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扎堆大學校園，為何“留學逆差”還越來越大？

田方萌，專欄作家，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自2017年開始，清華大學錄取本科留學生，不再採用筆試，轉而採用申請審核製。也就是說，外籍學生若想報考清華大學，只須“報”，不用“考”了。此舉引發了輿論熱議，很多網友都抱怨“十年寒窗不如一紙國籍”。

中國高校招收本國學生和留學生的雙重標準由來已久，近年來由於後者大幅擴招，兩者差距進一步被拉大。清華大學的招生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後隱藏著校園裡一隻“看不見的大象”。

“老外”扎堆的大學校園

每年十二月，北京師范大學都要舉辦一場載歌載舞的晚會——“北京留學生之夜”。我曾有幸觀賞了各國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場晚會彰顯了“高端大氣國際範兒”，有篇後續報導稱：“來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中外學生演員聯袂為現場觀眾奉獻了一場國際藝術盛宴。”我在台下欣賞著表演，心裡卻隱隱有一絲不安。

節目單上印著一位日本學生的名字，她已經連續幾周沒有出現在我的課堂上了。上學期結束後，她果然未能通過考核，我只好給了個不及格的分數。

如果喜歡走訪中國的大學校園，你便會發現這些年膚色各異的學生越來越多了。雖然留學生佔全體大學生的比例還很小，但他們的增長速度遠高於中國新生擴招的幅度。

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大學錄取的留學新生從2005年的6.1萬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萬人，增幅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錄取的國內大學生則從504萬人上升到698萬，增幅為38%。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年度數據，如果將各類留學生加總，他們的存量已從2011年的29萬人上升到2016年的44萬人，接收留學生的大專院校則從660所增長到829所。中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

很多留學生來中國只是參加漢語培訓，更值得關注的是拿文憑的學歷生，即讀本科、碩士或博士的留學生。他們的增速尤為驚人，在2005年之後的十年間從每年錄取1.5萬人上升到3.8萬人，增幅為158%。

一般來說，中國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學生的規模和比例也越大。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生中的留學生比例從3.8%迅速發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學生在清華大學就讀一學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為學歷生，留學生規模和比例均居全國高校首位。2016年，北師大計劃招收245名本科留學生，同年北師大招收國內大學生2590人，留學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國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學，2014年國際學歷生的招生規模僅為75人。

我曾在北師大為三類學生授課：大學生、專業碩士和留學生。每類學生中都存在好學生和差學生，可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有些留學生甚至連一篇通順的文章都寫不出來，還有的連中文試題都讀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學生項目的負責人聊起此事，並建議他控制一下生源質量。他有些無奈地答道：“我能招夠學生就不錯啦。”那麽，中國為什麽要招這麽多留學生？

“規模優先”的教育方針

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為中國高校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準的高等學校，若乾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

為了落實這份《綱要》，教育部隨後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學中國計劃》，表示到2020年要將來華留學人員提升至50萬人。中國教育政策的決策者意識到，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標誌。留學生招生規模擴大，尤其是學歷生人數增長，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表現。

在這種規模優先的指導思想下，教育部於2003年確立了“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範管理”的留學生工作指導方針，《留學中國計劃》又將其修改為“擴大規模，優化結構，規範管理，保證質量”。政策目標的敘述次序往往意味著它們的重要程度，“擴大規模”總是重於“保證質量”的，而且該計劃強調的“質量”，主要指“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即教學質量，而非學生質量。

留學生的數量達到什麽比例就夠了呢？中國人民大學留學生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指出：“縱觀國際上知名大學正式注冊的國際學歷生比例，一般佔到在校生總數的10%到20%。”言下之意，這應當是中國高校見賢思齊的目標。

根據《留學中國計劃》製訂的工作進度，學歷留學生數量的年增長率應保持在4.66%，來華留學示範基地每年應增加10所，英語授課品牌課程每三年應增加50個。在這種大躍進式的教育政策指導下，中國許多省份和高校都奮力擴大留學生的招生規模，開發了更多的留學項目。比如，雲南省教育廳在2010年表示，“雲南將加大留學生的招生及培養力度，爭取到2014年來滇留學生人數到3萬人，2020年達10萬人”。也就是說，雲南省內的外國留學生規模將在六年內將增長兩倍多。

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麽留學生比例對中國高校這麽重要，沒有他們就不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了嗎？問題在於，是否“一流”並不取決於中國大學，也不取決於教育部的官員，而是由某些國際媒體發布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決定的。目前，世界上影響力較大的大學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谘詢公司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製作，還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學的高等教育研究院發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於科研成果指標，而且由本土大學評估，因此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力不如前兩者。那麽，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據什麽標準排名呢？

