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

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

王德威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本文刊於《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5期”百年五四”紀念特刊，內容以正刊為準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五四與現代中國”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

五四運動以1917年胡適、陳獨秀等所號召的“文學革命”為肇始點。由文學所承載的批判性及創造力，成為啟動、支撐革命想像和實踐最重要的資源。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曾有名言：革命的意義無它，即在於引發人同此心，共創新猷的感染力(pathos of novelty)。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見諸於五四，就是文學。這裡所謂“文學”，不再僅限於學院規劃的紙上文章，或文學史所羅列的大師經典，而是一種應答並改變世界的方法，一種石破天驚的活力，一種無中生有的發明。

然而環顧五四百年前後的文學及文學研究，早已經馴化為文化建構的一環。學院論述謹守分際，曰啟蒙、曰革命，卻無不似曾相識。但這樣的現象不必意味“文學革命”到此告一段落，反而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五四文學的論述與實踐的複雜面。我們並須挖掘“文學革命”所曾具有的潛能，以及被遮蔽的過程。

本文藉由魯迅文論的兩項觀念，“懸想”與“神思”，探索五四文學意涵，以及當代的回應。這兩項觀念都強調“想像力的政治”：敷衍人生邊際的奇詭想像，深入現實盡頭的無物之陣，探勘理性以外的幽黯淵源。現當代文學主流論述以寫實/現實主義掛帥，“神思”與“懸想”一向隱而不彰。卻是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説異軍突起，提醒我們文學革命中這些被湮沒的觀念。又或者這不盡是歷史的偶然。在20世紀初，魯迅的文學事業即以翻譯、改寫科幻小説開始。而他早期文論也不斷思索科學與文學的分野。

《狂人日記》一百年後，韓松出版“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2018），為新世紀以來方興未艾的科幻小說熱潮再添一本力作。韓松作品陰鬱詭譎， 充滿強烈末世隱喻。“醫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醫院為主題，寫出另類“鐵屋子”寓言，實在令人側目。《狂人日記》與“醫院三部曲”各據百年五四一端，形式極其不同，但都觸及“神思”與“懸想”的多重維度，並展開隱秘對話：如科學與文學、身體與國體，瘋狂與理性，疾病與醫葯，入魔與除魅。更重要的，兩位作家都藉此叩問書寫與文學的根本意義，及其革命性真諦。

神思，懸想，聖覺

1907-1908年魯迅在日本寫出《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等系列文章，思考維新知識分子面對西學衝擊的因應之道。《摩羅詩力說》更進一步指出文學介入“人間情況”的樞紐意義。魯迅強調“別求新聲於異邦”。這樣的新聲非摩羅詩人莫屬。摩羅詩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於“攖人心”。

摩羅詩人雖然來自異邦，魯迅卻將其譜系嫁接到中國傳統，並以 “新神思宗”作為命名。“神思”源出《文心雕龍》，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思理為妙，神與物遊”。但魯迅的用法則與歐西浪漫主義掛鈎，他心目中的摩羅詩人掙脫溫柔委婉的“情”“ 志”傳統，而淹然有鬱憤之情，叛逆之志。相對於傳統詩學的思無邪，魯迅的“神思”極致處是“思有邪”。換句話說，新“神思”成為一種時代精反抗神的體現。相對興觀群怨，魯迅要發出“真的惡聲”。 另一方面，魯迅又在古希臘文化中發現“神思”另一源頭——神話。《摩羅詩力說》寫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文學的不用之用在於“涵養人之神思”。《科學史教篇》肯定希臘“思理之士”， “研索天然”，不僅發現科學的“真源”，也同樣見證“神話”的勃興。也因此，在《破惡聲論》裡有了“僞士當去，迷信可存”的名言。

魯迅以如此定義的“神思”來推動文學，內裡的張力可想而知——而這也正是魯迅文論的革命性所在。魯迅晚年又提出“懸想”，緣起他對朱光潛治學方法的批判。在〈題未定草六-九〉系列雜文裡，他諷刺朱斷章取義，無視文本內外互涉的複雜關係。魯迅諷刺當代“偽士”沉湎於歷史層層斑駁積澱，殊不知倒果為因，反而失去體察歷史本真面目——及其物質性——的能力：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如同“神思”“ 懸想”也是古語，意為掛念，又指揣測，猜想。而在近代，嚴複翻譯《天演論》則強調懸想的憑空想像意義。魯迅的解釋更為複雜雜，因為他希望“懸想”所達到的，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歷史真相的探究。換句話說，“懸想”反而拂拭了歷史的積垢，還原歷久而彌新的本色。而這一過程與其説是依靠知識分子的評頭論足、上下考證，還不如説是有賴下裡巴人無視歷史的天真，對事物、對生活、本當如此的好奇。

