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王德威談科幻文學：魯迅在百年前就曾有過科學幻想

本文希望用一種空間想象，再次思考我們看待現代文特別強調的是，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文類，帶給我們對於烏托邦、惡托邦的想象空間。它不斷地刺激、攪擾著我們：什麽是幻想，什麽是現實，什麽是經典或正典以內的文學，什麽是次文類或正典以外的文學——不斷地產生新的思考方式。

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

文 | 王德威

中國小說敘事至二十一世紀有著始料未及的發展。科幻小說的實踐者提醒了我們，應該持續地想象中國文學在任一文類、任一創作方式上所可能展現的新意。新一代科幻小說作家如劉慈欣和韓松、王晉康，上窮碧落下黃泉，探討無限的宇宙星空，各種各樣的詭奇冒險。在想象力的敘事中，這些科幻作家是值得關注的。

本文試圖將整個當代科幻小說視野擴大，還原到文學史的脈絡中，觀察劉慈欣、韓松能引起我們興趣的原因，以及他們對現當代政治、社會以及文明問題所作的深切思考。尤其在當前國族歷史問題——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是否崛起？已經崛起？或者快要崛起？等各種問題 —甚囂塵上之餘，小說創作者以他們的生花妙筆、靈活而不受拘束的想象，開拓了一片理論家、“大說家”們眼界還不能及的場域。這是本文想要強調的。

烏托邦（Utopia）在文學史上的現象主要指的是一五一六年，托馬斯·莫爾（亦譯湯瑪斯 ·摩爾，ThomasMore）所創作的一個政論式敘事，在這樣的敘事裡，莫爾想象在大西洋裡有一個島——烏托邦（烏有之鄉），島上各種各樣的民生、社會、政治建制與當時英國的情況恰恰成為鮮明對比。現實世界不能實踐的憧憬或夢想，在烏托邦裡有了實踐的可能。爾虞我詐的現實世界，到了烏托邦成為和諧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莫爾通常被認為是以西方為定位的烏托邦敘事的起始者。

惡托邦是和烏托邦相對的觀點，這個觀點自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以降才逐漸為作家及讀者所重視。已經有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指出，惡托邦的出現，其實是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文明興起以及各種對抗資本主義的相對論述，包括馬克思主義等多種理論相互激蕩下，所產生的一種敘事。這類敘事投射了一種與現實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關的世界，但在這個世界裡，所有的情境，哪怕貌似完美，其實更等而下之。以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文學作品為例：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喬治·奧威爾（亦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及俄國作家扎米亞金（Zamyatin）的《我們》。在他們所描繪的世界裡，人類努力追求紀律、和諧、幸福、效率的理想，卻產生始料未及的結果。所謂以理性掛帥的現代社會，以啟蒙、革命所帶產生的美麗新世界，似乎為文明帶來前所未見的信心。然而在惡托邦裡，表面的一片紀律井然、和諧快樂是假象，在“看不見的手”—無論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手—的製約下，往往讓社會裡的成員動彈不得。惡托邦就像烏托邦一樣，也是作家介入現實、乾預歷史的一種手段。異托邦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發明的詞匯。他是西方後現代語境一位重要的思想者。異托邦的觀點，和廣義的後現代論述有許多相對應的關係。然而福柯的觀點未必是一個可以輕易“拿來”就用的觀點。它其實有自成體系的定義，對社會的觀察也可能引起見仁見智的結論。異托邦指的是在現實社會各種機制的規劃下，或在現實社會成員的思想和想象觸動下，所形成的一種想象空間。異托邦是一個空間或想象的存在，被社會所命名、所樹立，卻被“包括在外”。異托邦折射一個社會的欲望或恐懼，但也因為其另類的位置，形成與主流權力或拒斥、或同謀的微妙互動—像一面鏡子中左右裡外對調的反影。

異托邦和烏托邦有所關聯。如果烏托邦指的是現實社會以外的虛構所在，那麽異托邦指的是現實社會以內，由權力部門所規劃、設想的一種空間。這個空間是被隔離的卻又是被需要的，用以治療、規訓、懷柔、取悅社會成員。從醫院到監獄，從購物廣場到博物館，從蜜月套房到迪斯尼樂園，因為這個異質空間的存在，反射出“正常”、日常空間的存在。烏托邦是一個理想的、遙遠的、虛構的空間；異托邦卻是在虛構與建構之間，蘊含實踐的、此時此地的、人我互動的可能。

