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辰
來源：《“立面”的誤會》
二00四年六月十日，是林徽因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日。各類紀念性的活動和文字再次大量湧現在各種媒體，林徽因實在是太讓人牽掛了，可以出於各種理由。
試圖為林徽因寫一些文字的願望，原本是在兩年之前的二二年四月，林徽因的終身摯友費慰梅（Wilma Fairbank 1910-2002,費正清之妻）與世長辭。她是與林徽因有特殊知遇的一個人物，她們兩人之間的溝通是他人所無法替代的。
我曾期望能與費慰梅面談而得到一些活生生的“口述史”，……然而，在她的那本《梁與林，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的書中將林徽因說成是：“徽是他（梁）建築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紀念的原因則在於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這讓我十分不平，不過我也不得不承認費慰梅說的幾乎就是一種不合理的現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林徽因的墓碑上刻的是“建築師林徽因”而不是詩人林徽因，儘管這幕碑上的刻文在文革中被破壞，至今未恢復……
林徽因，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光彩照人的奇才美女，已是今天的人們所熟知的了，作為梁思成的夫人，徐志摩的夢中情人和金嶽霖心目中的“女神”，她的故事更是被演義成各種通俗文學、影視作品。在“太平盛世”而脂粉氣十足的當今娛樂界，林徽因完全被人們歪曲成“粉紅色”了。
而在林徽因本行的建築界，由於其丈夫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學術體系中的首要地位，而使得林徽因總是被作為梁思成的合作者來提及的。多年來，一直有知情者呼籲要重新發現與評價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學術事業的重大貢獻。但是，至今為止，大部份的言論多為回憶性的文字，在學術上都還是將她與梁思成相提並論的。如果今天問及林徽因在建築學專業上的貢獻，我們似乎總難以自信地如談她的詩、文那般一一數來，往往難免將她與梁思成混為一談，也極易使讀者得到“夫唱婦隨”的聯想。
在筆者看來，這種狀況與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學術的重大貢獻很不相符。也很不利於我們對林徽因、梁思成等學者的正確理解，儘管這些都是並不算久遠的歷史，卻非常容易被人們誤解。為此，今天我們在紀念她的時候，有必要對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學術事業的先行者意義作一重新評價。筆者希望通過以下對她的建築學術的思想、她的特殊個性以及與梁思成的學術性格比較三個方面來進行討論。
思想者，林徽因
長期以來，林徽因在中國建築學術方面的成就都是與梁思成聯繫在一起的。儘管連梁思成本人在內都強調了梁思成的建築學術成就中的林徽因之重要意義，抑或是梁思成在建築界的地位一直過分顯赫；抑或是林徽因在文學方面更早、更全面地被人們認可；抑或是梁具備建築學方面更權威的專業學歷；抑或是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傳統意識之作用，梁思成的建築學術成就被聚焦在“光環”中的同時，林徽因卻被籠罩在了“陰影”之中。
然而，如果我們把由中國近代首批建築學者建立起來的中國建築學術體系之核心，定義為中國建築的歷史與理論的話，也就是中國學者對中國建築做出的建築學專業的詮釋，我們應該認識到：林徽因正是真正對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最早做出主要貢獻的學者，她是這一學科的奠基者，她是在思想上的先行者。
“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奠基
中國學者對中國建築的專業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營造學社，在該學術團體的研究成果中，呈現出首批由中國學者對傳統的中國建築進行的理論性詮釋工作，基本上都是林徽因之作。儘管作者之名常常冠以梁思成與林徽因，甚至梁思成更多見於“第一作者”。
在《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一期上，林徽因發表了“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這應該是首次由中國專業的學者發表的關於論述中國建築的理論性文章。在這一重要的理論性論述中，林徽因顯然針對西方學者對中國建築詮釋中的一些誤解，提出了相應的符合中國民族主義情結的價值判斷。
在數年之後正式發表的為梁思成的“清式營造則例”所作的“緒論”中，林徽因再次較完整地歸納了她的理論框架。這雖然是兩篇獨立的論文，但是從其所涉及的內容以及寫作的時間等諸因素來看，都反映了林徽因當時對中國建築的理論認識，可以作為一份統一的論文來看待。