“懸想”一詞讓我們聯想魯迅幾乎三十年前所作〈科學史教篇〉裡另一類斯關鍵詞——“懸擬”。在文中，魯迅雖然認知科學的重要，但不以經驗主義，以及緣由內籀（歸納）法形成的實證科學為然。魯迅提出“懸擬” (hypothesis) 作為調和，而“懸擬”關乎假設與想象，不僅如此，魯迅文中對“懸擬”的把握是透過過赫胥黎的「divine afflatus」一詞，並譯為“聖覺”。

“懸想”與“神思”這些觀念看似與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追求——啟蒙、理性、科學——背道而馳，但魯迅別有所見。在他的視野裡，“神思”神遊物外，以匪夷之所思引領叛逆想像，“懸想”出虛入實，擱置視為當然的成見，重新發掘事物的真相。兩者都強調歷史當下的無明與因循，無法以理所當然的科學啓蒙所解脫，而必須涉及想像力的介入，以否定辯證方式演繹人與世界的密切關係。這一介入的方法付諸實踐，就是“文學”。

科學，玄學，與“懸學”

魯迅以的“懸想”與“神思”所發展出文學觀在五四時期及以後卻並沒有受到重視。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流強調寫實/現實主義，以文學作為反映世界，針砭人生的法寶。蘊於其下的科學語境不言可喻。學者從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到郭穎頤(D. W. Y. Kowk) 等早已指出早期現代中國的唯科學主義傾向。當科學被無限上綱為解釋並實踐現代性的唯一法門時，其內容或實踐的得失如何反而無關緊要。

唯科學主義論述在五四之後引起種種反思，以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科學與玄學（或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最為受到矚目。論戰最激烈處，丁文江直指張君勱及其從者為“玄學鬼”。與此同時，左翼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瞿秋白、鄧中夏等根據馬克思主義思想提出唯物史觀批判。

林毓生先生討論“科學與玄學”論戰指出，儘管這兩派壁壘分明，但叫陣之餘，他們其實無視所共同享有的立場：那就是，他們都承襲了五四奉“思想文化”為解決問題的全權方法。他們的出發點或許涇渭分明，卻都自認據有絕對正當性及合理性。尤有甚者，他們所根據的論述邏輯基本都是唯科學主義奉行不疑的歸納法。林毓生反問，在主觀和客觀、直覺和方法之間設下不可逾越的紅線，他們果然能夠將心目中的“科學/玄學”貫徹始終麽？假設、擬想和想像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魯迅早年棄醫從文，對科學與文學之間的思考已觸及日後科玄論戰中許多議題。根據魯迅早期文論的邏輯，我們有理由推測他對張君勱、丁文江理論的回應都不會苟同，卻始終保持緘默。推而廣之，如果文學曾是五四最受矚目的論題之一，論戰中文學的缺席，就更值得思考。五四推動文學改良和革命的兩員大將，胡適和陳獨秀，在論戰中各據科玄一方，發表高論，但他們所論卻絲毫與文學無關。魯迅的沉默，和陳獨秀和胡適的移轉陣地，恰恰點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尷尬位置。

不論科學、玄學派，以及陳獨秀所代表的唯物派，其實都是以“思想文化”為前提，作為解決中國危機的方法，卻從未對其載體——語言、修辭、論述——有過任何懷疑。而就在論戰的幾年以前，他們所使用的白話文才因為胡適、陳獨秀的鼓吹獲得前所未有的注意。我們都記得，語言改革是文學革命的根本。語言改革最終的目的指向一套更新中文思考方式的教育政策，一種藉語言重現現實的模擬信念，以及一則以強國強種為前提的真理宣言。五四先鋒們視白話文為“科學”而“民主”的透明工具。而在文學表征上，寫實/現實主義小説被認為是直搗事物真相的重要發明。

魯迅未嘗不支持文字與文學革命，卻早早看出其中問題。就在多數同行欣欣然運用白話文、新文學描摹社會、號召革命時，魯迅意識到“文學”本身一方面被無限上綱，一方面卻已經被視為當然，有若“無物”，而所謂的革命性已經成為工具化的藉口。

魯迅沒有直接參與科學與玄學論戰，但他以文學的形式回應了論戰的僵局。這包括了《呐喊》《彷徨》中諸多小説試驗，《野草》等奇詭的散文詩歌，以及數量龐大的雜文。潘多拉的盒子既然打開，就無從保證結果。魯迅何嘗脫離他的科學訓練，但他對事物的觀察和設想如此“無微不至”，以致漫漶出丁文江式“歸納”法邏輯和幅度之外，暴露最散漫的生命物質性。他對玄學家所透射的彼岸世界其實好奇不已，但上下求索的“天問”反而逼出了更黑暗，更玄祕的所在。