福柯暗示我們，一般自以為正常的生活、規矩的空間裡，總是存在著許多自覺或不自覺所規劃出來的小空間。我們生活中其實有太多可見或不可見的異托邦，不斷被構造又不斷地消失。甚至我們也在有意無意地營造自己的異托邦經驗或行為。福柯的異托邦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它兼有正面和反面的辯證意思。但以此福柯質詢、顛覆一般習以為常的生活或生命空間，或是約定俗成的空間觀念。

在文學世界裡，我特別要強調科幻小說可以代表又一代作家或讀者構成、介入異托邦的一種努力。這似乎為日常生活的世界劃下了一條界線，因為有了這條界線，內與外、邊緣與中央、正常與反常似乎被定義出來。然而這些界線卻也不斷地被跨越、顛倒、質疑。福柯用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什麽是異托邦？就像照鏡子，在鏡子裡看到的自己其實是一個顛倒的影像，但又像是自己，這鏡子裡的空間存在就成為一個異托邦空間的可能性。所以正與反、外與內其實是相互依存並不斷互相介入、互相成為前提的概念。

一晚清至“五四”

“魯迅在一九〇三年的想象，百年之後成為科學界的壯舉。跨越宇宙的各種不同疆界，成為人類不斷創建未來的巨集大工程。人類不斷找尋樂園和福地，但卻也帶來自身泯滅的可能。在這樣的歷史危急關頭，所謂“冥冥黃族，可以興矣”：但願中國再次崛起，重新創造文明—這些壯麗的想象，正是魯迅文學的開端。反諷的是，在文學教科書上我們看到現代文學的“開始”卻是《狂人日記》，這當然是所謂“惡托邦”式的想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末民初之交，幻想小說（或廣義的科幻小說）曾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文類，也曾經在當時政治、歷史劇烈變動的時代裡扮演相當有積極意義的角色。這樣的現象卻在一九一一年之後逐漸地式微。五四運動之後，科幻竟然成為名不見經傳的次文類。這個轉變是值得思考的。我們可以從幾個例子來探討。

首先是梁啟超。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發表於《新小說》雜誌。小說開篇就介紹公元二〇六二年的中國，其時大中華民主國已經成立五十年，孔教昌明，萬國來朝。上海博覽會上，備受尊敬的學者孔巨集道——孔子第七十二代後人——應邀講解中國如何締造民主。他的講座吸引數以千計的聽眾，包括全球數百地區的留學生。這一幕講座是如此莊嚴盛大，夏志清教授甚至曾比為《法華經》裡的佛祖弘法。

根據孔巨集道的回顧，從二〇一二年到二〇六二年，中國經歷了六個現代化階段：預備時代、分治時代、統一時代、殖產和外競時代，終於到達雄飛時代。歷史證明了梁啟超的一九六二年不是盛世，中國還有更曲折的路線要走。然而梁啟超的未來也許未曾實現，他敘述小說所用的“未來完成式”修辭卻進入了中國現代化政治論述裡，尤以社會主義烏托邦話語為最。試問有什麽比“大躍進”、“超英趕美”這類口號更能體現一代中國人對未來的憧憬，和一蹴而成的迫切欲望？我在他處已經討論過這一時間觀念的缺失。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以倒敘法開場，寫了五章就半途而廢；換句話說，小說空有未來的遠景，卻缺乏了從“現在”如何過渡到“未來”的敘述 /實踐過程。歷史的吊詭是，共和國前三十年各種政策不也正是因為急於透支“新中國的未來”而昧於現在、抹消過去，因此產生一次又一次盲動躁進？

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

作為科幻小說，梁啟超的敘事設計其實非常淺薄，他只是運用“未來完成式”時空，說明他個人的憧憬。小說靈感源自美國作家愛德華·貝拉米（EdwardBellamy）寫於十九世紀末的《回頭看》（亦譯《回顧》，Looking Backward），這部小說經過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傳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成為中國少數知識分子手中流傳的讀物。另外的靈感源頭包括日本的政治小說如《雪中梅》等。在梁啟超筆下，這些小說脫胎換骨成《新中國未來記》。

晚清科幻小說豐富多姿，我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有詳細介紹。這裡要談的是留學日本時代的魯迅（周樹人），當時他對科幻小說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〇三年先後翻譯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兩本小說。今天論及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貢獻，不能忽略他在文學的實驗上其實是以科幻小說的想象以及翻譯介紹為始的。這兩本小說的作者儒勒·加布裡埃爾·凡爾納（Jules GabrielVerne）是法國重要的科幻作家。《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分別於一八六四、一八六五年出版，皆為風行一時之作。魯迅根據日譯本轉譯，做了頗多刪節。他在充滿對這個世界的未來想象與好奇時，面對老大心態的中國，對於傳統有著無可奈何、深深的憂憤之感。