從中國學術的角度來看，這兩篇文章是全然不同於以往的中國文人士大夫們對建築的表述，而是充分運用了當時國際上的藝術史的觀念與方法，將中國建築作為世界文明體系中一種獨特的系統來進行論述、評價。我們知道，營造學社在梁思成、劉敦楨等加入之前，雖然有朱啟鈐、陶湘等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熱心倡導“整理國故”，但由於缺乏建築學專業學者的研究而只能是一群清末遺老遺少們的好事之作。
梁思成加入之後使得這種局面首先得到了全面的改觀，而林徽因的這一重要的論文則應被視為這種新局面的代表；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林徽因的論述則明顯地澄清了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建築的曲解和誤讀。力圖奠定適應於西方的理論框架又不同於西方的中國建築的理論基礎。
儘管時至今日，我們的學術理論體系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而應該可以重新看待林徽因在七十年前的研究。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幾十年來我們用於分析評價中國建築的理論要點和基本框架，多半都基於這兩篇文字。這主要反映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林徽因運用了由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所定義的，也是國際所共認的建築審美三項基本原則——“實用、堅固、美觀”，來評價中國的傳統建築體系。並明確聲明，“中國建築，不容疑義的，曾經包含過以上三種要素。”這是以中文首次運用這一國際建築學共認的原則來評審中國建築，就此，國際的建築學術理論與中國的傳統建築體系發生了直接的關係，其理論上的價值必然是極大的。
其次，林徽因以藝術發展史的基本階段理論來討論中國建築。也就是以作為近代藝術史奠基人的德國藝術史學家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的“循環理論”，認為中國建築也有其“嘗試”、“成熟”以及“因襲”、“墮落”，並在“清式營造則例”的“緒論”裡已經提出了關於中國建築大約在唐朝已經達到最為成熟時期，而宋後至清朝趨向於退化。這種基本的中國建築歷史發展定義，顯然在梁思成的“影像中國建築史”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7。
再次，林徽因首次在理論上定義了中國建築的木框架結構體系的基本特徵。這一點的意義是更為重大的。因為在此之前的西方建築史學家都曾對中國建築的詮釋之中產生的一些誤解，基本上都是在這一點上沒有清楚的認識。這與西方的古典建築多以磚石建造及壘砌結構有關，框架結構方法被建築師們很好理解一般要到近代的鑄鐵及鋼筋混凝土結構之後。
這些誤解在早期西方建築師在中國所做的所謂“中國建築文藝複興”（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一類的教會建築中，被反映得尤其明顯。以此可見林徽因對建築的專業知識的深入了解，儘管她在賓大就學的專業是美術而非建築。至今為止，這一基本認識仍然被證明是十分正確的，並不斷被發揚光大。其實僅僅憑這一點，我們足以將林徽因定為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奠基者與先驅者。
在以上最重要的三點理論性的貢獻之外，林徽因在這二篇文章之中還分別論述了中國建築卓有特色的幾個要素，分別為“屋頂”、“鬥拱”、“台基”、“平面布置”這幾個方面，這些論述以後都成為了中國建築的形式構成的基本要素，多見於各種研究和論述之中。在此基礎之上，林徽因還分析了她所認為的中國建築的幾個弱點：主要集中在對木料的斷面比例合理性；梁架體系的缺乏三角形受力關係；以及中國木構的地基浮淺的問題。
在國際建築理論有了極大發展的今天，我們再回頭來看林徽因當時所做的理論性工作，難免可以認識到其中的許多不足之處。然而，筆者以為這並不應影響我們對她所做出的基礎性貢獻的認同。相反，我們應該就此認識到，她結合國際先進理論對中國建築做出的詮釋這種學術精神與方法，實際上很值得我們後人來學習借鑒。
“平郊建築雜錄”與“建築意”——建築審美價值的創造性定義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四期上，有另一篇署名梁思成、林徽音（因）的“平郊建築雜錄”8。該文的特殊學術價值，在一九九一年由吳良鏞先生的啟發性論文中重點提出後，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重視。其主要的意義被一再強化的是該文中所提倡的“建築意”的概念，此說曾經被不少學者提出重新評價的要求。
筆者以為，關於“建築意”這一概念究竟應該如何來定義和理解，確實是很值得討論的理論問題。其中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建築意”作為一個具有原創性的中國建築美學概念，確實體現了作者的一種對建築特有的深刻理解。不過，筆者在此希望論證的主要是，這一概念應該是來自於林徽因的思想火花。同時無可否認地，梁思成可以作為林徽因建築思想的忠實支持者。