大學排名與國際學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數一樣，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於各國高等學府的多項數據，比如教學、科研、成果轉化、聲譽評價等。將這些指標標準化，再賦予一定權重，分析人員就可以計算出每所大學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計算公式都包含一項指標，即國際學生相對於本國學生的比例。前者賦予它5%的權重，後者則賦予2.5%。因此在這兩個榜單上，一所大學留學生的比例越高，評分也就越高，而與生源質量無關。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單上，牛津大學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學排名第十。就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之比而言，前者為35%，後者為24%。芝大招收的留學生素質也許高於牛津大學，但由於比例較低，就會失掉一些分數。

為什麽這兩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對規模，而不是絕對質量？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是生源質量難於比較——清點人頭總是易於測試水準。二是這兩大排行榜都有英國背景，而英國大學的留學生比例較高。給予這一指標更多權重，可以提升英國大學的排名。與純粹基於科研指標的交大排行榜相較，這一點就顯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單上，有三所英國大學進入前十，分別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當年的交大榜單上，只有劍橋大學進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們是否應該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兩家的榜單？中國教育界的領導們很可能不會這麽想，因為國內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

例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別處於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單上則處於29位和35位，在QS榜單上則處於39位和24位。這不僅是因為這兩家的排名參考了很多主觀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評價)，它們的客觀指標也更具操作空間。針對排行榜的各項指數，有些高校的領導班子積極應對，采取多項措施提升本校排名。進一步擴大留學生在全校學生中的比例，無疑有助於做到這一點。

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

除了有助於提升大學排名，來華留學生也常常被視為“國際人才”。在2014年12月召開的全國留學工作會議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發言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但引進的來華留學生卻還不多。廣納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國留學生，可以很好地平衡當前的留學逆差，讓我國成為世界上真正的留學大國，同時參與到全球人才競爭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學經濟等‘留學紅利’。”王輝耀先生為改善中國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學生問題上並不具有一線的教學經驗。

由王輝耀主編的2013年度《中國留學發展報告》指出，中國面臨嚴重的“留學赤字”，我國出國留學生與在華留學生人數之間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萬擴大到2012年的80.9萬。“留學逆差”和“留學赤字”顯然借用了國際貿易的概念，它們為中國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持。留學教育屬於一種服務貿易，中國留學生對外支付的學費顯然高於外國留學生支付給我國的學費。

問題在於，一個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是否應當保持流出人數與流入人數平衡，就像做國際貿易一樣？一個非洲學生就讀於廣州某大學，這對中國的意義是否相當於一名北京學生就讀於美國某大學？

如果隻考慮學生數量而不計生源質量，我們很容易計算“留學逆差”。然而，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中國吸引的留學生，其平均質量不僅遜於美國吸引的留學生，而且明顯不如中國本土的大學生，在各個層次的中國高校都是如此。

無須借助實證數據，我們就可以從選拔機制上推斷出這一點。大部分中國家庭無力承擔子女留學國外的高昂學費，因此高中畢業生大都會參加高考，爭取進入國內較好的大學。除了北京上海等較富裕的地區，北大清華基本可以保證吸收到國內最好的生源。其他學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實力，吸收到與其地位相稱的生源，幾流大學就招收幾流學生。

然而，留學生的招生狀況並非如此。中國的一流大學招收留學生，不得不參與國際競爭。除了對中國文化抱有特殊興趣的青年，國外學生首先會考慮申請歐美大學，和中國學子的留學趨向一致。因此，中國的一流大學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國家二三流的學生，而中國二三流大學能招到的留學生素質就更等而下之。

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高考競爭激烈，北大清華的本土生源質量不見得遜於哈佛耶魯，而留學生的水準卻不如美國一流大學。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學內，中國學生與留學生具有顯著的成績差距，也解釋了為什麽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間。

高校管理人員的觀察為我們也提供了佐證。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曾編輯過一本留學工作論文集，其中收錄了各高校留學工作人員的經驗總結。中國人民大學的留辦人員張偉發現：“留學生的素質與中國同學有較大差距是客觀現實，但是不能因為生源素質相對差就放寬培養要求，而是要在平時多指導，努力幫助他們，以縮小與中國同學的差距。”

北京大學的留學工作人員謝新則稱：“雖然留學生學位生的教學計劃、課程設置、考試成績與中國學生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於語言、文化和知識背景等方面的差異，留學生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是必須面對的現實。”由於國內外生源質量存在較大差距，中國高校是不可能通過多招留學生平衡所謂的“留學逆差”的。

擴招政策弊大於利

中國的留學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標，除了提升大學的國際排名，還有著外交戰略方面的考慮。比如，為了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針對沿線國家的招生力度。這些國家來的留學生有助於促進交流，推動發展，傳播中國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然而，中國高校的學生同外國留學生接觸後，容易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他們學習不如我們”，對非洲和亞洲學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實，不是這些地區的學生不如中國學生，而是錄取政策的雙重標準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告訴我，北大每年招收約二百名韓國大學生，在整個山東省才招一百多人，山東的人口是韓國的兩倍多。北大放棄了中國本土的優質生源，卻招來二三流的韓國學生提升“國際化”，實屬得不償失之舉。由於韓國學生學風不佳，北大學生積怨已久，他們之間還為此爆發過衝突。在很多大學，韓國學生在留學生中佔有很大比例，所謂“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韓國化”。例如，北師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學生，在全球設了兩個考點，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就在首爾。