如何借著“小說”這樣一種文類重新創造我們對中國及世界的想象呢？經歷了月球旅行、地心探險，藉由不同空間的遊移，人與世界的交往成為不可思議的大冒險。魯迅在一九〇三年《月界旅行辨言》中說：

凡事以理想為因，實行為果，既蒔厥種，乃亦有秋。爾後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習不為詫。據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則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嗚呼！瓊孫之“福地”，彌爾之“樂園”，遍覓塵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興矣。

的確，魯迅在一九〇三年的想象，百年之後成為科學界的壯舉。跨越宇宙的各種不同疆界，成為人類不斷創建未來的巨集大工程。人類不斷找尋樂園和福地，但卻也帶來自身泯滅的可能。在這樣的歷史危急關頭，所謂“冥冥黃族，可以興矣”：但願中國再次崛起，重新創造文明—這些壯麗的想象，正是魯迅文學的開端。反諷的是，在文學教科書上我們看到現代文學的“開始”卻是《狂人日記》，這當然是所謂“惡托邦”式的想象。

無論是烏托邦還是惡托邦作品，晚清科幻小說都烘托出一個新的想象空間，刺激著、攪擾著那一代的中國人，而他們的當務之急是怎樣在現實世界裡面對必須處理的國族大災難。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產生，的確和小說界所謂科幻的烏托邦、惡托邦及異托邦的種種現象有著非常微妙的對話。

二 “五四”至一九四九年

“康有為的烏托邦想象，不但包括了中國傳統中一些激烈的民生理想，也包括了當時西方各種前衛政治理念。他所投注的敘事過程，我個人以為是值得再思考的。許多有趣的歷史資料說明了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理想間相互對話的可能，而烏托邦的潛力似乎是存在於敘事或是政論式的文字中。相對於這些，小說裡反而多半是惡托邦式的可能性。

在德先生、賽先生被引進中國知識界領域的五四運動後，科幻小說突然煙消雲散。當時社會經過了現代性的洗禮，新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似乎應該對烏托邦 /誤托邦式文學有更多的興趣。但恰恰相反，今日文學史所見，主要以現實主義掛帥，講堂上基本強調的是現實主義如何放之四海皆準，如何得以反映、再造現實。為什麽這個文類不見了？也許我們可以說國難當頭，在感時憂國的大前提下，作家沒有時間、精力幻想另外一個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間了。無論如何，至少仍有四五部作品，可以作為今天評論的對象。

一九二九年沈從文在英國劉易斯·卡羅爾（LewisCarroll）《愛麗絲漫遊奇境》的啟發下，創作了《阿麗思中國遊記》。他在這本著作中對中國二十年代末期的亂象極盡嘲諷之能事，幻想這樣的情景令來到中國的阿麗思瞠目結舌，這可說是一個小規模惡托邦的實驗。一九三一年張天翼創作了《鬼土日記》，作品延續明清的“鬼話”小說，視人間如鬼域，既恐怖又荒謬可笑。《鬼土日記》敘述陽世人應邀到“鬼土”參訪，見到各種文學作者的可笑怪現狀。種種不可思議的、肉麻的、傷感的、暴力的、莫名其妙的文學在這裡胡天胡地地形成了鬼土世界奇觀。當然，張天翼真正的用意仍然是以鬼魅世界抨擊現實世界的荒謬和不公。

一九三二年老舍寫了《貓城記》，小說想象一個到火星探險的太空人，因為太空船失事，來到內亂外患頻仍的貓國。貓國人民虛榮貪腐、酷愛面子，因成天吃“迷葉”而糊裡糊塗，雖然大難將至，卻仍然內鬥不休。在此可清楚地看到一個國族寓言，較之前述兩本作品，更有一種對於惡托邦整體性的想象及思考。另外，張恨水於抗戰期間出版了《八十一夢》。他將夢境重新渲染，影射當時在國民黨治下“抗戰社會”中種種荒謬的怪現象。抗戰本是全民一氣的運動，張恨水卻看到了當時後方社會貪汙腐敗等各種不義現象。他以夢境稍微解脫批判——一切或許是一場荒唐的夢而已，這也是一部惡托邦作品。

