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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強正倉院展”,這位中國人80多年前就看過了

正倉院所藏物品,有為中國隋唐兩代產物,經當時之遣隋使、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及渡日僧等;亦有自中土或自新羅、百濟東渡之工匠在日本製作者;亦有奈良時代吸取唐代文化、或別抒新意、或模仿唐製而成者。

東京國立博物館於5月16日宣布,將於10月14日至11月24日舉行“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正倉院寶物”和“法隆寺獻納寶物”代表作約110件將同時公開,呈現以正倉院珍寶為中心的飛鳥、奈良時代的文化遺產。

與“正倉院的世界”同期舉行的,還有奈良國立博物館“第71回 正倉院展”。據悉,如此等級與數量的正倉院寶物在同一時期公開展覽,之前幾乎沒有過,可以說金秋將拉開“史上最強的正倉院展”。

展覽主辦方表示,“皇室所守護的無可替代的日本之美,今後也將繼續傳承下去,請觀眾欣賞這悠久之美。”

以下是東京國立博物館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寶物介紹”。

1952年,圖中那件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曾在某個特殊場合演奏過。

正倉院寶物

正倉院

正倉院的寶物源於天平勝寶八年(756年),光明皇后將聖武天皇(701-756)留下的珍寶奉納給東大寺,至今已約有1260年的歷史,一直被守護至今,被視為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

所藏物品,有為中國隋唐兩代產物,經當時之遣隋使、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及渡日僧等;亦有自中土或自新羅、百濟東渡之工匠在日本製作者;亦有奈良時代吸取唐代文化、或別抒新意、或模仿唐製而成者。

明治以後,整個正倉院連同其中的寶物劃歸皇室專有,脫離東大寺,直接由協助皇室的機關“宮內廳”管理。最早,普通人是難以得見正倉院內寶物的。據記載,自正倉院落成至明治期間的1000多年間,隻進行過12次清點曝晾。

三倉往昔封閉,年不一啟,雖由東大寺保管,然事實上仍為國有物品,洎明治十四年(1881)正倉院寶物改歸農商務省博物局管理,後又歸帝室博物館總長主管至今,啟閉則由宮內省司之,自是始與東大寺完全無關。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每歲曝晾之際,始許有資格者入內觀覽,相沿至今為例焉。

——《正倉院考古記·正倉院之由來》

歐美的專家東遊日本,都以一觀正倉院為榮幸。參觀資格有很多限制,本國人非高等官員和研究專家,不得入內觀覽;外國人需要由外交長官介紹,通過審查,才可以入內參觀一次。每年都還是有遠涉重洋來拜觀的人。直至1946年起,才有了一年一次秋曝期間的短暫展出。

1946年正倉院首次展覽

1946年首次展出正倉院寶物,人流如織的展覽空間

1946年參觀入場券

每年10-11月間,最乾燥涼爽的兩周內,正倉院都會曝晾藏品,並挑選60件左右,由奈良國立博物館主持“正倉院展”,今年將是第71回。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

吾嘗謂苟能置身正倉院一觀所藏各物,之不啻身在盛唐之世!故其在考古學、美術史、文學、民俗學各方面所予吾人之觀感與豐富的研究資料,其價值豈可以數量計之哉?尤非余區區此文所能盡述者也。

——《正倉院考古記·正倉院之價值》

傅芸子,1902年生,原名寶堃,字韞之,別號餐英、竹醉生,戲曲理論家傅惜華之兄。博識舊京名物掌故,曾主編《國聞周報》、《國劇畫報》等,與梅蘭芳、余叔岩等成立“北平國劇學會”。 1933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次年得至奈良數次參觀正倉院,親自就實物一一檢點,一一加注,寫成《正倉院考古記》一卷,按照國內文獻解說多數寶物之由來及性質。

《正倉院考古記》為第一部中國學人研究正倉院的專著,在考察中國唐代歷史文化、工藝美術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我們不妨跟隨傅芸子先生,先來看看這次即將展出的幾件寶物。

國家珍寶账 部分東京·前期展示

奈良時代·天平勝寶8年(756) 正倉院寶物

轉而登北倉之上部,先觀“北棚”,內陳多關正倉院寶物各種文獻記錄,如“天平勝寶八歲六月二十一日獻物帳”二卷,標題為“東大寺獻物帳”。一卷內題“奉為太上天皇舍國家珍寶等入東大寺願文”,此為院藏寶物最古之文獻記錄,亦名“國家珍寶帳”。願文系光明皇后禦製,宛然六朝,讀之令人肅然起敬。

