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科學小說，承載了知識人對未來的創造性想象

100年前的科學小說，承載了知識人對未來的創造性想象，這種想象同時成為反思當時中國現實的參照系。現實和虛構世界的現代性，早在百年前萌生、交錯、演化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3期

文 | 本刊記者 衛毅 實習記者 張瑋鈺

全文約8395字，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此刻與彼時

北京大學校內，紀念“五四”的一個論壇活動在“五四運動100周年”前一個月便已經舉行。早上8點，會場已無可坐之處。甚至在只能看到直播畫面的教室裡，連地面都要坐滿人。北大教授陳平原走上台去，自如地主持，他在這所大學裡不知談論過多少次“五四”。

此場景讓我想起梁啟超在1902年所寫的《新中國未來記》，書中設想60年後的中國，舉行了萬國博覽會。“各國大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梁啟超在小說中特別提到其中一所學校。“單表內中一個團體，卻是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質發表出來，一則激勵本國人民的愛國心，一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達之跡，因此在博覽會中央佔了一個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類演講。”各種講座中，最吸引人的是孔子第72代後人孔弘道的演講。“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講演，那日聽眾男男女女買定入場券來聽者，足有二萬人。內中卻有一千多系外國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賓、印度各國人都有。”各國聽眾都懂中國話，“因聞得我國第一碩儒演說，如何不來敬聽？”

場面如此之浩大，“夏志清甚至將其與《法華經》開篇佛祖說法的場景相比。”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在《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裡寫到了這一幕。而此時，2019年3月底的北大，王德威在陳平原的介紹下出場。我看到身旁一位因起得太早趴臥桌子的北大學生翻將起來，目不轉睛地看著螢幕，直到王德威講完。

作為研究晚清的專著，《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文版導論的標題叫作“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王德威當年試圖藉此重理晚清文學文化的脈絡，並挖掘“被壓抑的”現代性線索。他整理了狹邪、公案、譴責、科幻四種小說類型，視之為現代情感、正義、價值、知識論述的先聲。他認為在西學湧進之前，晚清作家想象、思辨“現代”的努力不容抹煞。這也給他招來非議——認為他太不看重“五四”。在“五四100周年”來臨前，他乾脆寫了一篇文章叫《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五四100年之後，文學對我們仍然有意義的話，我們所面臨的文學風景是什麽？”王德威站在台上自我反問道。

“五四運動以1917年胡適、陳獨秀等所號召的‘文學革命’為肇始點。由文學所承載的批判性及創造力，成為啟動、支撐革命想象和實踐最重要的資源。漢娜·阿倫特曾有名言：革命的意義無他，即在於引發人同此心、共創新猷的感染力。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見諸五四，就是文學。”王德威認為這裡所謂“文學”，不再僅限於學院規劃的紙上文章，或文學史所羅列的大師經典，而是“一種應答並改變世界的方法，一種石破天驚的活力，一種無中生有的發明。”

八年前的一次採訪，我曾問王德威：“文學區別於政治和歷史的本質是什麽？”王德威回答，文學追根究底的基本問題是去引起虛構性。“我們是做虛構性的，而且把它當一個問題來做，我們把虛構的問題嫁接到歷史的經驗和現實裡面，投射未來跟過去。”彼時，他在舉例時馬上提到的一個作家是劉慈欣。

八年前，科幻作家劉慈欣還不像今天一般為大眾所知。 此時，在北大的講台上，王德威沒有講大家已經熟知的劉慈欣，他講到了中國當代另一位科幻作家韓松。他演講的題目就叫《魯迅，韓松，與未完成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

“韓松在當代科幻新浪潮中被認為是對魯迅最有自覺的繼承，他的作品往往有意識地回應魯迅的一些主題。”這是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宋明煒的觀點。“《醫院》三部曲（韓松作品）也猶如一部《狂人日記》式的作品，貫穿著韓松關於疾病和社會、現實與真相、醫學與文學的思考。”

1918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2018年5月，韓松發表了他的長篇小說《亡靈》。韓松的“醫院”三部曲得以完成。這中間，100年已經過去。

流浪與殖民

2019年春節，劉慈欣小說《流浪地球》改編的電影已經在院線上映，兩個多月之後，票房超過了40億人民幣。《流浪地球》講述的是地球瀕臨末日，地球人帶著地球駛離太陽系，去往更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系。這是科幻在此時代躍上大眾觀賞平台耀眼的一幕，不免讓人想起清末科學小說所經歷過的熱鬧情形。100年前的回聲，其勢也大。