一八八〇年代康有為已經開始寫作《大同書》，但此作一直僅於少數康氏門下文人間流傳。一九一三年，《大同書》才首度以印刷形式發表部分章節，一直到一九三五年

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後流傳至今。這是一部重要的烏托邦論述，想象世界沒有國家存在，政府為民選的政府體制；每對男女同居不超過一年，無論多麽相愛，時間一到就要轉移目標；小孩的成長十分重要，應該交由國家設立的育兒院撫養，從小到大各種等級的學校都已經安排；就業、治病、養老各安其所，最後，等準備上天堂時，也沒有任何問題，生命結束後立刻火葬，火葬場旁就有肥料廠。整個人生物盡其用，這是一個完美的大同世界。康有為的烏托邦想象，不但包括了中國傳統中一些激烈的民生理想，也包括了當時西方各種前衛政治理念。他所投注的敘事過程，我個人以為是值得再思考的。

康有為的《大同書》對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產生影響。在這篇宣言裡，毛澤東提到：“康有為著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無產階級長官的人民共和國，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要強調的是，一九五八年當人民公社這樣一個大型社會運動開始時，當時《大同書》的確成為毛澤東靈感的部分來源。

許多有趣的歷史資料說明了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理想間相互對話的可能，而烏托邦的潛力似乎是存在於敘事或是政論式的文字中。相對於這些，小說裡反而多半是惡托邦式的可能性。這兩者之間的來往，我認為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三一九四九年以降

“劉慈欣將對人類文明某種程度希望和嚮往的最後一線生機寄予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從絕對科普式的知識論遐想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倫理考量，還有最後對人的想象力的一種憧憬，這些構成了劉慈欣小說精彩敘事下的最基本張力。

一九四九年後，所謂最廣義的科幻文學，曾經存在過一段時間。但此時“科學”這兩個字已成為被意識形態、政治化話語所壓製的一種論述，一種知識攫取的方式。所以如果將科幻小說和科學論述或發明相提並論，在某一個歷史時空裡，是許多“政治正確”人士認為不可思議的事。所以科幻小說只能在科普和科學研究的前提下扮演一個輔助的角色。作家們不被容許運用他們的想象力去探尋各種烏托邦和惡托邦的未來，因為在學理上，認為是不可能的；當然，科幻小說在天馬行空的敘事下所可能帶來的政治顛覆性，更是不言自明。結果是科幻小說被局限了，甚至成為一種宣傳文學。這方面，德國著名的漢學家瓦格納（RudolfWagner）曾對一九五〇年代的科幻小說做過相關研究。

一九四九年之後，值得注意的是鄭文光對早期科幻小說的貢獻，及葉永烈在八十年代初發表了有史以來銷量最大的科幻小說《小靈通漫遊未來》。這類科幻小說多半歸於科普讀物，甚至歸入兒童文學。長久以來科幻文學在創作實踐過程裡，經常和兒童文學並列，一旦科幻文學被列入兒童文學，似乎就被家庭化、兒童化，因而被視為荒謬可笑。相對於西方近幾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現象，中國科幻無疑是相形見絀的。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來到當代，見證一群早已年過五六十歲的偉大“兒童”們，仍然創作著科幻文學。首先我們要提到的是張系國，他出生於大陸、在台灣成長、美國定居，是教授兼作家，個人專業是電腦。他在七八十年代已經創作大規模的科幻小說。日後的《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是一個三部曲科幻作品，他把故事投射至晚清時代，太平天國前後，想象的是跨越時空、宇宙未來、探索不同的星球等等，在時空裂變當中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是所謂的前行者。

接著討論本文聚焦的重點劉慈欣這一輩的作家。劉慈欣是山西娘子關電廠的工程師，過去幾年中成為中國文壇的一種現象。誠如前述，他在科幻粉絲界頗受歡迎，然而卻在所謂典範、正規的文學界名不見經傳。他在工作之暇，創作了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說。二〇〇六年開始創作《三體》，此前他已經具有十多年創作經驗，作品有《球狀閃電》等。“三體”指的是浩瀚無涯宇宙星空中的三顆恆星，彼此因為引力而互相牽引，在其影響下的“三體世界”因而產生了迥異於地球的生存情境。在此恆星系統裡存在著“三體人”。因為三顆恆星引力的碰撞，三體世界沒有定理可循，不像地球規律的春夏秋冬循環。三體世界裡，時間隻分成兩種，一種是“恆紀元”，如我們所熟悉的、依規律時間運作的方式，另一種是“亂紀元”。不知道什麽時候亂紀元忽然來到，或什麽時候恆紀元就開始了。三體人生活在一個超級不穩定的時間運作中，所以養成了一種不斷應對各種變數的能力。他們必須冷靜地應付隨時降臨的危機。對他們而言，所謂的仁義道德完全是有閑的地球笨人想出來的。在三體世界，理性擴張到了一個絕對犬儒的姿態，他們的科技文明遠超越地球文明不知道多少倍。

