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後人評點說，克倫威爾的“聯法抗西”打壓了本就處在衰落期的西班牙，助推了本就處在崛起期的法國，這與維護歐洲均勢相悖，對路易十四親政時代法國的一家獨大有貢獻之功。您怎麽看？
作者：梅然（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日常生活中的近鄰未必都是友鄰，但與鄰為善的人家還是多多。而在國際政治中，相鄰的國家之間更多出現的是吵架和乾仗，“相殺”遠多於“相愛”。
在歷史上的很多時間中，隔著一條海峽的英國和法國就是如此。自法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在1066年入侵英格蘭起算，英法間的恩怨情仇可拍至少十來季“權力的遊戲”。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兩場“百年戰爭”，一場是14-15世紀的“英法百年戰爭”，另一場叫“第二次百年戰爭”，是1688年至1815年間的英法六次大戰的總稱，包括1688-1697年的“九年戰爭”、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1776-1783年的“美國獨立戰爭”、1792-1815年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及拿破侖戰爭”。就參戰國家和戰場範圍而言，這六次大戰都堪稱“世界大戰”(關於英國為何要與法國打這六次大戰，參見前篇文章)。
這六大戰爭也是英國崛起的一大背景板。在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中，上述時期的英法對抗、拿破侖戰爭後至20世紀初的英俄對抗、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堪稱三大“長周期大國對抗”。
1803年的這幅英國漫畫將與拿破侖法國作戰的英國視為自由的捍衛者。
那麽，英國是如何走入這場“百年大對抗”的？1688年是這場對抗的起點，那就倒退一百年，從1588年講起，說說這百年間英國對法關係的演變(也等於說了這百年間英國對外關係的概貌)。這一百年算英法“鄰裡糾紛”較少的時候，那歷史性的對抗為何在1688年到來？就按時間順序分多篇來說，本文是開篇。
伊麗莎白一世至詹姆士一世時期的英國對法關係
1588年正值西班牙無敵艦隊攻打英國。
當時，西班牙是歐洲的頭號強國和唯一的超級大國，是海上霸權國家，也是天主教的“死忠”和方興未艾的新教的“死敵”。而在已是新教國家的英國(準確講，是英格蘭王國)，在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及其新教臣民眼中，西班牙對於歐洲國家間的力量均衡、對於英國的獨立、對於新教的生存都是頭號威脅。當時的法國呢？它正處在16世紀後期天主教徒與新教徒拉鋸般的宗教內戰之中，一時難以作為一個整體對外發力。因此，英國人和法國人大體是各忙各的，雖然英方是同情法國新教徒的，而不少法國天主教徒是親西班牙的。不過，很多法國天主教徒也以“一山難容二虎”的態度，看待西班牙和法國在歐陸的國際地位之爭。
伊麗莎白女王一生未婚，在她於1603年去世後，繼位的是其親戚、來自蘇格蘭的斯圖亞特家族(House of Stuart)的詹姆士一世。假如要在當時的各大國君主中評一個“和平獎”，大概非詹姆士一世莫屬。在這位愛讀書、自視有哲人風范的國王眼中，自中世紀傳下來的靠戰功來彰顯偉大的“騎士國王”做派其實很低端。他也知道，要從有征稅權的英國議會那裡討到足夠的錢去打仗，這本身也是一場難纏的戰鬥。他對外謀求少樹敵，少打仗；他仍將西班牙視為首要對手或挑戰，但采取的是以柔克剛的“太極”手法。
1618年左右的歐洲政治地圖
1618年，著名的“三十年戰爭”在德意志爆發。這源自德意志新教諸侯與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國家——主要是西班牙及其“親戚”、把持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位的奧地利，兩者的君主同屬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之間的矛盾，但起因也牽扯到了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的大女兒伊麗莎白的老公、德意志新教貴族“巴拉丁選帝侯” (Elector of the Palatinate)弗雷德裡克被波希米亞王國(Kingdom of Bohemia)的新教民眾推選為國王，這觸怒了奧地利、西班牙及其天主教盟友，在他們的群起而攻之之下，這夫妻倆別說波希米亞了，連老家巴拉丁都沒保住，三十年戰爭由此揭幕。很多新教徒本期待英國出兵歐陸，但詹姆士一世告訴閨女，原諒老爸沒那本事，先忍忍吧。