這是“魯迅的”文學革命。這文學的革命性不僅在於亦步亦趨的反映人生，也在於直面人生晦澀的、難以穿透的物質性；不僅在於改變現狀，也在於認知現狀深處、無限“俱分進化”的動機。如果僅在寫實/現實主義的脈絡裡解析魯迅，其實局限了他文學觀最激進面。套用科玄論戰的話語，科學必以“神思”和“聖覺”為前提，而玄學不能自外“懸擬”和“懸想”。前者提醒我們任何斬釘截鐵的實驗必須有假説和想像的介入，後者提醒我們任何理所當然的“人生觀”必須在歷史與虛構交織的脈絡中，反覆接受檢驗。

然而魯迅的想法較此尤為複雜。他的“神思”飛揚蹈厲，卻終究彌漫鬼氣；他的“懸想”無論如何要跳脫事物和思想的窠臼，縂似乎難以避免惡性循環。文學因此是科學與玄學之間粘滯飄忽，不能擺脫卻也不能或缺的界面——“中間物”。這恰恰是號稱一了百了的科學方法或玄學人生觀所難以解決的。而“中間物”導向了更激進曖昧的“無物之陣”。

從“立人”的觀點來看待魯迅的“無物”，魯迅的述作的確充滿無所不在的虛無與惶惑。我們只能以“否定的辯證法”來證實他對生命和現實的關心。但與此同時，魯迅已經一再暗示，跳脫“立人”的框架，文學革命者所探索的“物”的終末有無，才更懾人心魄——魯迅是叩問一個科學與玄學以外的更廣袤的世界。

是在這一層次上，“神思”和“懸想”所指向的虛無，也可以是來自無盡“虛”“ 有”的邀請。 “於天上看見深淵，由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文學主體是否要跨過理性或人生觀最後一道防綫，成為文學最大的挑戰。以此，魯迅的“懸學”呼之欲出。

還是“在醫院中”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一百年，中國文學歷經起落，基本仍奉魯迅為宗師。但承續以上的論述，魯迅文論中“懸想”與“神思”的面向，其實沒有受到重視。文學史論述及一般批評所強調的，不脫大師感時憂國的塊壘，或批判現實的精神。時至今日，以文學反映人生，改造民心士氣的説法依然是主流論述，寫實/現實主義敍事也依然是寫作的大宗。

但在新世紀文學的開端，我們見證五四正統文學論述和實踐疲態畢露。各種傳媒的興起尤其加速文學市場的式微——雖然“文學”作為“群治”資本的潛力未嘗稍減。當此之際，科幻小說異軍突起，十餘年內引起全國甚至全球讀者的熱烈追捧，不能不說是新時代文學最值得重視的現象。

21世紀的科幻熱潮並非前所未見，20世紀的開端已經有一次科幻小説勃興現象。梁啟超提倡“新小説”，心目中的理想文類就是科幻。而在本文的範疇裡，所可注意的是晚清那場科幻熱潮中魯迅的腳色。這段時間正是魯迅思辨“懸擬”“ 神思”“ 聖覺”的時期。1903年，當魯迅翻譯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時就提出他對烏托邦的想像。1905年，魯迅譯作《造人術》，想像“人芽”的生成，用以改造人種，更新國民。學者嚴峰、宋明煒都指出《狂人日記》透露科幻小説的痕跡。

一個世紀後，魯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的科幻試驗再度吸引讀者。我們不禁要問，科幻文學在新世紀捲土重來，究竟意味什麽？“懸想”與“神思”又能發揮是什麽新的動力？本文所介紹的例子是韓松的“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在韓松看來，病、醫、與藥不只關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而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質。人人有病，人人治病，醫與病、死與生不斷輪迴，誰也不能出院。而作為三部曲的終結篇，《亡靈》構建了復活之日火星醫院的“大同社會”，“ 藥帝國”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 就是“元死”。

韓松的《醫院》種種立刻讓我們想到魯迅。的確，他有意識的向大師百年以前的感歎致意。魯迅立志習醫的經過我們耳熟能詳。1906年幻燈事件以後，魯迅放醫從文，而他的邏輯仍然是醫治身與心之別：“凡是愚弱的國民，卽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病、醫療與文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魯迅之後，沉屙重症蔓延作家筆下，被浪漫化、道德化、政治化、寓言化。在這一脈絡裡，韓松的“醫院三部曲”又作了大躍進。宇宙即醫院裡，人人生病而平等。醫院的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不斷發現疑難雜症，百般治療，讓病人死去活來，繼續住院。韓松曾經說“中國的現實比科幻還科幻”。的確，文學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強弩之末，不足以刻畫當下光怪陸離的現實於萬一。 更有意義的是，韓松的寫作不啻回應了魯迅當年的“懸想”與“神思”。“懸想”讓韓松跳脫敍事現狀，審視醫院運作的環節，竟然有了超現實況味，“神思”更驅使他將醫院帶向宇宙太空，從而投射後人類思考。有心讀者不難從“醫院三部曲”發現與魯迅對話的巧思。末法時代的醫院是個沒有阻攔，卻無所逃遁的“鐵屋子”。而當病人和醫生陷入重重互為主客——或互為主奴——的幻境裡，那是“藥時代”的“無物之陣”。