小說內容述及一個女科學家葉文潔，父親在“文革”中受迫害冤屈而死，因而對人性產生了一種絕對悲涼的憤世姿態，對人類失去信心。為了替父親報仇，她利用了科學能量和三體人暗通款曲，邀請三體人來攻打地球。這是宇宙驚天動地的大危機—地球人如何對抗三體人呢？唯一的機會是，三體人從三體世界到地球需要四百年時間，這四百年足夠地球人做出各種因應措施。於是全球啟動對抗三體人的行列。與此同時，中國國家長官人高瞻遠矚，在一九六〇年代已經預設了有朝一日，外星人會入侵的可能性。

這部小說仍有“紅色經典”的雄渾壯麗一面，但是三體人到底是一個驚人的邪惡能力，這是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爭；所以另外一面，小說有非常悲壯的底線——不管如宿命。但在三體人來到之前，畢竟要留下曾經努力的痕跡，因此小說有各種驚心動魄的描述。

劉慈欣從小說的抵抗過程中，提出了他的“大哉問”。他不僅僅是簡單地思考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是否崛起、黨內有無自動糾錯機制等這一類問題。他的提問超越了簡單的現世對中國的關懷，提出作為中國人，是不是能夠對中國的更廣義文明，甚至世界文明、宇宙文明做出應有的回應。我認為他強烈透露出來的“雄渾”——康德式的雄渾壯麗：人和無限之間的抗爭——是近幾十年少見的。作為作家的劉慈欣有這樣龐大的能量憧憬、未來想象，是非常不容易的。但這樣的想象終究沒有結果。以人的有限能力想象超越人的境界，無論好壞，都是艱難的。當其他更高層次宇宙文明用所謂的“二向箔”，把我們的三維世界完全化為二維世界，三維世界的人完全被壓縮成最細瑣的二維圖景，那是一個多麽慘烈的場面。所有的人、建設、文明都被壓縮，到最後只不過是一片紀錄而已。

當一切陷入萬劫不複，最後要如何留下我們的文明？在歷史或宇宙星空交匯的當下，有能力保衛地球的少數人，又會做出什麽樣的判斷？我們應該像“三體人”一樣運作，以絕對冷酷的理智救贖人類命運於萬一，還是繼續維的悲劇呢？小說中有許多龐大的、道德上的考慮，除了誇張宇宙星空奇觀式的奇景外，深層是劉慈欣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二律背反的深刻沉思。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第二部《黑暗森林》，探討的是一種生存法則。如果世界是零道德或黑暗森林，我們如何保留人類吉光片羽的思維方式與倫理價值呢？答案似乎是無解的。第三部《死神永生》進入小說高潮，描寫人類命運已到最後關頭，問題遂急轉直下：人類如何在毀滅和死亡的威脅下，仍然維持最基本的尊嚴？

《三體》的X種讀法

李廣益陳頎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8

我要特別地指出，除了對於宇宙星空的無限嚮往和思考之外，除了人和深邃的黑暗森林碰撞之後、無可奈何的命運之外，似乎還有一種能量是“三體人”或者是更高宇宙文明所不能企及的。當有朝一日，文明完全滅絕，人類不複存在，我們仍足以引以為傲的大概就是：劉慈欣強調的“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具有獨特的想象力，這個想象力的結晶可以呈現在文學層面上。在文學的展演下，人被提升，從有限到無限，這不是電腦、三體人、各種宇宙力量所能夠控制的。

劉慈欣早期曾經寫過一篇特別的小說《詩雲》，小說描寫外星人控制了地球後，唯一無法控制的是人類所創造的“詩歌”。外星人非常好奇，於是依樣畫葫蘆，甚至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李白”。他用無限的能量攫取人類最神秘、最不可思議的創造力 —寫詩的能力。“李白”把所有的文字資源經過排列組合，延伸成為一個幾百億萬的星雲，但是他仍然沒有抓住如何寫好詩的訣竅。他所俘虜的人類，雖然文明不如外星人，但卻是唯一能鑒定什麽是詩的人，對於那幾千兆個用電腦組合出來的文字集合，他可以說那些都不是詩。