中國重點大學的本科留學生約佔一成，這意味著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優秀學子只能進入差一些的大學就讀。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標準，這些中國學生本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難怪他們會產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紙國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學生抱怨說：“我很憤怒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居然不能給自己的國民，自己的優秀人才一個基本的國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機會成本，留學教育的直接成本也很可觀。中國高校的聲望和師資都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漢語也不是國際通行的英語。如果想招到還算合格的留學生，就得靠提供獎學金了。

根據教育部公報，2016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有4.9萬人，佔來華學生總數的11.1%，根據學位高低，每人每年約在六至十萬元之間。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獎學金，總規模估計有幾十億。就其性質而言，政府獎學金相當於給予其他國家的一筆巨額援助。這筆“留學援助”若能節省一部分，用於資助或獎勵中國的優秀學子，也會有助於緩解中國當前的教育不平等問題。

此外，由於留學生平均素質較差，高校教師不得不多花時間教導他們，這其實是將教育成本轉嫁到了教師身上。某名牌大學的留辦人員提出，對留學生應當“同等對待，適當照顧，嚴格要求，加強指導”。“適當照顧”其實就是降低考核標準，“加強指導”則意味著增加工作量。每當為水準很差的留學生批改論文，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麽要招他們？”

“假洋鬼子”與申請入學

行文至此，讀者可能以為我反對留學生教育。作為留學生的老師，我很喜歡那些外國青年——他們都很可愛。我只是反對使用雙重標準招收中外學生，尤其當他們都就讀於中文授課的學位項目。長期以來，中國大學針對學歷留學生采取了單獨招生的政策。例如，申請本科的外籍學生不需要參加高考，只須參加專門為其組織的入學考試。考試內容接近高考，難度一般低於高考。高校降低錄取標準後，就可以保證留學生的規模，可清華大學今年為什麽還要從筆試改為申請呢？

新招生方式引發爭議後，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回應說：“申請審核製是比較通行的本科國際學生選拔方式。改用此製，是為更全面考核報考學生的高中學業水準、中文能力、綜合素質”等。在最近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國際司司長許濤也表示：“我們相信清華大學是采取了國際的做法，可以選拔到優秀留學生，而不是降低門檻。”表面上，“與國際接軌”的說法很可信，也符合教育部的《留學中國計劃》的方針：“改革來華留學人員招生錄取辦法，采取國際通行的審核、考查、考試等相結合的靈活招生方式。”

然而，一位負責留學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我們都知道，清華這樣做，其實是為了招收真正的國際學生。”在以往的筆試錄取制度下，一些有條件的父母，會為子女弄個其他國家的公民身份。他們以留學生的資格參加考試，這樣考取名牌大學比北京戶口的優勢還大。有鑒於此，教育部曾發文規定：“自2010年起，來華留學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的外國護照或國籍證明文件4年以上，且最近4年之內有在國外實際居住2年以上的記錄。”即便如此，有些國人還是會鑽政策的空子，清華的招生改革就是希望將這些“假洋鬼子”排除出去。

清華大學改用申請方式後，期待優秀生源能夠擴大，從而“加大申請者的競爭難度”。然而申請比考試的主觀成份更多，人為操作空間更大，不見得能保證招收到比以前更優秀的留學生。一位北大的留學工作人員承認：“（考試）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公正和質量，但也因為缺乏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層次的學位生生源。”也就是說，申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公正和質量。決定競爭難度的根本因素不在於錄取方式，而在於錄取人數。假如清華大學將留學生規模減少一半，生源質量就會明顯提升。

中國高校目前實行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這種做法不僅減少了中國考生的入學機會，長期來看也不利於國內大學提高國際聲譽。儘管大學排行榜隻重比例，不看質量，可留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能力還是會通過其他方式反饋到國際社會上。就像某些大學曾經開辦賣文憑的培訓項目，最終還是會讓這些項目聲譽掃地的。此外，擴招對留學生也有不利影響。由於降低標準錄取，很多留學生幾乎一入校門就進入差生行列，整個學習階段都面臨巨大壓力，有些人就自暴自棄了。如果他們進入與自己水準相當的學校，本有可能繼續投入喜愛的專業。

在我曾就職的北師大，2016年某留學生項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學生。起初，我有些不滿上課人數減少，可很快就發現作業質量提高了。幾位同事都反映，這屆留學生的平均水準高於往屆。規模質量不可得兼，雙重標準誤人誤己。中國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應該錄取什麽樣的留學生？逐步縮小雙重標準，看重成績而非數量，中國高校才會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