛教有關，歸有光在文章中指出：“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人中之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鳥獸，無所不同。”歸有光借鑒佛學思考社會，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人的精神追求，這與他借鑒道家思想有相同之處。以儒為主，吸收佛道，這是歸有光思想精神實際。歸有光的佛學思想與儒學思想是什麽關係，他的經歷與佛學又有什麽聯繫，佛學對他的古文寫作有何影響等等，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文匯報·文匯學人》第382期

學林（2019.3.8）|歸有光的精神世界

鄔國平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

投稿郵箱

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