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長篇新作《考工記》，像極了她那部膾炙人口的《長恨歌》，故被評論家們稱作“又一部低回慢轉的上海別傳”。
王安憶 著
花城出版社 2018-9
眾所周知，《考工記》乃春秋戰國時期的一部手工業技術文獻，記載各種工藝規範體系，體現了傳統文化對“工”的卓越理解。然而，王安憶在此巧妙借用同題，記敘上海“洋場小開”蛻變為普通勞動者的歷史過程，無疑具有別樣的意義。
縱觀王安憶的小說，她總愛以上海為舞台描摹這一類人，用她的話說，“跨越新舊兩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經歷著嬗變。新時代總是有生機，舊的呢，卻在坍塌，腐朽，迅速變成廢墟。”《長恨歌》裡是“上海小姐”王琦瑤，而在《考工記》中，則是“西廂四小開”之一的陳書玉。或許在王安憶看來，這類跨越新舊兩朝的人，最能呈現歷史縫隙裡的風流圖卷。
“上海的正史，隔著十萬八千里，是別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渾然不覺。”作為歷史的監視者，一個“沒有面孔”的主人公，陳書玉總是消極被動地穿行在正史的夾縫之中。儘管小說不斷切入社會背景，令大歷史的面目影影綽綽，但個人的頹然與流散，始終是小說揮之不去的情感基調。
王安憶筆下的陳書玉，永遠有著不徐不疾的性子。他與世無爭，隨波逐流，或者說順其自然，卻有不幸中的萬幸。他生逢亂世，雖歷經坎坷卻有驚無險。六十年的時光，他安然度過。陳書玉的最大理想就是被遺忘，“最好被忘記，被時代忘記”。這也難怪，大歷史的“遺民”，終歸是那個“不合時宜的人”，“新規舊矩都失度，內心卑微得很”，只能做點抄經臨碑的事體。貼世界的邊縫，做時代的逃兵，不起眼，方才能夠歷經變遷而自我保全。
陳書玉的命運沉浮，不過是大歷史的小小浪花，驚不起一絲漣漪，卻是那個時代無數個體的縮影。正如王安憶在《跋》中所說的，“世事往往就是簡單，小說可不是，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
或許在王安憶看來，一切都是“散漫如流水的平常歲月”。故此，執著地做一名“大歷史的看客”，而將“物”推向前台，便是當然的選擇。就此而言，《考工記》的主人公與其說是小說中著墨最多的“西廂四小開”之一陳書玉，不如說恰是他那座“南市的老宅”，歷經時代風雨依然葆有“肅穆之靜美”的“煮書亭”。“這幢木結構的宅院，追究起來，哪裡是個源頭！榫頭對榫眼，梁和櫞，鬥和拱，板壁和板壁，縫對縫，咬合了幾百年，還在繼續咬合。”
事實上，這幢靜看人間數百年的舊宅，也最容易成為人們情感投注的對象。小說中，當時代風潮席卷而來時，奢侈的老宅自然是成分可疑的陳書玉的心頭之患。為了擺脫老宅，他謹小慎微，費盡心機。他主動將它出讓給街道辦瓶蓋廠，而自己則固守一方天地，過著隱士般曠日持久的孤寂生活。於此，“煮書亭”既是他的藏身之所，也是他永遠的牢籠，當然也成了他的宿命。“曾以為，是那宅子，和宅子裡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際卻讓他懷疑起來，分明感覺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暗中起著作用，就像水底深處的潛流，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終究，陳書玉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複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直到當年的“洋場小開”已然嬗變為普通退休教師，而年少時一起流連歡場的夥伴，也順理成章地在相濡以沫的患難中成為終生摯友。
據王安憶所言，《考工記》的寫作契機來自她漫長歲月中參觀房屋、聆聽歷史的偶然所得。一座老宅激起的心靈震蕩被她巧妙化用，凝聚到她所熟悉的上海“遺民”之上，以此勾畫舊年風物與歷史人倫的時代脈動。誠如她在小說後記中所交代的，“我將小說題作‘考工記’，顧名思義，圍繞著修葺房屋展開的故事。又以《考工記》官書的身份，反諷小說稗史的性質。”在她那裡，重要的固然是那個陳書玉，“這個人，在上世紀最為動蕩的中國社會，磨礪和修煉自身，使之納入穿越時間的空間，也許算得上一部小小的營造史。”
但舊樓的命運所折射的寓言意義，卻是更為關切的巨集旨。小說中的舊樓，最初作為精美絕倫的清代大宅，自有它的無限風光，而造化弄人，歷史的命運更多將它視為一件幸存的舊物，一個被拋棄的時代殘痕。經過兩百年的自然風雨和人間變局，舊樓依然屹立不倒，然而令人唏噓的是，當歷史的轉機終於到來，滿以為歷史的廢墟將重新複興時，它卻在偶然的利益纏鬥中頹敗下去，這便更能見出歷史風流雲散的宿命意義了。
正所謂：“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考工記》雖以上海為背景，卻並非為它的時代風貌賦形，而是要在這“上海別傳”之外，以陳書玉和老宅的遭際，將市民與房屋的世俗故事推向嚴肅的歷史大境界，進而共同詮釋所謂歷史的風流雲散。
文| 徐剛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