荒江釣叟撰寫的小說《月球殖民地小說》，於1904年至1905年間，在《繡像小說》連載。如同清末許多連載小說成了“爛尾工程”，此小說連載之中忽然就沒了下文。小說之名雖然直指月球及更廣大的宇宙，可是，小說“爛尾”之時，主要情節仍然停留在“地球之上”，或者說“地球上空”。因為是在《繡像小說》連載，小說插畫眾多，有意思的是，這些插畫上滿是熱氣球。“熱氣球”是清末人對於現代科技的符號化印象，仿佛宇宙飛船和太空站之於當下。

《月球殖民地小說》的主要內容，講的是李安武與其日本朋友藤田玉太郎，乘坐玉太郎的空中艦艇四處漫遊，為的是幫助龍孟華尋找其離散妻兒。歷經艱險，終得龍孟華的兒子龍必大下落——他正在月球留學。龍必大乘著宇宙飛船回歸地球，家人得以團聚。

坐在宇宙飛船中的藤田玉太郎，看著蒼茫宇宙、靜穆月球，內心的活動是： “單照著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這般田地，倘若過了幾年，到我們地球上開起殖民的地方，隻怕這紅、黃、黑、白、棕的五大種，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這樣，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處都有人物，到處的文明種類強似我們千倍萬倍，甚至加到無算的倍數，漸漸地又和我們交通，這便怎處？”北海道大學教授武田雅哉研究晚清科學小說多年，他覺得藤田玉太郎這位日本老鄉，或許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對“太陽系規模的政治學”感到苦惱之人物。

王德威則認為，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中展示的是，彼時中國雖大，已非容身之地。有志之士希冀乘氣球一樣的宇宙飛船奔向月球，月球彼時被認為是地球之外規避亂世的最近場所。

科學與文學

《月球殖民地小說》太容易讓人想到魯迅所翻譯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魯迅在《月界旅行》的譯序中表述了翻譯之意：

凡事以理想為因，實行為果……而後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習不為詫。……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興矣。

魯迅翻譯《月界旅行》是在1903年，在他去日本留學一年之後。作為醫學專業學生的魯迅開始翻譯小說，大概是受到了梁啟超的影響。此前一年，梁啟超用“飲冰”之名在《新小說》第一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大力推崇傳遞“維新”思想的“新小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魯迅則說，科學小說可“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兩人的句式都幾乎一樣。

魯迅是那個時代較早接受自然科學教育之人，又深愛文學，結合科學與文學的科學小說自然便很快吸引了他。“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到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即儒勒·凡爾納）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這是魯迅後來的回憶。

在1903至1906年間，魯迅翻譯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術》等多部科學小說。宋明煒特別提到了這些年來越發為學者重視的魯迅所譯科學小說——《造人術》。“這篇小說的翻譯過程曲折離奇，原作是一位美國女作家的小說，魯迅根據一個不完整的日譯本翻譯，其中日譯本沒有翻譯的部分，包含了兩個重要的魯迅主題：吃人、救救孩子。沒有證據表明，魯迅看過原作的後半部分，雖然更完整的日文譯本在《狂人日記》發表前七年即出版了。這可能只是一個不應該過度詮釋的巧合。”

宋明煒更關心的一個可能的問題是：作為科學小說家的魯迅，和作為寫實文學家的魯迅有何種關聯？後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嗎？“學者們常說，民國之後，科學小說消隱，寫實文學興起。這是一種便利的文學史論述。但《狂人日記》不是一篇便利的文本。科學小說的消隱，也終於變成一個文學史上的難題。提倡賽先生的年代，科學小說卻失去了讀者的青睞。直到中國文學經歷過許多次運動，20世紀末，中國科幻小說再次經歷創世紀，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回到一百多年前，當時眾多名家加入了科學小說的譯介或創作。蔡元培翻譯了《妖怪學講義》。這本書名酷斃了的講義更多的是為了追尋“科學”。張東蓀曾說：“中國之有西洋哲學，由來已久，然從今天來看，至少可算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譯的井上圓了的妖怪學為代表。”

