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裡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

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宗教爭端入侵今屬羅馬尼亞的多瑙河兩公國。隨後，搖搖欲墜而勉力維持其歐洲勢力的奧斯曼帝國、擔心俄國擴張的英國，以及想要重塑輝煌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陸續對俄宣戰。持續18個月的克裡米亞戰爭造成了巨大的人員損失，並徹底改寫了歐洲的政治格局，深刻影響了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

費吉斯大量引用俄羅斯、法國、英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文獻資料，全面展現了民族主義情緒、帝國勢力博弈和宗教衝突是如何影響各國介入戰爭的。從國王與大臣、報導戰爭的記者與作家，到戰場上的軍官與士兵、圍城內的婦孺，費吉斯不僅從多個視角還原了戰爭的全景，也為今天理解19、20世紀的“東方問題”，黑海地區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關係，以及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裂痕提供了新的入口。

作者：[英] 奧蘭多·費吉斯

被兩場世界大戰掩蓋的

“克裡米亞戰爭”

在英國多塞特郡（Dorset）一個寧靜的小村莊維奇安普敦（Witchampton）的教區教堂裡，有一座為本村的五位子弟兵建立的紀念碑，他們都戰死在克裡米亞戰場。紀念碑上刻著這樣的文字：

為效忠國家而死

長眠在克裡米亞

願他們的靈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在法國西南部埃裡庫爾（Héricourt）的公墓裡，有一塊墓碑，上面刻著九名本地士兵的名字，他們都戰死在克裡米亞戰場。墓碑上這樣寫著：

為祖國戰死

朋友們，有一天我們還會相見

在這座墓碑下擺放著兩個加農炮的炮彈。一個上面刻著“Malakoff”（馬拉科夫，俄文拚作Malakhov，發音為馬拉霍夫），這是克裡米亞戰爭期間，在圍困俄羅斯海軍基地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的戰役中，被法軍攻陷的棱堡之一；另一個上面刻著“Sebastopol”（塞巴斯托波爾），也就是塞瓦斯托波爾的舊稱。這樣的墓碑為數不多，成千上萬的英法士兵埋葬在克裡米亞，躺在沒有標識、無人看管的墳地裡。

位於法國埃裡庫爾的一塊墓碑

在塞瓦斯托波爾有幾百座紀念碑，許多都矗立在軍人公墓裡，那是在圍困戰期間，由俄羅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陣亡的軍人埋在那裡。如果是軍官，則還有自己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姓名和所屬部隊的名字；普通士兵則被一起埋在大型墓坑裡，每個墓坑內有五十到一百具屍體不等。和俄羅斯軍人埋在一起的還有來自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的東正教軍人，他們都是響應沙皇號召，趕來為宗教信仰而戰的。

在一個埋葬著十五名水手的墳墓上，一塊小小的銘牌幾乎完全被長長的野草遮蓋。這塊銘牌是用來紀念這些“在1854—1855年間為保衛塞瓦斯托波爾而英勇犧牲”的水手的，上面刻著這樣的文字：

他們為祖國、為沙皇、為上帝而獻身

在塞瓦斯托波爾的其他地方，還有為紀念無名士兵、失蹤軍人而設立的長明燈和墓碑。據估計，在此地的三座軍人公墓裡，共埋葬著約二十五萬俄羅斯士兵、水手和平民。

克裡米亞戰爭的規模和人員損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響卻被後來的兩場世界大戰掩蓋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這似乎是一場不太重要的戰爭，與那些墓碑和銘牌一樣，幾乎已被遺忘。即使是在參加了這場戰爭的國家和地區：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以及奧斯曼帝國，包括那些後來歸屬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地區，今天也沒有多少人了解克裡米亞戰爭。

但是對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人們來說，克裡米亞戰爭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戰爭，就如同兩次世界大戰對生活在20世紀的人們一樣重要。

最後一名曾參加過克裡米亞戰爭的俄軍戰士，攝於1903年的莫斯科

克裡米亞戰爭：第九次俄土戰爭，

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

克裡米亞戰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至少有七十五萬軍人陣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為俄羅斯軍人。法國損失了約十萬軍人，英國的損失小得多，僅有兩萬人，原因是參戰的英國軍隊人數少得多（共有九萬八千英國軍人和水手參戰，而法國有三十一萬人）。但即使如此，對於像維奇安普敦這樣的農村小地方，損失五名壯勞力依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愛爾蘭科克郡（County Cork）的懷特蓋特（Whitegate）、埃哈達（Aghada）和法西德（Farsid）地區，英軍招募了大量兵源，造成這些地方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戰死在克裡米亞。

沒有人統計過平民的傷亡數字，許多平民死於大炮轟擊，或是在圍困期間餓死，或是從軍人那裡染上疾病而死。在高加索（Caucasus）、巴爾乾（Balkans）和克裡米亞等地，還有許多平民死於集體屠殺和種族清洗。克裡米亞戰爭是第一場“全軍破敵”，今天常見的殃及平民、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的戰爭，在19世紀就已經出現了。