但韓松與魯迅的對話不止於此。“懸想”與“神思”也不必僅作為社會或歷史批判的方法。藉著龐大的醫院神話，韓松其實重啓早期魯迅對科學與文學的批判性思考。但韓松心目中的文學不再像青年魯迅設想那般能夠直指生命原相——而是“元”文學的不斷自我指涉與解構。事實上，魯迅作品從來內蘊極大的緊張性。摩羅詩人的“惡聲”既能攖人之心，也能讓人自齧其心。

回到本文開始的提問，魯迅面對五四之後的科學玄學論戰，可能的回應是什麽？魯迅當時保持沉默。而百年以後小説家韓松以“醫院三部曲”再次提醒我們，魯迅的志業是“懸想”，是“神思”，是文學。面對人所創造與被創造的生命諸多難題，文學以相生相斥的晦澀與清明，同成為病灶與解藥。懸想跨越虛實 ，神思無中生有，兩者都根植於歷史內外的無物之陣，指向解放的可能，也沉思其不可能。科學與玄學派不會滿意這樣模棱兩可的定義。但文學的革命性——及其自齧其身的反噬性——恰恰展現其中。

我們想到“醫院三部曲”的開端。亙古永夜的太空裡，三名僧人駕駛《孔雀明王》號太空船航向火星，他們尋找佛陀，看見醫院。經過多少劫毀，三部曲的結尾火星醫院出現一位女性，她來探究真相，陷入迷陣。她最後的希望繫於救援瀕死的兒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曾如此默想。輾轉其間，文學作者一如既往，他們知道那是一場未完的，永遠不完的，文學革命。

本 文 轉 自

醫院三部曲

韓松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首部《醫院》提出了“藥時代”顛覆性的價值觀，第二部《驅魔》更進一步描繪“藥戰爭”中的未來病人簡史，而《亡靈》作為三部曲的終結篇，構建了復活之日火星醫院的醫學大同社會，“藥帝國”的崛起並崩裂，暗示著生命“原死或元死”的秘密，而世界到了最後一定是不可言說的。

韓松的小說是對現實的深刻再現，其批判精神及文學想象，直接承襲魯迅。這部以疾病為隱喻的“醫院三部曲”，更體現出中國科幻中的“幽暗意識”。

《醫院》

韓松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主人公出差C市時突發疾病，被送入一家奇特的醫院，經歷了種種荒誕不經卻又意味深長的事件，最後發現他來到的其實是一個“藥時代”，整個世界是一座醫院，整個宇宙也可能是一座醫院，而人生就是反抗被治療。他要逃走，卻被強行做了手術……小說以鮮明的“韓松風格”，建構出深邃而豐富的科幻現實主義，從醫療衛生這一當下熱點話題，切入人類社會制度、文化心理中那些難以觸及的陰暗面，透視生活的荒雜，重新審視我們熟視無睹的真實與虛幻。

《驅魔》

韓松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二十一世紀中期，病人楊偉在赤色汪洋中的醫院船上醒來，發現世界被人工智能統治，病人成了算法的一部分，藥戰爭代替核戰爭，生命成為遊娛、藝術、痛苦和魔障的綜合體。為了尋找失去的記憶，他和病友們在船上探險，遊歷了諸多末日勝景，最終發現自己之前的就醫住院經歷，是一次虛擬治療過程，目的是“驅魔”——他的痛苦，乃是新的世界大戰中，敵人植入的“病魔”……韓松長篇科幻小說三部曲“醫院系列”之二，詭異、燦爛而毛骨悚然。

《亡靈》

韓松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亡靈》是華語科幻代表作家韓松長篇三部曲“醫院系列”的終結篇，構建了復活之日後的醫學大同社會，包括“病人的暴動”、“醫生的反擊”、“女性的結局”三部分，描繪了由亡靈之池中神經放電建模想象出來的火星醫院。得知了“亡靈”真相的病人們憤怒叛亂，以複興《黃帝內經》為代表的傳統醫學為宗旨，修訂《醫院工程學原理》，“藥帝國”崛起並崩裂，而屢被篡改的檔案揭示了生命“原死或元死”的秘密，新醫院即將重啟……

《亡靈》第二人稱的敘述視角，暗示了冥冥中更大嵌套循環結構的存在，仿佛一座鏡子迷宮，互文投射的故事無限衍生變異，答案之後是更多疑問，建構出邏輯自洽而永恆膨脹的“宇宙醫院”，獨創了可供多重解讀的諸多形象與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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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