我們首先可以從該文的文風和意趣方面來明顯地感知林徽因的筆墨風格：“頑石會不會點頭，我們不敢有所爭辯，那問題怕要牽涉到物理學者，但經過大匠之手澤，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頭的確是會蘊含生氣的。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賞鑒者一種特殊的性靈的融合，神志的感觸，這話或者可以算是說得通。”
這些文字與我們常見的建築歷史論文是迥然不同的，是優美的散文。既有濃烈豐富的熱情和想象，又有精煉準確的詞匯和定義，充滿著生動的氣韻和敏感的靈氣。這種文字在梁思成的文章中是見不到的，卻可以在林徽因的一些激情之作見到。
夏鑄久先生曾有評價：“林徽音的建築史寫作，文字動人，使得一種技術性的寫作，也滿了熱情，以帶有深情之語句，肯定的口氣，鼓舞讀者之感情。譬如說，林徽因用字精要，段落分明，尤喜於段落結尾。以肯定性之語句，簡捷地完成段之敘述目的。”筆者在讚同夏先生的這些評價的同時，也認為這些評價完全適用於這篇“平郊建築雜錄”。
要說明這以梁思成、林徽因署名的“平郊建築雜錄”一文為林徽因之作，我們還可以從該文的由來談起。
一九二九年八月，林徽因在她的女兒梁再冰出生之後不久，她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複發了。東北的嚴寒顯然十分不利於她的這種呼吸系統頑症。在多位朋友和醫生的勸告之下，一九三年，林徽因離開了沈陽的東北大學回到北京，住進了位於西郊香山的雙清別墅休養。這是一段對林徽因的文學創作意義十分深遠的時期，香山的優美環境和景色陶冶了她的性情。
期間有不少朋友經常去探望她，其中就包括詩人徐志摩。這一切都十分有益於林徽因的身心和文學創作，後來所知林徽因的首批重要的詩作與小說都創作於此時。如梁從誡所言：“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別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裡充滿了寧靜的歡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
正是由於這段特殊的經歷，使得林徽因對這片山水情有獨鍾，充斥於其間的一些古跡、遺構更是成為這山水景色的一部分而令她難以忘懷。
一年之後的一九三二年夏日，她與梁思成再次來到北京西郊的這一帶考察遊歷，對於林徽因來說應該是故地重遊了，想必觸動女詩人的文思。“平郊建築雜錄”正是真實地記述了她的感受，雖然應是建築學術的議論，但是面對培育她文學創作的“詩情畫意”之地，林徽因實不能滿足於一般建築學論述“技術性的寫作”。於是，她所具有“文學複興色彩”的思緒導致林徽因創造性地去用中文定義特定的建築美學價值，這便是“建築意”的產生。在筆者看來，“建築意”正是林徽因所徹悟的“詩意”在建築範疇之延伸，其含意似乎要比一般的建築學的美學概念要更廣一些。
縱觀營造學社先輩們的有關建築學術方面的論文，“平郊建築雜錄”顯然是其中最充滿激情優美文字的。將該文及“建築意”的創作者為林徽因這情況理清楚，有助於我們很好地去理解各位先輩們的學術思想，從而有助於我們今天的研究思路。
關注“民居”——對中國人本主義文化特色建築學的回歸
作為以人本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民居原本就應該是中國建築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內容。然而，中國建築學術體系的奠基者們對中國建築的詮釋工作，都是以關注尊貴建築開始的。這與他們的學術研究目的是為建立能與西方抗衡的中國古典建築（Chinese Classic）有相當大的關係。
中國的建築學者的對本土建築文化中的民居建築之關注，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到一九五年代最終轉變為真正規模意義上的重視，並主動引入建築設計創作之中。而在早期對民居建築表示關注的建築師中，有後來均有相關出版物而被人們熟知的劉敦楨、劉致平等。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林徽因事實上是他們之中極重要的一位，並且很有可能與劉敦楨、劉致平等共享了這方面的研究興趣。林徽因在這方面的貢獻長期以來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這是完全不應該的。
憑著她藝術家的敏銳眼光，林徽因顯然在她所參與的早期營造學社的考查之中就開始注意各地民居的那種豐富的形態環境了。
在那次與費正清夫婦等共同赴山西峪道河避暑兼考察晉汾古建築之行中，林徽因特別關注了山西的民居，並且在由她執筆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中描述了那些民居的狀況。這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營造學社匯刊上的關於民居實物的描述之一。
