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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的成績為何差那麽多?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最近,一則《首師大游泳池隻許留學生使用》的新聞引起熱議,再加上曾經出現的“一位留學生配三位學伴”、“25位志願者照料一名住院留學生”等新聞,有關中國大學“內外有別”的爭論此起彼伏。外國留學生比中國學生住著更豪華的宿舍,領著優厚的獎學金,最重要的是他們還能享受更低的錄取和考核標準。而這些差異待遇在中國人到國外讀書時則一個都沒有。為什麽中國大學這麽熱衷於搞雙標來吸引外國留學生?本文指出,對待留學生的雙重標準是因為高校希望通過增加國際學生規模來拔高在世界大學排名上的位置,從而“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但這一急功近利的做法在長遠來看可能難以真正使學校變得“一流”,反而,低素質的留學生畢業後走入社會,還會損害學校的聲譽。文章原載“南都觀察家”,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老外”扎堆的大學校園

每年十二月,北京師范大學都要舉辦一場載歌載舞的晚會——“北京留學生之夜”。我曾有幸觀賞了各國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場晚會彰顯了“高端大氣國際範兒”,有篇後續報導稱:“來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中外學生演員聯袂為現場觀眾奉獻了一場國際藝術盛宴。”我在台下欣賞著表演,心裡卻隱隱有一絲不安。節目單上印著一位日本學生的名字,她已經連續幾周沒有出現在我的課堂上了。上學期結束後,她果然未能通過考核,我只好給了個不及格的分數。

如果喜歡走訪中國的大學校園,你便會發現這些年膚色各異的學生越來越多了。雖然留學生佔全體大學生的比例還很小,但他們的增長速度遠高於中國新生擴招的幅度。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大學錄取的留學新生從2005年的6.1萬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萬人,增幅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錄取的國內大學生則從504萬人上升到698萬,增幅為38%。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年度數據,如果將各類留學生加總,他們的存量已從2011年的29萬人上升到2016年的44萬人,接收留學生的大專院校則從660所增長到829所。中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

很多留學生來中國只是參加漢語培訓,更值得關注的是拿文憑的學歷生,即讀本科、碩士或博士的留學生。他們的增速尤為驚人,在2005年之後的十年間從每年錄取1.5萬人上升到3.8萬人,增幅為158%。

一般來說,中國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學生的規模和比例也越大。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生中的留學生比例從3.8%迅速發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學生在清華大學就讀一學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為學歷生,留學生規模和比例均居全國高校首位。2016年,北師大計劃招收245名本科留學生,同年北師大招收國內大學生2590人,留學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國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學,2014年國際學歷生的招生規模僅為75人。

我曾在北師大為三類學生授課:大學生、專業碩士和留學生。每類學生中都存在好學生和差學生,可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有些留學生甚至連一篇通順的文章都寫不出來,還有的連中文試題都讀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學生項目的負責人聊起此事,並建議他控制一下生源質量。他有些無奈地答道:“我能招夠學生就不錯啦。”那麽,中國為什麽要招這麽多留學生?

“規模優先”的教育方針

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為中國高校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準的高等學校,若乾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為了落實這份《綱要》,教育部隨後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學中國計劃》,表示到2020年要將來華留學人員提升至50萬人。中國教育政策的決策者意識到,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標誌。留學生招生規模擴大,尤其是學歷生人數增長,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表現。

在這種規模優先的指導思想下,教育部於2003年確立了“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範管理”的留學生工作指導方針,《留學中國計劃》又將其修改為“擴大規模,優化結構,規範管理,保證質量”。政策目標的敘述次序往往意味著它們的重要程度,“擴大規模”總是重於“保證質量”的,而且該計劃強調的“質量”,主要指“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即教學質量,而非學生質量。

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麽留學生比例對中國高校這麽重要,沒有他們就不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了嗎?問題在於,是否“一流”並不取決於中國大學,也不取決於教育部的官員,而是由某些國際媒體發布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決定的。目前,世界上影響力較大的大學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谘詢公司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製作,還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學的高等教育研究院發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於科研成果指標,而且由本土大學評估,因此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力不如前兩者。那麽,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據什麽標準排名呢?

大學排名與國際學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數一樣,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於各國高等學府的多項數據,比如教學、科研、成果轉化、聲譽評價等。將這些指標標準化,再賦予一定權重,分析人員就可以計算出每所大學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計算公式都包含一項指標,即國際學生相對於本國學生的比例。前者賦予它5%的權重,後者則賦予2.5%。因此在這兩個榜單上,一所大學留學生的比例越高,評分也就越高,而與生源質量無關。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單上,牛津大學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學排名第十。就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之比而言,前者為35%,後者為24%。芝大招收的留學生素質也許高於牛津大學,但由於比例較低,就會失掉一些分數。

為什麽這兩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對規模,而不是絕對質量?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是生源質量難於比較——清點人頭總是易於測試水準。二是這兩大排行榜都有英國背景,而英國大學的留學生比例較高。給予這一指標更多權重,可以提升英國大學的排名。與純粹基於科研指標的交大排行榜相較,這一點就顯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單上,有三所英國大學進入前十,分別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當年的交大榜單上,只有劍橋大學進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們是否應該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兩家的榜單?中國教育界的領導們很可能不會這麽想,因為國內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準”。例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別處於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單上則處於29位和35位,在QS榜單上則處於39位和24位。這不僅是因為這兩家的排名參考了很多主觀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評價),它們的客觀指標也更具操作空間。針對排行榜的各項指數,有些高校的領導班子積極應對,采取多項措施提升本校排名。進一步擴大留學生在全校學生中的比例,無疑有助於做到這一點。