作為新銳翻譯家和作家，蔡元培在1904年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新年夢》。在他的小說裡，存有一處理想國，沒有姓名的人民以編號互稱。交通網絡發達，語言統一，拚音文字得以普及。國家的藩籬被打破，人類做到了互助互愛，戰爭終結。人類的共同目標變成了征服自然。“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呢。”月球始終沒有被忘記，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描述對象。

一民先生——《新年夢》裡九十多歲的主角，在元旦做了一個夢，夢中鍾聲響起，一民先生夢囈般喃喃道：“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

北大教授夏曉虹認為，與同時代的守舊派將西方物質文明視為“奇技淫巧”、對其充滿了排斥和厭惡不太一樣，晚清科學小說中所傳達出的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是積極的、欣喜的。“對於科學的威力，創作者們在敬畏之餘還心懷羨慕，這一點與西方科學小說如《弗蘭肯斯坦》中對科學的恐懼和懷疑態度也有明顯的區別。”

陳平原發現，對於“科學”的迷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當時之人的是非觀。《點石齋畫報》刊登過一幅漫畫——《氣球破敵》，氣球上配備大炮，“則水陸之兵可以廢。”20世紀初科學小說中的“飛車”，基本上是殺人武器。“作家極力渲染配有大炮或毒氣彈的‘飛車’如何威力無窮，而極少反省其大規模殺人是否合法與合理。”小說家動輒利用“飛車”上的新式武器，毀滅整座城市。唯一對科學發明被用來大規模殺人表示反感的是吳趼人的《新石頭記》。《新石頭記》中，賈寶玉所遊覽的“文明境界”，也有飛車隊、潛水艇等戰爭武器，但他對“氯氣炮”這種殘忍的殺人工具深惡痛絕，理由是：此等“殘忍之事”，不配存在於“文明世界”。

過去與未來

在當時的許多小說中，“未來”、“新世界”是以實體存在的。王德威稱之為——未來完成時敘述。“這種敘述方式讓作者不去處理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而直接假設未來已經發生了的事。”

此類小說最有代表性的還是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夏曉虹發現，《新中國未來記》的開篇結構與日本作家末廣鐵腸所著《雪中梅》頗為相似。《雪中梅》的開頭，兩位老者交口稱讚國會150周年慶典時的強盛國力，然後倒敘當年的歷史，“想起一百年前，人家都說我們是亞細亞洲裡頭最弱最貧的國。”

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口號的《新小說》創辦於日本橫濱，與日本1889年和1896年兩度創刊的雜誌同名。日本文學的影響無處不在。

《新中國未來記》的形式同樣是模仿而來，整部小說就像一篇發表政見的超長演講詞。梁啟超要求小說中的人物應該擔起啟蒙者的角色，講一個好故事倒在其次。小說只是形式的外殼。這仍然是日本明治時代之風。政治家犬養毅曾對梁啟超說：“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

梁啟超原本計劃寫作三部曲來想象中國的可能性。除了《新中國未來記》之外，另外兩本是《舊中國未來記》和《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國》）。《舊中國未來記》“敘述不變之中國，寫其將來慘狀”。《新桃源》描述的則是一群被流放的華人，如何於兩百年前在一個島上建立了“第一等文明國”，並幫助內地志士完成了維新偉業。

從“改良群治”可以看到梁啟超主張的“小說界革命”的中心之意。這些文學主張和文學創作產生於戊戌變法失敗之後。

陳平原說他的許多治學理念與歷史學者張灝相近。他們樂於從1898年開始談起。“新小說的誕生必須從1898年講起。”

“戊戌之前，梁啟超雖也在《變法通議·論幼學》、《蒙學報演義報合敘》中談及小說的作用，但只是以之作為幼學教育的工具，與後來的推為‘文學之最上乘’大有區別。”陳平原說，“實際上，在有可能施展雄才大略的年代，康、梁等維新志士都以政治活動為中心，而不屑於吟詩作文。康有為以‘士知詩文而不通中外’為當今大弊；梁啟超稱‘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譚嗣同則表示要盡棄全部‘舊學之詩’，因‘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猶不自懲，而為此無用之呻吟，抑何靡與？’關鍵在於文學確實‘無用’——無補於國計民生，於益於救亡圖存。儘管康、梁、譚等人均為詩文名家，卻都為了政治而自覺拋棄文學詞章。這在戊戌以前幾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頗有代表性。”