克裡米亞戰爭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使用了最新的工業技術、現代來複槍、蒸汽機船和鐵路，還採用了新型的後勤和通訊手段，電報、軍事醫學上的一些重要發明，以及戰地風雲記者和攝影師也出現在了戰場上。

與此同時，克裡米亞戰爭又是最後一場依然遵從“騎士精神”的戰爭，戰場上交戰雙方靠戰場使者（parliamentaries）傳信，在戰鬥間隙，雙方會同意停火以便轉移屍體、救治傷員。戰爭早期發生在阿爾馬河（River Alma）和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的幾場戰鬥，例如著名的“輕型機車兵衝鋒”（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役，與拿破侖戰爭期間的戰鬥方式沒有什麽兩樣。

然而，克裡米亞戰爭期間時間最長也最關鍵的戰役——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卻可以說是1914-1918年間工業化戰壕戰的前身。在長達十一個半月的圍困戰期間，雙方共挖掘了一百二十公里的戰壕，發射了一億五千萬發子彈和五百萬發各種口徑的炮彈。

克裡米亞戰爭這個名字無法反映其跨國規模，也無法反映這場戰爭對歐洲、俄羅斯，以及從巴爾乾到耶路撒冷、從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等交戰地風雲區的重要意義。這一地區就是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所覆蓋的區域，一個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崩潰而造成的國際難題。也許我們可以採用俄國人對這場戰爭的稱呼：東方戰爭（Eastern War），這樣至少可以將其與“東方問題”聯繫在一起；或是採用在許多土耳其文獻中常常見到的名字：土俄戰爭（Turco-Russian War），將其放置於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的漫長衝突這一背景之下。然而，這些名字都無法反映在克裡米亞戰爭中，西方國家乾預這一關鍵因素。

全景畫《守衛塞瓦斯托波爾》（The Defence of Sevastopol）的一部分，於1905年展出。觀賞者處於事件中心，仿佛站在馬拉霍夫棱堡的高處。油畫與前景中的模型融合在一起，共同製造出一種身臨其境的透視感。在這一部分中，一名神父（畫中右方）在為即將奔赴胸牆作戰的部隊祈禱，在他面前，可以看到帕拉斯克維婭·格拉福娃（Praskov’ia Grafova）正在為一名傷員包扎。

托爾斯泰：

作為一名俄羅斯軍官參加了戰鬥

克裡米亞戰爭始於1853年，當時奧斯曼和俄羅斯軍隊在多瑙河邊，今屬羅馬尼亞（Romania）的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瓦拉幾亞（Wallachia）公國地區發生了交戰。戰火隨後向高加索蔓延，在那裡，當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羅斯的活動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國的鼓勵和支持。隨後戰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區。到了1854年，英法兩國加入土耳其一方，奧地利也威脅要加入反俄羅斯聯盟。在此形勢下，沙皇把軍隊從這兩個公國撤出，戰場轉到了克裡米亞。在1854—1855年間，軍事衝突還出現在其他幾個地方：在波羅的海（Baltic Sea），英國皇家海軍計劃進攻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軍於1854年7月炮擊了索洛韋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韋茨基當時是俄羅斯在白海的政治經濟中心；戰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亞的太平洋沿岸地區。

克裡米亞戰爭不僅卷入了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的人員也極為眾多。除了軍事人員外，本書中還講述了許多其他人的故事：國王與王后、親王與王子、宮廷隨從、外交官、宗教領袖、波蘭和匈牙利革命者、醫生、護士、記者、藝術家與攝影師、傳單寫手和作家。

說到作家，當然沒有任何其他人比托爾斯泰更能提供俄羅斯人的視角。在克裡米亞戰爭期間，他作為一名俄羅斯軍官在三個戰場（高加索、多瑙河和克裡米亞）參加了戰鬥。這樣的寫作角度，也許正是本書讀者所期待的，當然也可能是部分讀者所擔心的。無論如何，本書參考並引用了大量參戰軍官與士兵的信件和回憶錄，其中既有英國普通大兵、法國—阿爾及利亞輕步兵，也有俄羅斯的農奴戰士，讀者可以從這些人的視角來了解這場戰爭。

有關克裡米亞戰爭，已經出版過許多英文書了。但即使與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述相比，本書也是第一部資料大量取自俄羅斯、法國、奧斯曼帝國和英國文獻的書，全面反映了地緣政治、文化與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響主要參戰國介入這場戰爭的。

因為這場戰爭有著如此深遠的歷史淵源，急切想看戰鬥場面的讀者在閱讀前面幾章的時候需要有些耐心（或乾脆跳過不讀）。我希望本書能讓讀者對克裡米亞戰爭有一個新的理解，認識到這是歐洲、俄羅斯和中東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猶在。許多英國人把這場戰爭看作“毫無意義”或是“沒有必要”的，我對此完全不讚同。這種觀點源自當時公眾對英國糟糕的軍事行動和有限戰果的失望，這種失望情緒對以後英國的歷史文獻產生了負面影響。