從一些學者的回憶中都提到過這一點，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王其明、茹競華二人的回憶文章提到一種說法：“林先生很早便對民間建築很重視了。聽到有這樣一件往事，梁、林兩先生只有一台照相機，梁先生要照鬥拱，林先生要照民居，時常為此爭執不下，後來還是林先生做了讓步。”儘管筆者至今未能為此事得到可證實的材料。但是從後來林對民居建築的具體研究和倡導來看，相對於梁思成來說，她對這一重要主題的關注應該是由來已久的。
一九四五年，在克服了千難萬苦而出版發行的最後一期“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七卷二期上，林徽因發表了關於“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一文，該文是林在翻譯凱瑟林·保爾（Cartherin Bauer）的住宅研究成果基礎之上，針對中國建築現實的一項研究。在以清一色的古建築、文獻等研究論文為面貌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中，顯得十分的突匹而顯出作者的獨特眼光。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解放之後的清華大學建築系裡，林徽因首次開設了“住宅概論”的專題課，為研究生系統地教授現代的住宅建築設計理論。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中國第一代精英式的建築理論家對中國建築文化的核心之回歸。
一九五一年的清華大學畢業論文中，林徽因指導由王其明、茹競華二位女同學完成了“圓明園附近清代營房的調查分析”。當時的林徽因通過梁思成自美國了解的戰後新興的城市規劃理論，尤其針對“鄰裡部門”和社區等新概念來從中國傳統的聚落規劃中作出對應的研究，這顯然是相當有遠見的一種探索。可惜這種探索在後來的中國建築研究中卻甚為鮮見，以至於中國建築的研究似乎只能與國際上的理論隔離才能進行。
筆者以為，從深層次來看，林徽因先於其他中國建築學者而對中國傳統民居及現實住宅有所關注和熱愛，應該還緣自於另外兩個特殊因素：一是她作為一位具有敏銳觀察生活眼光的文學家之緣故；二是她作為一位因戰時而不得不從事鄉間家務勞動的女主人的緣故。這兩點實際上意味著，民居對於她來說，超出一般建築師將之作為一種純粹的建築形態的意義。
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卓有貢獻的女性作家，林徽因的人本主義思想原本就是她的核心文學思想。這在她的許多文學作品中被充分地反映出來，林徽因的個人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於這一點，這種注重人和生活本身的“文學”眼光在建築學方面的體現必然會有極大意義的。
梁再冰認為既為建築師又為文學家的母親是特別關注建築中的“人”的問題：“作為建築師的媽媽一向重視‘人’和建築物的關係。她的建築設計思維的一個特點就是，總是認真細致地考慮各種建築物中人的方便和審美需求。所以，她對住各種房子（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裡的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比較注意。”林徽因在她的文學作品中會自然地描寫這種“人”與建築的關係，在她的《昆明即景·小樓》中，有這樣的文字：
張大爺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根據梁從誡的記敘，這段的前一句原來為：“那上七下八臨街的矮樓”，而這正是昆明當地沿街常有的矮樓民居底層高八尺，二樓高七尺。筆者每每在昆明老街巷裡見到這類典型民居矮樓就會聯想到林的詩句，並為之感悟民居在“人”的尺度上對這位前輩的觸動。應該是意義十分深刻的。就如當年柯布西埃（Le Corbusier, 1887-1965）在他的“東方之旅”中從希臘、土耳其民居中得到對現代建築模度（Module）的靈感，實在是十分類似的。
這種關注“人”與建築物的關係的思維特點應該最易在居住建築中反映出來。在“現代住宅設計參考”一文中，林徽因明確指出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往建築學不重視住宅問題必將改變，這種情況也會明顯體顯在戰後的社會發展之中：“現在的時代不同了，多數國家都對於人民個別或集體的住的問題極端重視，認為它是國家或社會的責任。以最新的理想與技術合作，使住宅設計，不但是美術，且成為特種的社會科學。”在當時建築學術界多以大型公共建築和古代尊貴建築為主要關注對象的情形下，這種非常有見地的學術眼光，顯然與她重視“人”的文學家思維有相當的關係。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建築學術界的對民居的研究歷程，抗戰時期實際上是這項工作的真正起始。費慰梅在描述營造學社抗戰時期在西南地區的工作生活時道：
“直到此時為止，學社對研究民居建築隻給予很少的注意。……然而，從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裡的內地鄉村，晚上就宿在村裡，在艱苦和疲憊的條件下的旅行打開了研究人員的眼界，使他們認識到中國民居在建築學上的特殊重要性，這種住所的特色，它們因住戶生活方式的關係以及它們在中國各個不同地區的變化，忽然一下子變得顯而易見而有意思了。”對中國的民居研究起到集大成作用的劉敦楨先生之“中國住宅概論”正是起始於這段時間的調研，劉致平先生的中國居住建築的研究也基本上始於同一時期。
