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 | 女性寫作簡史

今天分享的文章來自另一位勇敢的女性寫作者，「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文學的先鋒」伍爾夫。伍爾夫從未受過學校教育——這在一百多年前十分正常，即使她出身文學世家。得益於豐富的家中藏書與文化涵養深厚的生活環境，她成為了寫作者，為女性爭取選舉權、教育權甚至擁有一間獨屬於自己的房間的權利。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年 Woolf），英國著名女作家，在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兩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世界三大意識流作家之一，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她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創造性至今仍然產生很大的影響。

婦女和小說

本文的題目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可以指女人和她們寫的小說，也可以指女人和寫她們的小說。這裡的含糊其辭是有意的。談論女性作家需要儘可能大的伸縮性，必須給自己留點餘地，以便討論她們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為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與藝術毫不相乾的因素的影響。

即使是最膚淺地考察一下女性的寫作，也會立刻引出一大堆問題。我們當即會問，為什麼18世紀以前沒有女性的作品源源不斷地出現呢？為什麼自那以後她們就幾乎像男人一樣常常寫作，並且生產出一部又一部英國小說的經典之作呢？為什麼她們的藝術當初，以及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採取小說的形式呢？

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對於提出的問題，我們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更進一步的虛構。今天答案仍塵封在被塞入古舊的抽屜中的古舊日記裡，仍埋沒在老人的記憶中，幾乎被忘卻。

我們要到卑微的無名之輩的生活裡——在歷史的那些沒有被照亮的過道裡——去找答案；世世代代的婦女人物都擠在那幽暗中，隻偶爾為人瞥見。關於婦女，人們所知甚少。

英國的歷史是男性家系的歷史，而不是女性的。對於父輩，我們多少總了解一些情況，知道他們的卓異之處。他們或是步兵或是海軍，或是出任公職或是制定法律。

但是關於我們的母親、祖母和曾祖母們，有什麼流傳了下來？只有傳說。某一位很美；某一位長著紅頭髮；某一位曾被王后親吻過。除了她們的名字、她們結婚的日子和所生的子女的數目，我們對她們一無所知。

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在某個特定的時期裡女人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為什麼她們不動筆寫作，或者相反，為什麼她們創作了傳世佳作，每每很難找到答案。

若有人去爬梳考查那些陳年的書信筆記，去把歷史裡外顛個個兒，並正確地描畫出莎士比亞、彌爾頓，以及約翰遜時代的婦女日常生活的圖景，他肯定不但會寫出一部極為有趣的書，而且將為批評家提供一種他們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類拔萃的女性依賴平凡的婦女。

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

只有當我們知道了尋常女人的生活狀況——她有幾個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經濟來源，她是否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她在養育兒女時是否得到幫助，她家裡是否有僕人，她是否要承擔部分家務——只有當我們考查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我們才能揭示那些不尋常的女性作為作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階段將一個活躍期與另一個分隔開來。公元前600多年在某個希臘島嶼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然後在公元1000年左右我們發現日本有一位宮廷貴婦，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很長很優美的小說。

但在戲劇家和詩人無比活躍的16世紀的英國，婦女卻噤口無言。伊麗莎白時代文學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我們看到婦女又開始寫作——這一次是在英國——寫得很多，而且成就斐然。

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習俗造成了這奇特的間歇性的緘默和發聲。

如果一個女人不肯嫁給父母選中的男人，就很可能被推來搡去地毆打，像在15世紀那樣，那種精神氛圍總歸無益於藝術作品的產生。如果像在斯圖亞特王朝，人們不經其本人同意就可把一個女子嫁給某個男人，而那人此後便成了她的老闆和主子，「至少依據法律和習俗他理當如此」，那麼她恐怕很少能有時間、更得不到什麼鼓勵去進行寫作了。

在我們這個精神分析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意識環境和社會導向對思想的巨大影響。藉助回憶和信劄，我們也開始理解創作藝術作品需要怎樣非凡的努力，藝術家的頭腦需要怎樣的保護和支持。我們從濟慈、卡萊爾、福樓拜等人的傳記和書信中可確知這一點。

因此，很顯然，英國19世紀初婦女小說的非同尋常的興起是以無數法律上、習俗上和舉止上的細微變化為前導的。19世紀的婦女有了一些閑暇，受到了若乾教育。中等或上等階級女性自主選擇丈夫已不是罕見的例外事件。

《勃朗特姐妹》劇照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4位偉大的女性小說家——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兩人從未結婚。