在王德威看來，晚清的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進化論，相信事物可以直線的方式推衍，朝著單一自明的結果前進。“嚴複及其同儕所提倡的進化論、康有為關於大同社會的文獻，以及孫逸仙激進的革命思想，儘管意識形態的坐標有別，卻都提供了一個線性的、前進式的時間觀，與傳統的循環時間觀頗有不同。”在最新的時間觀裡，未來以某種進化的形態開始出現，人們對未來可能抵達的目的地充滿興趣。

文人與士人

這些紛繁的晚清科幻奇譚之中，王德威覺得《新法螺先生譚》的創作水準達到了當時同類作品的頂點。

《新法螺先生譚》來源於日本作者岩谷小波翻譯的畢爾格小說《法螺先生》，講的是西豪森男爵的冒險故事。日文版《法螺先生》傳到中國之後，被一位年輕的女士看到。她請懂日文的丈夫讀給她聽。這位丈夫在為妻子閱讀的同時，也迷上了其中的故事。他把此書推薦給在“小說林社”做主編的友人。友人閱罷，甚喜，邀請他做此書翻譯，而自己則動筆書寫中國版的“法螺先生”。譯稿和書稿最後合為一冊。1905年，小說林社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譚》。譯者是包天笑，作者是徐念慈（筆名東海覺我）。

在此小說裡，月球已經不是中國太空移民的終點站。作為中國科學家的法螺先生，獨自前往太空探險，他的目的地是更遙遠的宇宙。王德威認為這個未竟的嘗試是“晚清科幻奇譚最迷人的時刻之一”。

“小說中的法螺先生是個深具科學思辨精神、立志打破傳統習俗的學者。”王德威認為，法螺先生不欲“局局於諸家之說”，成為“一學界之奴”。他經年苦思突破現有之知識僵局，日夜冥想至為複雜深奧的問題，終致“腦筋絮亂，忘其所以”。受神秘力量驅馳，他奔上36萬尺之高山，偶適“諸星球所處之各吸力”的交點。在極速狂風之中，法螺先生的肉體與靈魂也被震蕩分家，從此展開靈與肉的冒險。

法螺先生的靈魂在經歷了地心之旅後，練就了“不可思議之發光原動力”，他自身發出的光比太陽的光還要強勁。他的靈魂飛遍全世界，便是強大的光芒照耀全世界。途經歐美，民眾熱情，科學家震驚，他成為明星。可是，經過中國時，情狀大為不同。中國的老百姓正在午休當中，沒人要關心這個會發光的不明飛行物。那些醒來之人更關心的是怎麽吸上幾口手邊的大煙，進入他們認為的飄渺太虛之境。法螺先生為此感慨，要喚醒民眾，不僅要發光，還要發聲。

“這不僅僅是一位半吊子科學家的探險狂想，也是一個憂國憂民的文人對家國危機的戲劇化呈現。我們可以說，法螺先生體現了晚清士人常顯現的兩種原型：浮士德式僭越既定人生經驗、知識的渴望，以及普羅米修斯式為全人類的福利不惜自我犧牲的激情。”王德威說，“法螺先生光彩奪目的靈魂飛越歐洲與中國的旅程，顯現靈魂與肉體、黑暗與光明、進步與倒退、此世與彼世等等意象。儘管這些意象於中、西文學傳統中並無新意，但放在晚清的語境中，仍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對物理學與形而上學的混合參照，凸顯了當時文人將科學與道德等同起來的願望——正如嚴複與譚嗣同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樣。這一願望不久就會成為五四文學的動力。”

陳平原研究了提倡科學小說的《新小說》雜誌之後，發現其中故意將“哲理”與“科學”並列，梁啟超希望“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合而為一”。“這預示了中國科學小說的發展方向。沒有純粹的求知欲望，有的只是如何利用‘科學’，達到某種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的。”

1891年，李提摩太開始譯介的美國政治小說《回頭看紀略》（又譯《百年一覺》）中，畢拉宓（Edward Bellamy）想象了2000年的美國。此書對晚清知識人士影響頗深。20世紀初的許多科學小說家，已經不滿足於講述“求知”或“探險”的故事，他們在“未來”和“科學”上，展示的是對現實的理解和思考。