同樣是在抗戰的逃難時期，林徽因比營造學社其他男性社員更為深切地體會中國民居的意義，這是因為在這段她一生中最為艱辛的日子裡，她已經從京城的“小姐”徹底淪落為一位困苦的主婦：“我一起床就開始灑掃庭院和做苦工，然後是採購和做飯，然後是收拾和洗刷，然後就跟見了鬼一樣，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最後我渾身痛著呻吟著上床，我奇怪自己幹嘛還活著。這就是一切。”
原本就具有極高的藝術眼光和修養以及專業的建築學的技能的她，經歷這樣的生活之磨難，林徽因所能理解的作為建築與生活之關係為基本要義的住宅，想必應該比其他人更為至深至切。於是，當他們在一九四年春天終於在昆明郊區龍頭村，住進了由他們自己設計並參與建造的簡陋農舍之後，林徽因對之欣賞應該是發自內心的：“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已經完全住進了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頗有些美觀和舒適之處。我們甚至有時候還挺喜歡它呢。”
林在這裡表達的正是“居者有其屋”理想實現之時的一種審美心理，應該是與身居都城，養尊處優的小姐偶爾下鄉時對農舍美景而發的觀感有著天壤之別。梁再冰也回憶到：“建房期間，特別是上梁和立柱時，媽媽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國房子的建造過程。”這種特殊的建築學課程卻也承托了如同鄉村農婦般的對自己的居所之希冀。有著這樣經歷的女建築師，林徽因對民房的熱衷必然超出了一般建築藝術的意義範疇。
還是同樣在抗戰時期的昆明，林徽因還為當時的雲南大學設計了女生宿舍29，那是因當時雲南省的軍政長官龍雲之妻顧映秋的捐款而命名的映秋院。而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該設計中創造性地運用了一定的民居的手法和風格。最明顯的特點是，使用了不對稱和院落組合的布局；還使用了遊廊和望樓這兩種中國民居中的要素作為該建築的水準與垂直交通空間的構成。
該建築雖然已於一九八七年被拆重建，幸而新建之映秋院還基本按照了原建築的形態，使得筆者在造訪之時還是辨認出了作者的良苦之心。筆者以為，映秋院的意義是表明了林徽因在當時已經開始重視了民居與現實建築的內在關係，這與前面提到的她對民居的特殊關注有著必然的聯繫；也想向我們證明了中國建築師是對建築創作中借鑒民居的探索之起始，比一般認為的陳植先生設計的上海“魯迅紀念館”實際上要早很多。
因此，這一難得的林徽因的建築設計作品，今天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筆者在造訪映秋院時的感想是，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學術的貢獻，其實正如這個映秋院一樣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林徽因還是在中國建築界帥先提出要保護民間建築的學者。根據羅哲文先生的回憶，在一九五三年由北京市政府召開的“關於首都文物建築保護問題座談會”上，林徽因特別提出了要保護民居住宅建築：“北京市保護舊文物建築多半屬於宮殿，廟宇，對民間建築便沒有注意。
藝術從來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她的發言得到了時任國家文物局長也是著名文史學家的鄭振鐸的支持，從而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重視，對以後的古建文物保護工作起到了極大的指導作用。從建築學術的角度來看，如此明確地提出對民居建築遺產之保護，在當時來說即便是在國際上都是十分先進的。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能夠認識到，林徽因基於她廣博而深厚的中、西學功底，“文藝複興色彩”般的藝術氣質，敏銳而準確的洞察力，為中國建築學術作出了基礎性的和發展方向性的重大貢獻。她在理論上的作用完全不應低於任何一位與她同時期的建築學者，她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強者，林徽因
林徽因俊秀、纖柔的外表令人蒙生憐愛之心，加之她長期蒙受疾病煎熬之苦的病軀，更是容易使人將她視為嬌柔不可自立的，只能依附於家庭及丈夫才能在社會上生存的女子。
事實上，林徽因是一位內心極為堅強，具有良好組織能力和社會感召力的強者。
一九四六年，在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立之初，梁思成即赴美國考察。對於這一新建的建築系的所有計劃，組織工作實際上都由林徽因來承擔了。當時雖然有吳良鏞等年青助教的大力協助，但是從白手起家創辦建築學專業，所需要的組織能力應該是極高的，除了林徽因之外，當時並沒有其他人能夠具備這種能力並真正起到這樣的作用。
然而，要知道當時的林徽因的肺結核與腎炎進入極嚴重的時期，基本上是臥床的狀況下而從容地指揮了這一日後在中國建築學術事業中舉足輕重的建築系的新建過程。