劉慈欣將對人類文明某種程度希望和嚮往的最後一線生機寄予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從絕對科普式的知識論遐想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倫理考量，還有最後對人的想象力的一種憧憬，這些構成了劉慈欣小說精彩敘事下的最基本張力。小說最後，一切都灰飛煙滅了，唯一留存的是人類殘存的紀念館——在冥王星上。地球已經消失，一切幻滅。這樣的想象，雖然讓人讀了以後不免產生悵然若失之感——因為我們嚮往“大國崛起”、最輝煌壯麗的烏托邦實踐。但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劉慈欣的眼界更開闊更寬大，從雄渾壯麗到悲憫低回，他所欲凸顯的是作為一個人，在一個無限的宇宙空間裡，仍然有太多不知道的事值得繼續深思、探尋。

不過這裡面有一個時間上反差所產生的悖論，如果劉慈欣已經告訴我們人類一定走入毀滅，他又如何留存下來，寫了一部名為《三體》的小說呢？三部曲總標題為“地球往事”，他運用一個“未來完成式”的說法投射“將來”“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思考點在於宇宙既然有這麽多維度，人類所在的維度也許投射了另外一種生存狀態，一種有關未來的可能性。也許在這空間中我們已經暫時避開最後浩劫，但生命作為時間整體的投射現象之一，不能也不必隻化為一種簡單的、起承轉合的邏輯式論述。作為一個科幻想象和創作者，劉慈欣顯然覺得他有這個能力與我們分享無宇宙 /敘事無限擴張的可能。

科幻中的中國歷史

寶樹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9

韓松是新華社的記者，白天寫世界的光明面，晚上寫黑暗面。他的《地鐵》則建構了另一種異托邦。在地鐵的空間裡面，無法預料下一秒鐘將發生的事，韓松處在特殊、深邃的地底空間裡，陰鬱甚至有點頹廢的殘酷想象力於焉爆發。他的另一部作品《火星照耀美國》講述二〇六六年中國已經崛起，而美國則面臨第二次內戰，此時中國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2066年之西行漫記》有其歷史淵源，其實影射的是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的紀實性作品《西行漫記》。這是過去紅色記憶與未來想象間非常微妙的對話，是值得關注的作品。

台灣方面，伊格言的《噬夢人》，刻畫了一個極其繁複的腦中虛擬世界，是一部有趣的作品。駱以軍的《西夏旅館》則很難歸入科幻小說，但卻可放在廣義的異托邦思考裡，它塑造了一個最色情、最頹廢、最詭異的旅館空間。旅館名為“西夏”，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打開旅館的每一個房間，都會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房客間的來往互動形成了一個詭秘的奇觀式人生。駱以軍作為“外省”第二代的台灣作家，小說其實有更深層的歷史投射。西夏是建於西元十一世紀的小帝國，與遼、宋曾經鼎足而立，有過短暫的文明，而後完全消失。駱以軍以此典故投射一代中國人在台灣島上的經驗，呈現一種自況自傷感。在這樣光怪陸離的世界裡，無論進出旅館或短暫停駐，都透露了作家對劇變中的台灣社會一種失根的感覺或逃遁的奇想。

寂寞的伏兵：當代中國科幻短篇精選

夏笳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1

梁啟超曾發現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可以改變世道民心，因而提倡“新小說”。

魯迅散文《影的告別》裡的一段話今天讀來尤其觸動人心 :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誠哉斯言。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家，如何利用文字想象力，或是劉慈欣所謂的無限科幻想象力，不斷地在烏托邦和惡托邦之間，創作各種各樣的異托邦呢？我覺得這是文學之所以必然存在、必須存在的絕對意義。

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

王德威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1

全書分為《重寫“重寫文學史”：十個“關鍵”時刻》《批評方法與中學西進：兼論晚期梁啟超、晚期陳寅恪》《文學地理與國族想象：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文學倫理與公民意識：馮至、沈從文的啟示》四個部分，另有作者在北京大學的兩篇講演：《啟蒙、革命與抒情：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命題》《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作為附錄。通過對域內、海外及東南亞等地域中不同時代和背景的華文寫作，作者鋪陳出有關現當代中國文學史編寫及研究的種種現象與思考。全書新意迭出，對構成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多種新元素和新角度，有很深入的探討，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和教學、科研應有一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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