又一卷內題“奉盧舍那佛種種藥”——一名“種種藥帳”——即前記各種藥品之獻納記錄。又“天平勝寶八歲七月二十六日獻物帳”,題亦為“東大寺獻物帳”,次文所記之“繡線鞋”、“漆胡瓶”,即載此帳。“天平寶字二年六月一日獻物帳”,亦稱“大小王真跡帳”,蓋此帳原載有二王(羲之父子)真跡書卷故名,惜今不存,不禁嚮往系之。

“天平寶字二年十月一日獻物帳”,一稱“藤原公真跡屏風帳”,此屏風今亦不存。以上《獻物帳》五卷,均天平時代(724—781)最重要之記錄,每歲易展一卷陳列。入平安時代(782—897)則有“延歷六年六月廿六日曝晾使解”、“延歷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曝晾使解”、“弘仁二年九月廿五日勘物使解”、“齊衡三年六月廿五日雜財物實錄”,以上四卷則為平安時代(782—897)有司從事曝晾或點查之記錄。合前四卷《獻物帳》觀之,可考三倉品物移動之一般。此外尚有天平、延歷、弘仁各時代寶物之記錄與文書數點,茲不具載。

——《三倉之概觀·北倉上》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東京·前期展示

唐代·8世紀 正倉院寶物

五弦琵琶即系五弦,形如琵琶而五柱五弦故名。紫檀木質,背之全面,有螺鈿之鳥蝶花卉雲形及寶相華文,花心葉心間,塗以紅碧粉彩,以金線描之,其上覆以琥珀、玳瑁之屬,於其淺深不同之透明中,顯現彩文之美,極為瑰麗工巧。按五弦胡樂,不知造者何人,起源於印度,經中央亞細亞,由龜茲國人之媒介,傳入中國。隋唐九部樂中,均用此器。

唐貞元(785—804)中,有趙璧者,最擅斯技。《元白長慶集》中,均有《五弦彈》之詠,觀元氏之詩,尤足想見趙璧五弦之傾倒一世。此種樂器至宋即已失傳,徽宗置大晟樂府修樂時,當時即號為知樂之柳永、周邦彥輩,亦皆不知唐有五弦之器。今惟日本存此一具,洵為天壤間之瑰寶!固不徒以製作技巧精美為可貴也。

又日本近衛公邸世傳並有古鈔本《五弦譜》一卷,尤為研究五弦之惟一要籍。第此古譜距今已逾千載以上,其樂複久失傳,故解讀尤難。關於此譜所記已佚曲名,羽塚啟明氏,曾有一文考之。

最近林謙三氏努力探討之結果,此譜亦完全解讀可能,複將《王昭君》、《秦王破陣樂》等七曲,譯為五線譜,可謂驚人創獲,裨益樂學,洵非淺鮮。琵琶本有捍撥(在琴琶面上,當弦,所以捍護其撥者。今琵琶無之)而五弦亦如之,此具捍撥,滿覆玳瑁,上有螺鈿騎駝人物,胡裝,一手執撥,一手按琵琶,西域趣味,甚形濃厚。以外表面全身,亦有螺鈿圖案花紋,點綴其間,技巧與背部同。

——《三倉之概觀·北倉下》

平螺鈿背八角鏡 東京·後期展示

唐代·8世紀 正倉院寶物

“南棚”所陳,盡為鏡鑒及貯藏之函,共十八點。鏡之形多圓或八棱,其質則為青銅或白銅。鏡背除普通鑄造者外,有螺鈿者,有金銀平脫者。其文樣則有鳥獸、花草鳥獸、花鳥蝴蝶、飛仙雲鳥、山水鳥獸各種。其平脫、螺鈿者,花紋尤精美都麗,不能縷述。

據《正倉院棚別目錄》載,原存二十面,今存其十八,尚有八面殘毀補修者。即如第六五號之“平螺鈿背圓鏡”,第六七號之“漆背金銀平脫圓鏡”等皆是。蓋此棚所陳之金銀平脫及螺鈿背諸鏡,多經修補,猶有一二殘闕之品也。

又南倉尚有鏡三十八點,製法文樣,尤勝於此棚所陳諸鏡,下文容另述之。此棚並有四巨鏡,不可不記之:(一)“鳥獸背八角鏡”,據《獻物帳》稱重日本十三斤十五兩,徑一尺四寸五分半。(二)“漫背八角鏡”,重十四斤十五兩,徑一尺四寸七分。(三)“鳥獸花背圓鏡”,重四十三斤八兩,徑一尺五寸五分。(四)“鳥獸花背八角鏡”,則重四十八斤八兩,徑二尺一寸七分,洵為鏡鑒中之巨擘。所陳諸鏡,中日製品均有,余曾詢諸梅原末治博士,姑舉一例,如第七八號之“花鳥背八角鏡”、第八三號之“槃龍背八角鏡”,系自唐傳來之品。