吳良鏞先生回憶到：“以後的許多事都說明，林徽因雖然經常臥病在床，卻能運籌帷幄，是一位事業的籌劃者，指揮者……。”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林徽因並不具備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正式教職，更無任何一官半職。即使是梁思成回來後主持的整個的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林徽因的策劃和影響。
根據朱自煊先生的回憶，在一九五年之後的那段重要的清華建築系發展時期，他們經常在梁、林的家裡召開系務會，而林徽因經常提出了對建築系發展的建議和看法；“常常是我們在梁家西邊客廳開會，林先生臥室在東面，隔著過道喊‘思成’，梁先生聽到後馬上趕過去，過一會兒回來轉達林先生的意見和建議。”
梁思成雖然作為清華建築系的主要負責人主持著這個系的發展工作，但是對於林徽因的建議顯然是言聽計從的，這自然是尊重她的那種能力和權威的表現。事實上，林徽因的行政管理能力一直就是極強的，這可以從她的家庭管理之中體現出來。
在與梁思成結親之後的家庭生活中，由於他們各自來自於較複雜的大家庭，而導致林必須處理許多繁瑣的家政事務。尤其是抗戰期間，林徽因的身體已處於極為糟糕的境地之中，卻常常要在梁思成不在的時候自行處理這些麻煩事。這些在費慰梅的書中以及梁再冰和梁從誡的回憶文章中都有所表達，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在林給費慰梅的一次信中以紐約中央車站來形容他們家中的雜事：“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隻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輾死，他卻永遠不會。……”
這顯然是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作為一個火車站，紐約的中央車站是十分特殊的。在這個位於地下的火車站，來自四面八方的列車不斷地到站和發站，景象十分繁忙，給人們很強烈的中央處理能力重要性的印象。以此，林徽因表達的顯然是，當時大量的雜事儘管都是衝著梁思成而來的卻都需要她來處理。也表明了相對於梁的容納能力，林徽因的處事的果斷和不妥協。
在筆者看來，無論從能力方面還是從心力方面來看，林徽因都不是所謂的的弱柔女子。而應該是一個強者，是一個有著極大的抱負和才能的女中豪傑。
在梁、林的家中，林徽因不但一直扮演著“家長”的角色，並且常常顯示出比梁思成更具社會感召力。最為明顯的就是他們家的“午後家聚”，從來就是以林為中心的，儘管參加者是來自各種背景的文化人，以至於那篇著名的帶有醋意的雜文也正是以“太太”來點題。事實上，“午後家聚”這種典型的英國人習慣就應該是林徽因及徐志摩、金嶽霖從英國的生活之中領教來的，這一活動的主導者實際上也必然是林徽因。
同時，林徽因也是一位性格剛強和意志堅韌的女子，梁從誡曾回憶到幼時得到林作為母親的教誨，多為英雄氣的古詩文，而從來沒有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童稚故事。當面臨戰爭之時，林徽因給女兒（當時僅七、八歲）信中說：“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佔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麽都不怕，什麽都頂有決心才好。”
這樣的氣節大約在當時，絕不亞於軍中的決心抗日將士之豪邁之情。更有甚之的是，當梁從誡問到若是日軍打入四川而大家都沒有退路怎麽辦時，林從容地答到：“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林徽因的這種剛強和堅毅，與她嬌柔的外表是難以吻合的，大概與今天溫柔風極盛的中國娛樂界也是極難協調的。於是，林徽因只能被通俗文學中描述成才貌雙全的佳人來欣賞了。這實質上是對林徽因的極大誤解。
關於“強者”的討論似乎只是林徽因本人的個性問題，與建築學術並無必然的關係。然而，筆者以為，中國的建築學術事業在建立以來的發展之中，一直經受著不盡的磨難。尤其是梁思成、劉敦楨等人的營造學社之工作，在相當一段時期裡處於戰亂的困難之中。
林徽因的“強者”性格對於致使他們的堅持不懈而終成大器，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導致梁思成在戰時的極端困苦之中得以完成其重要著作“影像中國建築史”，關於這一點，梁思成應該是體會最為深刻。
為此他在“影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之中深切地表達了對林的欽佩：“近年來，她雖罹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毅；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 可見，在梁思成的眼裡，林徽因的“強者”風范，其作用不僅在於對他家庭的支撐，還在於對營造學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支撐。
“才女”與“拙匠”