與詹姆士一世同時期的法國國王有兩位，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前者是法國波旁王朝的首位君主，是經過宗教戰爭才上位的，並為了讓法國廣大天主教徒能接納自己而從新教皈依天主教(這樣法國依然算天主教國家)。亨利四世執政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其名言是，要讓每戶法國農民的鍋裡都有一隻雞。其兒子路易十三在位前期，法國大體仍是眼光向內。在三十年戰爭發生時，法國一時也未參戰。1624年，一代雄才、“紅衣大主教”(或稱“樞機大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成為主持法國政務的“最強大腦”。黎塞留是那個時代的現實主義大師，雖然他和法國王室是天主教徒，但超越教派之分的“權力”和“利益”才是其政治指南。“黎大師”對內謀求加強中央集權，對外謀求抗衡在陸地上從南、東、北三麵包圍法國的“哈布斯堡勢力”，英國則被其視為應籠絡的對象。不過，黎塞留在當政之初仍以“整頓內務”為主，對外大體是引而不發。
法國畫家菲律普•尚帕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在1642年繪有這幅黎塞留三面像，以備為其製作雕像之用。
但在黎塞留掌權前後，宗教問題在英法關係中的熱度又上升了。以當時歐洲內部和英國國內的宗教矛盾為背景，英國國內的反天主教情緒有增無減，天主教在英國被“妖魔化”了，在英國新教徒中被視為專製、陰謀和血腥的化身。另一方面，在法國國內，新教徒(通常稱“胡格諾教派”，Huguenots)對信奉天主教的當局的不滿又在抬頭，並升級為暴動。這樣，面對法國當局對胡格諾暴動者的鎮壓，很多英國人主張奉行“新教國際主義”，援助說法語的“新教兄弟”。其實，對於說英語的“天主教兄弟”在英國受到的欺負，法國天主教徒也有一肚子氣。
但詹姆士一世對“新教國際主義”也沒啥熱情，西班牙仍是其首要目標。他想通過“和親”去籠絡西班牙(並借此讓女兒和姑爺得以收回巴拉丁)，希望自己的王太子查理——即那位後來在英國內戰中被砍頭而名載史冊的查理一世——能迎娶西班牙公主。在兩國外交官之間的婚姻談判多年無果的情況下，愛逞能的查理竟私自跑到西班牙，想憑借自己的“魅力”和“口才”一舉征服西班牙宮廷，但後者對這種“謎之自信”不屑一顧，其態度是：如果要結親，英國必須答應廢除打壓天主教徒的法律，而且這對小夫妻婚後的第一年都要住在西班牙，以保證英方能兌現承諾！
傷自尊的查理回到英國後，主張立即向西班牙開戰，但很快詹姆士一世就因病去世了。
父與子：詹姆士一世與年輕時的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時期的英國對法關係
1625年3月，25歲的查理繼位即為查理一世。年輕氣盛的他不像老爸，想用一場對西班牙戰爭的勝利在臣民中樹立自己的光輝形象。他本想派出一支遠征軍跨過海峽，殺向德意志，在那兒打敗西班牙及其盟友，為“老姐”伊麗莎白奪回地盤，但此事動作太大，耗費太高，還沒等到軍隊渡海就黃了。查理最終搞了一個“B計劃”：10月，英國對西班牙開戰，主要是在西班牙沿海攔截航運和襲擊城鎮，但打了兩個月左右差不多也就黃了。
查理事先還想與法國建立反西班牙的同盟，但沒談攏。儘管如此，成果還是有的，最重要的便是：路易十三同意將親小妹亨麗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嫁給查理。婚禮於1625年夏天在英國進行。這算英法關係的一個“高光”時刻，上一次英國國王(亨利五世)娶法國王室的公主為後還是在兩百年前，而且當時不像這次的“你情我願”，多少有強娶的味道，因為亨利五世在百年戰爭的戰場上將法國人打慘了。
但這樁婚事在英國新教徒中沒有得到多少祝福，在他們心中，英國的王后除了應該是女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是新教徒！從後來的情況看，這樁婚姻對查理一世乃至英國的命運有著不小影響。由於這位王后是“熱血”的天主教徒，而且這倆口子的感情還挺好，英國的新教徒們就不免猜疑，枕邊風的呼啦啦吹將國王陛下轉化成了一位“地下天主教工作者”。而對查理一世的宗教立場的高度不信任是英國內戰發生的一大原因。
為了籠絡法國，也算圍繞上述婚約的交易的一部分，查理一世還同意向法國贈送一批艦船(當時法國海軍還挺弱)，暗中還答應將改善英國國內天主教徒的待遇，法國也同意協助(前述的後來泡湯的)英軍遠征德意志的計劃。