第八七號之“雲鳥飛仙背圓鏡”及前述最大之“鳥獸花背八角鏡”則為奈良時代自造者。原田淑人博士嘗雲:“奈良鏡鑒,多從唐來,亦頗自造。其時工巧,無多讓於唐。”今觀和製諸鏡信然。

——《三倉之概觀·北倉上》

漆胡瓶 東京·後期展示

唐或奈良時代·8世紀 正倉院寶物

“漆胡瓶”,口有蓋,雞形,即中國所謂之天雞尊形。此系以竹為胎,塗漆於上,飾以銀平脫鹿雁花草諸文樣。瓶形本出自波斯薩珊朝,傳入中國,又美而化之。製以竹胎髹漆,飾以平脫,即其明證。又唐三彩中,亦有此種雞形之瓶,即如東京廣島晃甫氏所藏之“三彩雞頭壺”,均可證唐人之慕波斯風也。

——《三倉之概觀·北倉上》

金銀平文琴奈良展示

琴之表面有金銀平文之人物鳥獸草木花紋,背面龍池兩側作銀文雙龍,上下點綴花采,鳳池文樣相同,但易龍為鳳耳。龍口下有銘,即用後漢李尤琴銘,所謂“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卻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者是也。腹內並題:“清琴作兮日月,幽人間兮。乙亥之年季春造。”又琴之兩端兩側,亦有金文鸞鳳麒麟,間以銀文雲鳥花蝶,金銀交輝,甚形璀燦。

《正倉院禦物棚別目錄》稱:“據《獻物帳》所載之銀平文琴,弘仁五年(814)十月十九日出陳,後弘仁八年(817)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弘仁八年當我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此琴所題之乙亥乾支,最早恐即玄宗之開元二十三年(735),最晚亦當為德宗之貞元十一年(795)也。

自琴形觀之,與法隆寺所藏之開元十二年(724)造琴相同;又琴之斷紋為冰紋斷,雖不及梅花斷之古遠,然奈良氣候溫潤適宜,明人張大命《琴經》所謂:“愈久則愈斷”之論,恐不能以之衡此琴。琴之表面,裝飾人物,饒有道教色彩,上端嵌以方界內作三道士跣足盤坐樹下,周飾珍禽異卉,中坐者彈阮鹹,左撫琴,右飲酒,其上雲山飄渺,有二道童跨鳳執幡,分列左右;界外山間,亦有二控鶴童子,構圖頗具洞天福地之想。

按玄宗時代,道教甚盛,玄宗深信之,幾等於國教尊崇。又好音樂,當時蜀人雷霄造琴精品,有收歸大內者;此琴製作之精,允非凡品,惜未能明其來源也。又其裝飾圖樣並富西域趣味,即界外樹下,別有二胡裝者,一飲酒一鼓琴,琴之兩側左右各有三人,亦均胡裝。當時長安、洛陽兩地,胡化頗盛,不意其風竟影響及於琴飾,琴本非胡樂,而帶西域趣味,苟非唐人,恐無此大膽。

關於此琴裝飾文樣,近年荷蘭高羅佩博士(R. H. vonGulik)於其《三古琴考》(On Three Antique Lutes )一文中,亦曾論及。惟謂:“此琴構圖頗似後世所繪之蘭亭修禊圖,上端方界乃佛教之極樂世界形式:中坐者為如來像或即大乘神殿(Mahayanic Pantheon)中之像設”雲。又謂:“觀其琴銘書法為北魏體,其乙亥乾支乃西元435年(北魏太延元年)或即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認為唐以前大約六朝末期之作品”雲雲。其觀察雖與余異趣,但此琴裝飾構圖之含有外族趣味,所見則一。

至於“平文”、“平脫”兩者之技巧,頗難識別,日本學者之詮釋,亦言人人殊。余則取廣瀨都巽氏之說:“凡所嵌之金銀片文漆後成為平面者為平脫,花紋浮出者為平文。”平文之目,雖數見於日本古記錄,尚未見之吾國載記,然漢時確已有以金銀隱起為龍鳳人物之寶琴,見於《西京雜記》,其技巧當早於平脫。高羅佩氏亦具此論,與余不謀而合。又按唐官服帶飾,六品以下有金飾隱起之製,惟是否髹漆是一問題也。

——《三倉之概觀·北倉下》

“竊思院藏品物豐富,在學術上所涉問題亦廣,而諸物由來之為唐為和,淺學如余,亦不敢妄為詮定,茲姑就其為唐製有可資印證故籍者,略為推測說明,亦不過捫燭扣盤而已。此編旨在紹介院藏諸物特色,故記述詳於考證,冀為後之覽者作一導引,有志研究者備一參考,或不無微補焉。”

——傅芸子 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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