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一群高中生，正在默默地忍受考大學之苦。他們考試、熬夜、嗑“聰明藥”，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符合完美的錄取標準。
有人給這種畸形的競爭起了個專有名詞，叫“史丹佛鴨子綜合症” —— 每個人都表面上裝作超級放鬆和完美，但是水面之下，他們正在不顧一切地蹬腿。當你看見的全是冷靜的鴨子，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唯一不完美的人。
這些孩子多來自於中上階層家庭，為了繼承父母的優越地位，從小就踏上了一條不同於普通人的嚴酷賽道。
我不想混得比爸媽差
帕羅奧圖小鎮位於史丹佛大學旁邊，是一個典型的矽谷富人區。住戶除了史丹佛大學教授，就是收入百萬的科技新貴，或者拿過博士學位的新移民。
而岡恩高中正是這個地區最好的高中之一，曾被評為美國高中前五名，每年約有20名學生考入史丹佛，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被加州大學錄取。
如果不出意外，岡恩高中可能仍是美國最負盛名的精英高中之一。
不過如今，它的名字更多地和“自殺潮”聯繫在一起。
10年前的一天，幾乎沒有任何征兆地，17歲的岡恩學生保羅·布蘭查德突然迎著疾馳而來的列車，跳下了火車軌道。
不到一個月後，同校學生桑雅在同一個鐵道路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隨後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Harry Lee是死者中的一名亞裔，
曾經性格開朗，喜歡搞怪。
不到半年內，五名學生以同樣的方式自殺，讓這所“超級中學”宛如墮入了黑暗詛咒。
5年後，當人們以為傷口已經愈合，又一波自殺潮上演，另外五名中學生在半年內相繼跳軌，讓整個帕羅奧圖小鎮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接踵而至的死亡，讓人們第一次看見了在光鮮升學率的背後，美國精英中學的生活可能有多殘酷。
岡恩中學高三學生Carolyn Walworth：
“這裡的人都認為你必須得去最好的學校。
所有人的目標就是進入某所學校。”
高三學生卡洛琳已經記不清，焦慮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美國高中是四年製。進入高中以後，所有課程的平均績點GPA，統一考試SAT成績（相當於高考），選修的大學預科課程數量，還有課外活動的榮譽和亮點，都會成為大學招生的綜合評定指標。
這意味著要想進入頂級大學，不止要在SAT這種大考發揮好，在高中四年中的任何一場測驗都不能松懈。還有奧賽、運動、辯論、社會服務，只要是能有助於上常青藤的，就一定有人蜂擁而至。
反正按照卡洛琳的形容，在自己這所精英中學，“壓力把你的內髒都壓碎了。”
高二學生Martha Cabot：
“我很想在學校過得開心，享受學習的過程，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
按照那個流行的說法，“成績、友誼、睡眠，你只能三選二”，和多數同學一樣，卡洛琳犧牲了睡眠。
為了完成過量的家庭作業，她每晚都要學習到凌晨一兩點，一天隻睡五個小時。
也有一個女孩故意在8點左右早睡。然後，她會在凌晨4點爬起來學習，只因為那個時候社交網絡上沒人會分散她的注意力。
卡洛琳覺得大家都病了，每天像保護國家機密一樣守護著自己的成績單，吹噓昨天學到了半夜兩點，或者考前又刷了夜，還有人把成績計算到小數點後兩位，覺得得了一次B就是世界末日無疑。
“我們不是高中生。我們是在一個充滿競爭、仇恨、敵視團隊合作的系統裡的陰屍路。”
高二學生Chloe Sorensen：
“我覺得社區不能隻讓學校來解決，
因為問題不僅僅在學校。”
然而直到第一名岡恩的學生選擇臥軌，自殺開始像傳染病一樣蔓延，許多學生才第一次吐露出自己長久以來的壓抑心情。
“這太變態了，”瑪莎崩潰道，“完成七門大學預科課程不應該是常態。”
高四學生Anna Barbier：
“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服用抗抑鬱藥物，
這太不正常了。”
一段時間內，自殺變成了岡恩中學神經兮兮的日常。
只要聽見學校廣播響起，或是看見老師們匆匆聚在一起，學生們就會條件反射地擔心：“難道又有同學自殺了嗎？”
甚至於高三學生Joe跟女友吵完架，離開教室去上了個廁所，就被同學擔心是去鐵道口了。
自殺的命運似乎可能落在每個人的頭上。
上流社會的學霸流水線
某種程度上，這些精英高中生，重複的是《死亡詩社》裡上世紀50年代富裕子弟的命運 —— 出身中上流階級，獲得頂級教育資源，人生的“正軌”就是考入常青藤，成為新一代社會領袖。
只不過，如今美國中上流子弟間的學業競爭，比上世紀要殘酷得多。
對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私立高中學生來說，進入名校簡直如同囊中取物。
《死亡詩社》電影裡，私立學校的小夥子要學拉丁文課，這是大學入學考察的內容，而公立高中根本不學這些，這樣平民子弟就被自動排除在大學之外。
當《死亡詩社》的主人公佩裡進入嚴苛的私立學校，父親早就為他畫好了光明的前景：
“來這裡上學以後可以考進名校的醫學院，然後你就可以當一個醫生，那時候你的生活會相當的好，你那時候想做什麽我都不攔著你，在那之前，先把我精心設計的路走完”。
事實上，只要在這些私立高中取得一席之地，無論成績是A還是C，幾乎最後都能進入頂尖大學。
一來是因為，這些來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年輕人被認定是根正苗紅的美利堅接班人，二來是因為，學校資金全指著這些孩子的家族捐錢。