在英西戰事開打時，黎塞留主政下的法國當局正忙著對付胡格諾派的暴動，而從英國人那裡得到的艦船也被用於進攻英國人的“新教兄弟”，這讓很多英國人痛心疾首。到了1627年，無論是為了應對要求支援法國新教徒的國內呼聲，還是想為對西班牙戰爭的失敗找回面子，還是出於對法國軍力增長以及法國西班牙可能聯手的擔心，查理一世又決定出兵支持法國的胡格諾派。法國的拉羅謝爾(La Rochelle，法國西海岸中部的一個城市)是胡格諾暴動者的大本營。在1627-1628年間，英國向此地派出援軍，但一事無成。
白金漢公爵帥氣且不無藝術氣質，但讓他負責外交和戰爭是損人不利己的悲劇。
在這背後活躍著一個身影，白金漢公爵(Duke of Buckingham)，查理一世一生中或屬唯一的密友。陪著查理去西班牙求親的是他，慫恿他對西班牙和法國動武並主持戰事的也是他。但就在他鼓動加大對法用兵力度的時候，他被反對者刺殺了。
隨著這位摯友(其實也是“損友”)離世，隨著對外戰爭連連受挫，也隨著因戰爭經費而與議會鬧僵，查理一世在1630年與法國訂立和約。從此，心灰意冷的他算死了對外用兵的心。
查理一世迎來的下一次戰爭是在國內土地上，即他與清教徒(英國新教徒中反天主教最強烈的激進派)控制的議會陣營之間的內戰(1642-1648年)。結果，查理在1649年1月被斬首，斯圖亞特王朝被推翻，議會成了英國的權力中樞，英國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無王”時期(Interregnum)。黎塞留主政下的法國則在30年代後期正式加入還在打的三十年戰爭，對抗哈布斯堡勢力。當這場戰爭在1648年結束時，黎塞留已過世，法國國王也從路易十三換成了其子路易十四，但法國已初具歐陸頭號強國輪廓，西班牙則進一步淪落。法國和西班牙忙於三十年戰爭也令其無暇強力乾預英國內戰，雖然這兩國的當權者是站在查理一邊。
1643年的羅克羅瓦之戰(Battle of Rocroi)之戰中的西班牙軍隊。法國在此戰中擊敗了西班牙，這象徵著前者開始取代後者成為歐陸頭號強權。
“無王”時期的英國對法關係
清教徒主導的英國新政權對法國的關注主要是兩點。第一，他們擔心法國(甚至與西班牙聯手)幫助查理一世的後人重登英國王位(查理一世的家屬也主要是在法國避難)，甚至為此直接出兵英國。在法國國內，也的確明顯有著將英國新政權視為邪惡的“弑君者”的勢力，尤其在教會內部。第二，對於法國國內仍存在的對胡格諾派的打壓，他們也心存“義憤”。
但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法國與西班牙的仗還在打，如同群架打完後兩邊的帶頭大哥還要單挑。用今天的時髦詞說，法西戰爭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的一個典範。這兩國還有其他的鬧心事，比如葡萄牙要擺脫西班牙的控制(西班牙利用王位繼承問題在1580年控制了葡萄牙)，1648-1653年間法國還發生了內亂(“投石黨人運動”)。這樣，法國和西班牙看似一時也騰不出手來攻打英國。
同時，英國與荷蘭的矛盾卻在加劇，這主要是由於很多荷蘭人對英國王室的同情或對“弑君者”的厭惡、英國對保王黨人的海上封鎖(不少荷蘭商船和貨物因此被截獲)，以及經濟利益之爭(比如，英國頒布了打擊荷蘭航運的著名的《航海條例》)。結果，英國與荷蘭打了起來，史稱第一次英荷戰爭。1653年，內戰中成長起來的軍事領袖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登上了英國權力之巔，成了所謂的“護國公”(Protector)，可謂不戴王冠的“國王”。克倫威爾是虔誠但不失務實的清教徒，在他眼中，英國和荷蘭這兩個新教國家打仗多少是骨肉相殘，法國和西班牙才應是重點。與此相關，在1654年，在戰場上雖佔上風但也氣喘籲籲的英國與荷蘭達成了對後者較寬鬆的和約。
克倫威爾與馬扎然：在同一時期分別執掌英法最高權柄的兩位“無冕之王”
同時，克倫威爾政府決定以西班牙為打擊對象，並與法國展開結盟談判。他們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直到此時，英國新教徒(以及國外的很多新教徒)還未走出一百年前就有的對西班牙的憂懼陰影，仍將西班牙視為最凶惡的敵人(這就是歷史中的“慣性”)，而且，此時的西班牙仍是頭號殖民大國，其海外殖民地和財富的數量遠勝他國。因此，對西班牙作戰看似能更好地打擊西班牙，能在世界範圍內更好地打擊天主教和弘揚新教，也便於英國在海外拓展殖民及商業利益和攫取財富(此時英方軍餉吃緊，而軍隊是英國清教政權最重要的基石) ，這些也都能提升英國當局在國內外新教徒中的聲望。對法國作戰對英國當局的主要價值則是：這能幫助法國的胡格諾派，提升英國當局在國內外新教徒中的聲望，並限制法國與英國為敵的能力(途徑之一就是維持法國內部胡格諾派的勢力)。因此，算一算宗教、政治和物質收益，與西班牙作戰看似是最優解。