托爾斯泰

“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持續至今的對立情緒”

長期以來，克裡米亞戰爭一直沒有成為一個嚴肅的學術課題，於是英國的軍事歷史愛好者們便成為這段歷史的講述者。他們缺乏學術素養，只是簡單重複一些耳熟能詳的故事，例如“輕型機車兵衝鋒”、英國指揮官的無能、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的事跡等，卻沒有能力討論這場戰爭爆發的宗教原因、“東方問題”的複雜性、黑海地區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關係，以及歐洲人對俄羅斯的敵視等等。如果忽略了這些因素，就很難理解這場戰爭真正的重要性。

克裡米亞戰爭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打破了長期以來維持歐洲秩序的俄羅斯-奧地利保守主義聯盟，讓一些新興國家，包括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德國得以誕生。這場戰爭讓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產生了深深的怨恨，覺得這些基督教國家竟然會背叛自己，與異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讓巴爾乾地區人民的獨立期望受到打擊。

從1870年代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裡一直成為破壞列強關係穩定的地區。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中的短暫露面計算在內的話，克裡米亞戰爭是他們首次參加的歐洲戰爭。這場戰爭打開了奧斯曼帝國的大門，西方軍隊和技術的湧入，加快了這一地區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步伐，同時也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持續至今的對立情緒。

參加克裡米亞戰爭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對於土耳其人來說，參戰是為了保衛他們衰亡中的歐洲帝國。面對俄羅斯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東正教徒為幌子而發動的侵略，他們必須予以反擊，同時還可以借此壓製本國境內的伊斯蘭和民族主義革命。英國聲稱其參戰的目的是保護土耳其人免受俄羅斯的欺凌，但其實他們更關心的是打擊俄羅斯帝國，擔心以後雙方會在亞洲地區成為競爭對手，同時英國人還希望借助這場戰爭推動其在奧斯曼帝國內的自由貿易和宗教影響力。

對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Napoleon Ⅲ）來說，克裡米亞戰爭給了他一個行動的機會，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侖的輝煌，至少也可以讓法國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響力，或許還能重繪歐洲版圖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聯盟，實現拿破侖的理想。

當然法國境內的天主教勢力出於宗教理由，也在鼓動法國與俄羅斯作戰。對於英國和法國來說，這是一場保衛歐洲自由與文明的戰爭。在他們眼中，俄羅斯野蠻殘暴、蠢蠢欲動，其擴張野心不僅針對西方，還威脅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要對克裡米亞戰爭負最大責任，而他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給他帶來了膨脹的虛榮與傲慢，在頭腦中形成了一套強國應該如何對付弱小鄰居的念頭，同時他還嚴重誤判了列強對俄羅斯舉動的反應；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發動的是一場宗教戰爭，一場聖戰，目的是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沙皇把擴大俄羅斯版圖當作自己的天賦使命，即使要與全世界作戰，也要把自己的東正教帝國擴張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尼古拉一世》，完成於1852年，作者為德國畫家弗朗茲·克魯格（Franz Kruger）。

歷史學家們往往低估戰爭的宗教動機，克裡米亞戰爭的觸發點在巴勒斯坦，其爭執雙方一邊是由法國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邊是由俄羅斯支持的希臘人，他們在誰應該控制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恆（Bethlehem）的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問題上發生了衝突。

對沙皇來說，這場衝突為發動克裡米亞戰爭提供了足夠的理由，但是許多歷史學著作對此卻僅僅用一兩段話輕飄飄地一帶而過。在過去的許多人看來，應該由誰來掌管幾座教堂的大門鑰匙這樣的小事，實在不可能和列強大戰有什麽關係。在一些歷史觀點中，發生在巴勒斯坦的紛爭被用來表明克裡米亞戰爭是一場“愚蠢”和“沒有必要”的戰爭。

另一些觀點則認為宗教紛爭僅僅是一個契機，真正的原因是歐洲列強為擴大自己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為佔領市場或受到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鼓動而戰。這些說法並沒有錯，卻低估了宗教在19世紀的重要性。近幾十年來，從1990年代的巴爾乾戰爭到近年來伊斯蘭極端武裝勢力的興起，在在都明確表明宗教在戰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世紀的“東方問題”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納為己用，政治與信仰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其中的每一個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在走向克裡米亞戰場時，都堅信上帝站在自己這一邊。

本人選自《克裡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

作者：奧蘭多·費吉斯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英國人，生於1959年，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博士，現任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俄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他都爛熟於心。他的一系列解讀沙俄及蘇聯歷史的著作如《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獲沃爾夫森獎、NCR圖書獎，並入圍薩繆爾·約翰遜獎、達夫·庫珀獎等，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