雖然，林徽因與梁思成共同作為了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和建築史學家而被今天的建築學者們來紀念著。但是，在建築界，林徽因地位顯然是與梁思成不可同日而語的。在梁思成已經被推崇到了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林徽因至多只能被人們稱之為與梁公的成就之“不可分”。這難免使人聯想為林是作為梁的事業的支持者，就如同大部分傳統的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維系家庭的女主人一般。
然而，筆者所理解的林徽因與梁思成在學術上的關係遠非這樣的林對梁的從屬關係，或許反之則更恰當。
梁從誡曾評價他們兩各自的特點時道：“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父親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
他們倆的這種各自不同的秉性，應該在很多情況下是有利於他們之間的合作的，並且已經在他們於賓大的學習期間就體現出來了。但是，林徽因個人在藝術創作方面的想象能力和靈感都是要強於梁思成的，再加之林的強悍的性格，以至於仍然有時出現不協調。
梁再冰記述道：“我記得媽媽曾經說過：有一次，他們的作業是設計一張聖誕卡，媽媽有一個比較新穎的靈感，爹爹也頗為讚賞，但認為此卡必須由他來畫出，才能盡善盡美。媽媽不同意，她說同學們都認得他倆的畫圖風格，爹爹如代她畫，別人一看就知道“槍手”是誰。但爹爹仍堅持由他來畫，為此兩人吵了一架。”
費慰梅也曾記敘述在賓大就學的時間裡，林徽因由於不願得到梁思成的過多照看而有過爭執：“她已擺脫了她的家庭和文化的抑製，在新大陸旗開得勝。所以當思成由於覺得不僅愛她而且還對她負有責任而企圖控制她的活動的時候，她當然堅決予以反擊。”
不過，林徽因中、英文的出色文字功力和她那超人的敏銳和才思，一直得到了梁思成的衷心讚頌，以至於梁對自己的文字長期處於一種不自信的狀態之中。
梁思成的早期中國建築研究工作，主要專注了測繪和實物的考證，熱衷於繪圖和攝影。他在“清式營造則例”的“序”中強調了這“只是一部老老實實，呆呆板板的營造則例——純粹於清代營造的則例”，而請林徽因作的緒論則是彌補歷史與理論方面的不足。
可見這位被今天認作為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始作俑者”，當時並不很自信，並顯然認為“內子林徽音”是更為合適的人選。同理，在梁的另一英文版的重要著作“影像中國建築史”之中，雖然梁思成已經在林徽因的協助下從事了“歷史與理論”的工作，但是他依然表達了這一自認的規範。“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釋文，但在圖紙繪成之後，又感到幾句解說可能還是必要的，因此，才補寫了這篇簡單的文字”。而將書名定為“影像中國建築史”，顯然還是表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林徽因在世時，梁思成的所有學術性文字基本上都得到了林的修改和加工。而梁思成也是顯然十分滿足於這位名為內助實為老師的“神來之筆”。梁從誡寫到：“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袖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關於林徽因的才情，我們可以看到太多的議論和口碑。諸如她的英文好到了費正清都羨慕，她的詩、文、畫、戲劇、建築各業無所不精，是中國近代出現的“文藝複興色彩”人物，更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被譽為“中國第一才女”。相比之下，梁思成則更認為自己應該是“拙匠”。
梁思成常常以“拙匠”自據，曾以“拙匠隨筆”為名在一九六年代發表過一系列的小文章，並且多次談論過其中的內涵：“我們建築師就是匠人，‘匠’才能準確精細給人民蓋房子，為他們造福，不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主宰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師，寧‘匠’勿華，所以我取‘拙匠’……”
筆者以為，梁思成實際上是完全不缺乏才氣的，從他年青時的多才多藝和後來成就的一番事業都能看出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文藝複興色彩”的人物。然而，只是相比於林徽因則確實在才氣方面顯得略遜一籌。因此，所謂梁思成的“拙”正是相對於林徽因的“才”而言的，這更能顯示林的才情出眾而已。以下的論述更應以此為前提尚可較好地理解。
梁思成晚年曾經向林洙透露過他自己對林徽因的才情之衷心讚許：“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林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測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確的分析比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顯然，梁思成正是經常被浸沒於林徽因的才情之中而相形見“拙”的。而且，儘管他認為自己在才氣方面有欠缺，確又因為有一位如此才情出眾的妻子而更忠實地欣賞這種才氣。汪國瑜先生曾回憶到：“有一次在他家，談到書畫品格，藝術風格等修養問題，他似乎很有感慨地說：‘文藝作品的氣質與作者的愛好和素養看來也並非總是一致的。我本人很喜歡那種奔放豪爽的風格，特別欣賞那些‘帥’味的作品，有‘靈氣’有氣韻；不喜歡、不欣賞那些‘匠氣’的東西。可是我自己的字和畫，都工整有余，‘帥氣’不足。自己想‘帥’也‘帥’不起來，眼高手低唄！”