第二，西班牙與法國的戰爭尚在繼續，這會妨礙西班牙對英作戰，也令法方有意與英國合作；法方不僅仍將西班牙或“哈布斯堡勢力”視為頭號敵人，也擔心英國會支持法國國內的胡格諾派和其他反對勢力。當時，路易十四因年幼尚未親政，主政法國的紅衣大主教馬扎然(Cardinal Mazarin)也是有黎塞留之風的現實主義者。在法國國內反英親西的天主教保守派眼中，這位紅衣主教連同其前任黎塞留，都是身穿紅衣的“黑主教”。
第三，英國對法談判和結盟也有助於牽製法國(包括限制法國與西班牙和解)和改善法國及其勢力範圍內新教徒的境遇。
在對法談判尚在進行時，英國就在1754年對西班牙開戰，主要是遠征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比如牙買加等地，但遭受重挫，這加重了克倫威爾欲與法國結盟的意願。1655年11月，英法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將停止敵對、不支持對方國家的反叛勢力、改善商業關係，法方還答應善待胡格諾派。
2017年出版的著作《英格蘭征服牙買加：奧利弗•克倫威爾對帝國的追求》
到1657年，雙方又簽了一個更積極的條約。根據之，雙方將在對方與他國敵對時施以援手，並將共同出兵進攻西班牙控制下的“西屬尼德蘭”(Spanish Nethelands，大體是今天的比利時)的敦刻爾克(Dunkirk)地區。從該地出動的私掠船對英國的海運是一大威脅，英國的保王黨人還想將該地作為進攻英國的前沿基地(英法1655年協議令他們不得不將基地轉移到西屬尼德蘭，並與西班牙訂立了同盟關係)，法方對西屬尼德蘭也有擴張欲望。1658年春夏，英法聯合進攻敦刻爾克的行動正式實施，敵人(既有西班牙軍隊，也有英國保王黨人和法國反政府勢力的武裝)很快被擊敗。敦刻爾克落入英國之手，這是一百多年來——自加來(Calais)在1558年被法國“收復”起算——英國再次在歐洲大陸擁有據點。
在近代英法關係史上，上述進攻性軍事同盟關係是截止此時的最高光時刻。但這個“光”屬於一劃而過的流星。種種原因，比如圍繞宗教問題的爭吵(既涉及法國國內及其勢力範圍內新教徒的境遇，也涉及英國國內天主教徒的境遇)，以及克倫威爾在1658年秋的去世，令該盟約很快成了“歷史文獻”。在克倫威爾死後，英國政局驟變，斯圖亞特王朝趁勢在1660年得以複辟。又一個查理——查理一世的與其同名的大兒子——成了英國的新國王，此即查理二世。
有後人評點說，克倫威爾的“聯法抗西”打壓了本就處在衰落期的西班牙，助推了本就處在崛起期的法國，這與維護歐洲均勢相悖，對路易十四親政時代法國的一家獨大有貢獻之功。您怎麽看？
在法國畫家夏爾·拉利維耶(Charles Larivière)的這幅作品(局部)上，法國名將杜倫尼子爵(Viscount of Turenne)正在1658年敦刻爾克之戰中指揮英法聯軍。
基於前述，對16世紀晚期到克倫威爾時代七十年左右的英國對法關係可有如下小結。
第一，英法之間有對抗甚至戰爭，但也不乏非敵對乃至協作的時候；後者遠多於前者，而且對抗的時間不長，烈度不高。
第二，在英法之間，非敵對和協作主要是由於有著共同的對手即西班牙(姑且將此稱為雙方有類似的戰略處境)，對抗則主要源自宗教問題等“內政”問題。
第三，雙方大體都將“戰略問題”置於宗教問題之上，這是非敵對和相互協作遠多於對抗的主因。多說一句，這七十年是宗教矛盾對歐洲國際政治影響最大的時期，但該影響再大，也沒將超越教派之分的現實主義考慮排擠成國際政治舞台的B角，身為“宗教戰爭”的最大牌案例的三十年戰爭也是如此。而且，當權者即便對外強調宗教事由，不論在多大程度上是發自真正的宗教感情，多少也是為了服務於“現實”的政治利益(比如刷新國內形象)，無論是查理一世(新教徒眼中的親天主教分子)的拉羅謝爾之役、還是克倫威爾(公認的新教“聖鬥士”)對法國胡格諾派命運的不時關切，都同此理。
第四，該時期中，西班牙的地位在持續下降，法國的地位則呈上升勢頭。這意味著，不僅有助於英法之間維持非敵對乃至協作關係的動力在削弱，而且法國可能取代西班牙成為英國的頭號戒備對象。另一方面，宗教對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一直存在。因此，在克倫威爾時代落幕之際，是否英法對抗即將到來，如同英吉利海峽中正在生成的風暴？下篇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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