事實上，就在1950年，哈佛每10個錄取名額只有13個人申請，而每年的大部分新生都來自老牌的私立高中。
所以對私立高中的小青年們，學習成績根本不值一提，畢竟沒人想當一個“書呆子”。真正酷的是成為一個社團領導，或者球隊隊員。
有“美國教育家”曾提出，由於移民和貧民資質較差，可能不適合學術發展，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實用的職業課程，而不是逼他們學莎士比亞。這是一些高中生在學習焊接。
這種按照種族和學校的選拔方式，無疑影響了大學的學術水準。一任常青藤校長就曾經抱怨，學校裡充滿了“有錢人家的傻兒子”。
但是，每當學校試圖按成績選拔人才，人們總是發現，校園很快被勤奮的猶太移民佔據。這惹惱了有反猶傾向的白人富裕人士。
於是，學校趕緊再次改了錄取標準。為了限制猶太裔入學，在成績基礎上，增加了品格、體育、面試等要求，甚至規定猶太裔新生最多只能佔15%，以此保證新教徒佔學生的主流。
當時的大學面試主要看臉，
首先確保面試者是白人新教徒，
最好還要身體強壯，長相俊朗。
轉變是直到1970年代才發生的。隨著科技革命和互聯網經濟到來，美國上流階層經歷了一次小型洗牌。
精英主體不再是一群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家族企業老闆，而是有著優秀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士。
然而，這些憑借知識崛起的新貴，不管是醫生、律師，還是有MBA學位的管理層，都不能把地位直接傳給子女。
於是優質的教育資源，成了他們維護地位最重要的紐帶。
經過1970年代的教育平權運動，
不僅猶太裔，女性和黑人也獲得了入學資格。
與此同時，無論是技術新貴還是傳統白人精英都很快發現，進入高等學府再也沒有以前那麽容易了。
原因是頂尖大學為了適應社會需要，紛紛調整了原來的錄取標準。為了選拔出引領技術革命的人才，把學習成績列為更為重要的入學指標。
此前，富人的孩子即使學習不好也能上名校，此後，“傻兒子”如果學業不達標，同樣面臨著被拒絕的風險。
不僅如此，從前拔得頭籌的私立學校也不一定能保證好用了。
1945年，美國最好的貴族中學能把三分之二的畢業生送進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而到了2000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了10%。
於是，考大學的競爭焦慮迅速蔓延到了特權階級。
教育機會更平等了嗎？
如今，階層再生產采取了一種更隱秘的方式。
如果不能“花錢買文憑”，那麽就“花錢買輔導”。新貴們開始給子女從小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從而讓孩子的各項成績達到錄取標準。
甚至有家長花上千美元聘請谘詢顧問，好讓4歲的孩子學習貴族幼兒園的面試技巧。
而上精英高中，就成為了考個好大學最關鍵的一步。
位於曼哈頓的斯蒂文森高中就是最難進的那種超級中學。每年，全紐約有26000人報名參加入學考試，只有成績最好的800人被錄取，錄取率低至3%。
有人形容，“上斯蒂文森比上哈佛還難。”
而一旦成功被錄取，壓力反而變得更大了，因為唯一可接受的目標，就是進入某所常青藤大學，最理想的是“HYP” ——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首字母簡寫。
斯蒂文森高中由於學習抓得緊，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亞裔子女入學。
外語課老師Waxman還記得期末的一天，有個家長給他打電話，就為了問問他兒子為什麽只得了98分，而不是滿分。後來，應付焦慮家長已經成了他的日常。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標準最終被學生們內化成自己的目標。
羅密歐是斯蒂文森最優秀的那種學霸，平均成績96分，而且擅長足球。
雖然作家母親對他說，“我只想讓你快樂，”不過，羅密歐顯然有更大的野心，決心不讓自己有辱家門。
深夜，如果看到兒子緊閉的房門下透出燈光，羅密歐的媽媽有時會敲他的門，“你知道已經凌晨兩點了嗎？”
但兩點就睡不是羅密歐的風格。他會一直蜷在桌前，學到三點、四點，直到枕著書昏睡過去。
最近，羅密歐用電腦列印出幾張勵志小紙條。桌子上貼著“自律”，床上貼著“學習使我快樂”，門上貼著“世界屬於你”。
這種專注的代價是，他的初戀談得不怎麽投入。他解釋道，女孩子會讓人分心。每當女同學在半夜找他聊天，他也總是回答：“好吧，我只有兩分鐘。”
如今，這個少年已經早早地學會了壓抑情感。他的朋友們也讚同這種苦行僧式的信條，“世界上紅顏禍水的例子還少嗎？”
2018年，帕羅奧圖的鐵路道口換上了監控攝影，
這是一項預防自殺計劃，
隨時記錄道口有沒有恍惚的高中生。
而對於那些更有錢的同學，家族財富也可能成了他們的煩惱 —— 眼看律師父親每年給常青藤大學捐十幾萬美金，如果自己因為成績差沒被錄取，該有多抬不起頭來？
不過對於普通人來說，這種煩惱還是太奢侈了。
在平民中學，許多人信奉的是另一套曾經屬於白人精英私立學校的“哲學” —— 只會學習的人才是鄙視鏈的底端，真正酷的人，誰會在意考了幾分？
不過沒幾個人會注意到，就在他們度過高中四年的時候，又一次階層再生產已經悄悄完成了。
因為有一小撮同齡人，正拿著爸媽給的最好的資源苦讀，希望永遠成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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