雖說不準寫作的禁令顯然已經解除，可是看來那時似乎仍有相當的壓力使婦女傾向於寫小說。這4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徑庭，其他任何4個女人的差距都不會更大。簡·奧斯汀和喬治·艾略特全無近似之處；喬治·艾略特與艾米莉·勃朗特截然不同。可她們的教養使她們都進入了同一種職業；當她們寫作時，她們都選擇了寫小說。

對女人來說，小說曾經並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種體裁。

其原因也不難找尋。小說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藝術形式。與戲劇和詩歌相比，小說寫作比較容易，可以隨時撿起或放下。喬治·艾略特放下寫作去照料父親。夏洛蒂·勃朗特暫時擱筆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廳裡，時時被人環圍，她對於潛心觀察和分析性格可謂訓練有素。她被訓練成小說家而非詩人。

《成為簡奧斯汀》劇照，劇中奧斯汀在家人沉睡的清晨寫作，一旦外面有動靜，就要快速收起紙筆。

即使到了19世紀，女人也幾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她的情感中。儘管19世紀的女性小說很出色，但女作家由於其性別而被排斥於某些經驗之外這一事實仍在其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無可爭辯，經驗對小說有巨大的影響。如果康拉德無法當水手，那他小說中的最精粹的部分就會喪失。托爾斯泰作為軍人對戰爭十分了解，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有錢的年輕人，可以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對人生和社會閱歷豐富，如果剔除了這些，《戰爭與和平》將貧乏許多。

《戰爭與和平》（2016）劇照

可是，對於《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列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客廳的場景以外，其他所有經驗的大門都是關閉的。

對於戰爭、航海、政治和經商，她們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經驗。甚至連她們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習俗的嚴格製約。當喬治·艾略特冒險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時，公共輿論一時嘩然。迫於壓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閉門隱居，這無疑極大地損害了她的創作。她寫道，除非人們主動要求來看望她，她絕不邀請客人。

然而在同一時期，在歐洲的另一方，托爾斯泰正在從軍，在和各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從來沒有人因此責難他。而他的小說所具有的驚人的廣度和生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這種經驗。

女性作者人生經驗的不可避免的狹隘性不是影響其小說的唯一因素。婦女小說還顯示了另一個與作者性別有關的特徵，至少在19世紀如此。在《米德爾馬契》和《簡·愛》中，我們不但能感受作者的個性，就像能感受狄更斯的個性那樣，還會意識到女人的存在——意識到一個為婦女的待遇而憤懣並為其權利而呼籲的女人的存在。

《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出自十九世紀著名英國女性小說家喬治·艾略特。BBC「最偉大的英國小說」榜首，《時代周刊》「史上最偉大的100部長篇小說」第8名，小說以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鄉村為背景，描寫了眾多的人物，並藉此展現了一幅社會圖景。

這使婦女作品具有某種男人作品中所沒有的因素，除非那男人是工人、黑人或由於其他什麼原因而感到身處逆境。這導致某種歪曲，並常常造成缺陷。想為某個切身的事業申辯，或讓人物做傳聲筒表達個人的不滿和冤屈，每每有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就像是讀者注意力的焦點突然變成雙重而不是單一的了。

奧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夠不理會這類懇請和要求，不為別人的蔑視或責難所動——我行我素，這是她們的天才最令人信服的體現。然而，抵製憤怒的誘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堅強的心智。從事藝術活動的女性總是遭受嘲弄或責備，總被人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證明為遜色一籌，這些自然會引起惱恨和不平。

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怒和喬治·艾略特的隱忍中都能認出這種反應。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裡更是可以時時見到這種情緒，其表現在她們所選擇的題材，以及她們的不自然的逞強好勝或不自然的溫良馴順上。更甚的是虛偽態度的廣泛滲透。她們屈從於權威，其想像變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從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體性，也即失去了藝術的最根本的品質。

《時時刻刻》劇照，還原了伍爾夫在書房思考、寫作的場景。

婦女寫作中潛移默化地發生的巨大變化似乎是一種態度的改變。女作家們不再憤懣。她不再惱怒，寫作時不再請命或抗議。如果說我們尚未達到，我們至少正在接近一個新時代，那時婦女將很少或完全不受非藝術因素的影響。她將可以專註於藝術想像而不受其他事物的干擾。過去唯有天才和獨創性才會達到的超然境界，在今天已可能為普通婦女所企及。因而今日婦女的小說遠比100年或50年以前的更加名副其實、生趣盎然。

我們或許可以預言說，將來婦女寫的小說會少一些，但質量更好；她們不但會寫小說，也寫詩歌、批評和歷史。這一預言無疑包含了人們對一個美妙的黃金時代的嚮往，那時婦女將擁有她們長期以來被剝奪的東西——空閑、錢財和屬於自己的一間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