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

除了有助於提升大學排名,來華留學生也常常被視為“國際人才”。在2014年12月召開的全國留學工作會議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發言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但引進的來華留學生卻還不多。廣納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國留學生,可以很好地平衡當前的留學逆差,讓我國成為世界上真正的留學大國,同時參與到全球人才競爭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學經濟等‘留學紅利’。”王輝耀先生為改善中國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學生問題上並不具有一線的教學經驗。由王輝耀主編的2013年度《中國留學發展報告》指出,中國面臨嚴重的“留學赤字”,我國出國留學生與在華留學生人數之間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萬擴大到2012年的80.9萬。“留學逆差”和“留學赤字”顯然借用了國際貿易的概念,它們為中國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持。留學教育屬於一種服務貿易,中國留學生對外支付的學費顯然高於外國留學生支付給我國的學費。

問題在於,一個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是否應當保持流出人數與流入人數平衡,就像做國際貿易一樣?一個非洲學生就讀於廣州某大學,這對中國的意義是否相當於一名北京學生就讀於美國某大學?

如果隻考慮學生數量而不計生源質量,我們很容易計算“留學逆差”。然而,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中國吸引的留學生,其平均質量不僅遜於美國吸引的留學生,而且明顯不如中國本土的大學生,在各個層次的中國高校都是如此。無須借助實證數據,我們就可以從選拔機制上推斷出這一點。大部分中國家庭無力承擔子女留學國外的高昂學費,因此高中畢業生大都會參加高考,爭取進入國內較好的大學。除了北京上海等較富裕的地區,北大清華基本可以保證吸收到國內最好的生源。其他學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實力,吸收到與其地位相稱的生源,幾流大學就招收幾流學生。

然而,留學生的招生狀況並非如此。中國的一流大學招收留學生,不得不參與國際競爭。除了對中國文化抱有特殊興趣的青年,國外學生首先會考慮申請歐美大學,和中國學子的留學趨向一致。因此,中國的一流大學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國家二三流的學生,而中國二三流大學能招到的留學生素質就更等而下之。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高考競爭激烈,北大清華的本土生源質量不見得遜於哈佛耶魯,而留學生的水準卻不如美國一流大學。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學內,中國學生與留學生具有顯著的成績差距,也解釋了為什麽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間。

擴招政策弊大於利

中國的留學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標,除了提升大學的國際排名,還有著外交戰略方面的考慮。比如,為了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針對沿線國家的招生力度。這些國家來的留學生有助於促進交流,推動發展,傳播中國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然而,中國高校的學生同外國留學生接觸後,容易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他們學習不如我們”,對非洲和亞洲學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實,不是這些地區的學生不如中國學生,而是錄取政策的雙重標準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告訴我,北大每年招收約二百名韓國大學生,在整個山東省才招一百多人,山東的人口是韓國的兩倍多。北大放棄了中國本土的優質生源,卻招來二三流的韓國學生提升“國際化”,實屬得不償失之舉。由於韓國學生學風不佳,北大學生積怨已久,他們之間還為此爆發過衝突。在很多大學,韓國學生在留學生中佔有很大比例,所謂“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韓國化”。例如,北師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學生,在全球設了兩個考點,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就在首爾。

中國重點大學的本科留學生約佔一成,這意味著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優秀學子只能進入差一些的大學就讀。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標準,這些中國學生本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難怪他們會產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紙國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學生抱怨說:“我很憤怒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居然不能給自己的國民,自己的優秀人才一個基本的國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機會成本,留學教育的直接成本也非常高昂。中國高校的聲望和師資都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漢語也不是國際通行的英語。如果想招到還算合格的留學生,就得靠提供獎學金了。根據教育部公報,2016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有4.9萬人,佔來華學生總數的11.1%,根據學位高低,每人每年約在六至十萬元之間。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獎學金,總規模估計有幾十億。就其性質而言,政府獎學金相當於給予其他國家的一筆巨額援助。這筆“留學援助”若能節省一部分,用於資助或獎勵中國的優秀學子,也會有助於緩解中國當前的教育不平等問題。

中國政府獎學金資助內容和標準。 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此外,由於留學生平均素質較差,高校教師不得不多花時間教導他們,這其實是將教育成本轉嫁到了教師身上。某名牌大學的留辦人員提出,對留學生應當“同等對待,適當照顧,嚴格要求,加強指導”。“適當照顧”其實就是降低考核標準,“加強指導”則意味著增加工作量。每當為水準很差的留學生批改論文,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麽要招他們?”

中國高校目前實行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這種做法不僅減少了中國考生的入學機會,長期來看也不利於國內大學提高國際聲譽。儘管大學排行榜隻重比例,不看質量,可留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能力還是會通過其他方式反饋到國際社會上。就像某些大學曾經開辦賣文憑的培訓項目,最終還是會讓這些項目聲譽掃地的。此外,擴招對留學生也有不利影響。由於降低標準錄取,很多留學生幾乎一入校門就進入差生行列,整個學習階段都面臨巨大壓力,有些人就自暴自棄了。如果他們進入與自己水準相當的學校,本有可能繼續投入喜愛的專業。

在我曾就職的北師大,2016年某留學生項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學生。起初,我有些不滿上課人數減少,可很快就發現作業質量提高了。幾位同事都反映,這屆留學生的平均水準高於往屆。規模質量不可得兼,雙重標準誤人誤己。中國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應該錄取什麽樣的留學生?逐步縮小雙重標準,看重成績而非數量,中國高校才會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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