筆者以為，這可以視為真實地反映梁思成欣賞他人的才氣而自認“守拙”的意義所在。完全可以理解成他與林徽因在學術志趣方面的異與同。按費慰梅的理解，他們二人正因為此而應該有極佳的配合，並在賓大的就學期間就已經反映出來：“在大學生時代，他們性格上的差異就在工作作風上表現出來。滿腦子創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畫出一張草圖或建築圖樣。隨著工作的進展，就會提出並采納各種修正或改進的建議，它們自己又由於更好的意見的提出而被丟棄。當交圖的最後限期快到的時候，就是在畫圖板前加班加點拚命趕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齊齊整整的設計圖定稿了。這時候思成就參加進來，以他那準確和漂亮的繪圖功夫，把那亂七八糟的草圖變成一張清楚整齊能夠交卷的成品。他們的這種合作，每個人都向建築事業貢獻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賦，在他們今後共同的專業生涯中一直堅持著。”
這樣的合作關係確實是太美妙了。客觀地說，才情與匠意都是好的建築師所需具備的。正如阿爾瓦·阿爾托（Alva Aalto, 1898-1976）所認為的詩意與匠意皆備才是好的建築師。然而，在建築師工作的高級階段，尤其是理論研究層面，才情應該是比匠意更重要的素質。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梁思成日後完成的大業有哪些能夠離開林徽因的思想呢？“梁思成與林徽因是不能分的”，這樣的話已經有多人言及。但是以此我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在建築學術上的“不能分”，正如作家卞之琳所慨言林徽因“是她的丈夫建築學和中國建築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過主要是後者的得力協作者，實際卻是他靈感的源泉。”
事實上林徽因起碼是在與梁思成共享了在建築方面的學術之同時，又獨享了在詩、文、戲劇甚至是工藝美術方面的藝術創造者。因此，在總體上看，林徽因在創作和思想上對梁思成的影響應該是更大的。這應該是“才女”與“拙匠”的良性關係。
建築界的無名英雄
一九三二年農歷初一，時年二十八歲的林徽因在寫給胡適的一封情緒激動的信中流露了她對自己事業和生活的心聲：“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有什麽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現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仔的過一世！我禁不住傷心起來。”
我很想知道，林徽因當時所希望自己的成就究竟是什麽？然而我所能知道的是，在林徽因被人們不斷傳頌和談論的今天，她對中國建築學術的巨大貢獻卻依然難以被建築界認可。
雖然，林徽因可以作為一位詩人被我們來永遠紀念，但是我們畢竟知道她真正終生為之奮鬥的是中國建築學術事業。我很疑惑也很慚愧，作為建築師，我們今天拿什麽來紀念她呢？似乎人們都有所感悟，如作為文學家的蕭乾先生所言：“我不懂建築學，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
林徽因為何在建築界只能是“無名英雄”呢？這其中是否因為太多的世俗的緣故呢？她似乎總是在梁思成之後成就建築學方面的頭銜或者沒有頭銜；不論是在東北大學還是在營造學社，或是在後來的清華；當然她沒有機會成為院士（即便她活到那時也未必能成）；她沒有獨立完成自己的建築學術著作或是“科研項目”；她也沒有正宗的建築學的學位；她還是一個女人……。正是由於受到這種世俗的桎梏，而使得我們在她已脫離了這種世俗近五十年之後的紀念之時，仍然難以對她有正確的評價，這不是我們建築學術的可悲之處嗎？
不過，我也想用一個世俗的角度來反駁這些“緣故”，那就是，梁思成的選擇建築學作為他的赴美留學專業（也是他的終生專業）是因為林徽因。儘管梁思成的個人秉性與能力應該導向對建築的興趣。但是，在與林徽因的熱戀之中受到一位具有“文學複興色彩”的、並且比他更早了解西方建築學術的情人之影響，想必是比任何其他動力都要強大的，這其中應該還有作為對情敵至勝的法寶之意義。
我們原本不應這般世俗地談論“學術”問題，然而，這些“世俗”的確左右著我們。
如果不是因為林徽因的緣故，梁思成確有可能不選擇建築學的話。我們中國的建築學術事業不禁要失去一位大師了？儘管大師不是完全由個人的因素成就的；儘管歷史是不能夠以假設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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