一天與永遠

王德威的演講總是文辭華麗，觀點獨特，敘事有物，立論有據，能精準地打動人心。陳平原說，王德威的演講給學文學的人爭了大大一口氣。王德威則說，100年後，我們奉五四之名所嚮往的眾聲喧嘩是否實現？抑或我們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象魯迅所召喚的“真的惡聲”？

“《被壓抑的現代性》出版已逾20年。許多未必完備的論點已有後之來者的補強，而曾經被視為末流的晚清現象，居然引領當代風潮。21世紀以來科幻小說的勃興甚至引起全球注意。而歷史當然是不重演的。將過去與現在或任何時間點做出連接比較，劃定意義，本身就是創造歷史的行動。”王德威說。

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是否能承載被壓抑的現代性？在王德威看來，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改變人心。如果穿越時空，他或許可以與漢娜·阿倫特產生共鳴。阿倫特強調敘述——說故事——是構成社會群體意義的根本動力。

陳平原的博士論文是在1987年完成的。彼時，他就特別強調“晚清”和“五四”的關係。“兩代人是同構的。”陳平原說，“比起強調‘五四’來，我重‘晚清’，比起重‘晚清’來，我會強調‘五四’。我始終認為他們完成了同一個進程。”

“雖然我寫過關於‘五四’那一天的論文，”陳平原說，“但大的視野不應該集中在‘五四’那一個時段。這樣你才能看得出整個大的演進進程，討論的問題也會更為豐富。”

陳平原的治學似乎在冷熱之間切換。當大家對晚清科學小說少有論述之時，他報以巨大的熱情。此時，當大家似乎都願意談上幾句“科幻”時，他卻保持了自己的距離。他並沒有看《流浪地球》。“就是因為太火了，我也不看了。”但這可是那位把“晚清科學小說中的飛行器”當成論文來寫的陳平原。他在北大二院的辦公室裡說這段話時，這棟樓裡的許多個廳室正在展開關於“五四”的各方面的探討，屋外講話聲此起彼伏。

陳平原說他特別喜歡魯迅的一句話：“經以科學，緯以人情。”“科學小說是把科學和人情作為縱橫、經緯搭建起來的這種小說。所以，科學小說，強調的是科學，不是幻想；今天的科學小說其實強調的是幻想。”

“晚清為什麽會有這麽一種對於文學形態的追求，而後又不那麽熱鬧地存在了將近百年呢？”我問陳平原。

“哪個地方缺什麽就要什麽。對於晚清的人來說，可能你都沒想到，他們最重視的，一個是政治小說，可以發議論；第二是偵探小說，這種刺激的小說類型讓他們覺得很驚訝；還有就是科學小說，它可以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在那之前，以科學幻想為基點所作的小說，傳統中國是沒有的。”陳平原說，“到了後來，當翻譯過來的外國小說多了，他們發現這些類型小說並不是第一流的小說，他們就從文學價值的角度去關心別的小說了。”

對於“科學小說”的思考，到了新世紀，越發深入。此時“科學小說”已成“科幻小說”。許多作家，比如韓松，在科幻小說類型上的創作，表現得更多的是魯迅的文學傳統，而不是魯迅當年所譯介的“科學小說”的傳統。

宋明煒在紀念“五四100周年”的文章《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的結尾深情地寫道：

1918年4月，在補樹書屋寫作《狂人日記》的魯迅，他寫的是一篇無可名狀的小說，異象幻覺重重疊疊，透露出的真實情景驚心動魄。這篇小說引起的革命，成為五四的重要面向。此後，魯迅等了整整一年，寫作《孔乙己》，中國寫實文學的都可以模仿的範本出現，但此時《狂人日記》文本中密密麻麻不可見的黑暗，已經充斥在剛剛誕生的中國現代文學中了。

在北大“五四100周年”論壇上，王德威的演講最後落在了韓松在2018年5月完成的《醫院》上：

我們想到《醫院》三部曲的開端。亙古永夜的太空裡，三名僧人駕駛“孔雀明王”號太空船航向火星，他們尋找佛陀，看見醫院。經過多少劫毀，三部曲的結尾，火星醫院出現一位女性，她來探究真相，陷入迷陣。她最後的希望系於救援瀕死的兒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曾如此默想。輾轉其間，文學作者一如既往，他們知道那是一場未完的，永遠不完的，文學革命。

（主要參考資料：《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飛翔吧！大清帝國——近代中國的幻想科學》《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五四@1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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