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班上大多數同學不同的是，讀初一的明明（化名）現在只能通過網校補習功課。她沒有時間去機構上課外班，因為她要跳舞。
學校的舞蹈團每周排練四次，她經常要到晚上九點多才能回家，回了家還要做作業，根本騰不出多餘的時間。
去年五月，明明順利地考上了藝術特長生，也趕上了這一政策的末班車。
偶然、必然
明明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家裡並沒有人搞藝術。
幼兒園的時候也曾展露過一些舞蹈天賦，但是就像大多數女孩子都愛唱歌跳舞那樣，家裡人並沒有太當回事。
小學一年級，明明被學校的形體老師選上，作為舞蹈隊的備份力量。一同入選的還有班上的四五個同學，甚至包括男同學。
明明的爸爸回憶說，也許是她天生忍耐力比較強，所以一路堅持了下來。“也有怕疼喊累的時候，可是抹抹眼淚又回去接著練了。”
到了三四年級，班上還在舞蹈團繼續跳舞的就剩下明明一個人。有時候舞蹈團有公開演出，大半個班的孩子都跑去看她跳舞，在人堆裡找自己熟悉又陌生的那個身影。
漸漸地，明明成了班上的明星，也冥冥中注定要走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
五年級放暑假之前，班上已經有不少同學陸續離開了，有的被點招、有的去了國際校。畢業在即，家長們都開始為各自的孩子謀劃出路，八仙過海的時候到了。
明明的集訓之路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16天一個單元，每天3小時大課，3個單元48天的魔鬼訓練。
到了六年級，根本就沒有時間在學校上課了。校外每周五次大課、兩次小課，學校的舞蹈團還有四次排練。
六年級教室的空座位越來越多，有提前錄取的，有請假在家刷題的，還有像明明這樣在舞蹈教室揮汗如雨的。
曾經嘰嘰喳喳在台下看熱鬧的同班同學並不知道，為了台上一兩個小時的演出，為了走通特長生這條路，明明要比他們多付出多少。
人力、財力
高強度訓練一直持續到去年五月中旬的特長生考試。
那天區裡的三所名校同時開考，先去哪所學校相當於第一志願，也意味著要跟其他學校說再見。
明明的父母斟酌再三帶著她去了離家最近、排名最高的中學——學校品牌和舞蹈團質量是他們必須綜合考慮的因素。
情況比想象的要好一點，原本以為有一兩百人的考試結果只有幾十人。
獨舞、技巧展示、測身高體重，從進場到出場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等他們趕到另一所學校，已經是下午一點多了。考完了老師說，跳得挺好。但實際上，他們在上午已經鎖定了名額規定內的5個學生。
當天晚上，明明收到了第一所學校的錄取通知。
粗粗一算，考特長生這一年的花費就在20多萬。每次兩三個小時的舞蹈課，通常要花費一千多元。
隨團出國演出也要花錢，在明明爸爸的印象裡，出國費用沒有低於三萬的。
最讓家長心疼的是孩子的傷痛。
明明的腰上、腿上都有傷，筋膜炎、半月板損傷，這些幾乎和跳舞的孩子如影隨形，還只能慢慢養。可是舞團要排練，班上要上體育課，慢慢養也只是一句空話。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特長生同樣如此。
專業、學業
“我們也是被裹挾的。”
即便憑一技之長順利考入名校，明明爸爸依然這樣說。
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走這條路，只是後來看到有這個可能、孩子具備這個條件才逐漸加碼。
小升初的這一年是緊張壓抑的，從9月份到5月份整個家庭都很焦灼，整個班級也是如此。
在特長生考試之前，明明的父母已經向一些學校投了簡歷，有一所不錯的學校看重了孩子的特長和綜合素質，也成了他們保底的選擇。
此外，家裡又給孩子想辦法拿到了另一所民辦學校的錄取資格。
“沒有後顧之憂了，我們才敢讓孩子去衝。”明明爸爸說。
苦盡甘來，明明這一屆的錄取情況非常理想。舞蹈團裡的11個孩子有7個進了同一所學校，其他的也都被另外一些名校錄取。
從錄取的喜悅到緊張的訓練只有短暫的中場休息。初中還沒開學，舞蹈團的集訓已經開始了，7月中旬到8月上旬，整整一個月。
選擇了特長生，等於選擇了雙線作戰，專業和學業不可偏廢。
初一上學期的期中和期末明明都考得不錯，是班上的前幾名，但是要保住這樣一個位置並不容易。
平常佔用大量的時間不說，有時為了參加重要演出，考前還在不停排練，家長們一個個心急如焚。
從學校角度來說，既然在錄取的時候為特長生開了綠色通道，那入學了就要為學校作貢獻、出成績，需要服從學校的安排，沒有特殊情況不能退團。
家長也不會輕易放棄，畢竟，這樣的特長中考、高考都還用得上。
政策、對策
和明明同班的小墨也是通過特長考進了中學名校，他是學校樂團的小號手，頗有天賦。現在，他的父母也經常為樂團排練佔去太多時間而發愁。
回看這兩個孩子所在的班級，全班40多人，最終成為藝術特長生的就他們倆，這與北京市設定的小升初4%的特長生比例大抵相當。
從2017年的5%降到4%，再到2019年的徹底取消，特長生這一歷史悠久、爭議不斷的升學政策終於走到了終點。
早在2018年3月，北京就率先宣布在2019年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特長生，比教育部制定的規劃還早了一年。
今年2月28日，北京市教委正式下發通知，兌現承諾。《中國教育報》將這一舉措解讀為“搶佔改革先機”“彰顯教育公平”。
2020年全面取消特長生的消息曾引來一片叫好。在騰訊網的調查中，99.17%的用戶讚成取消特長生。
《人民日報》援引上海一位校長的話說，“特長生選拔和奧數競賽都不是壞事，壞在低齡化、大眾化、功利化的取向。”
《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文章則認為，“只要有特長生招生存在，哪怕隻佔1%的比例，就可能存在特長招生異化的問題。”
但是對於這一政策的可執行性，也有人持觀望態度。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質疑，“特長生招生真能取消嗎？會不會轉到地下，或者以培養創新、拔尖兒人才為名‘復活’？取消特長生招生之後，學生的興趣特長怎麽得到關注？”
就在北京市發文取消小升初特長生的同時，各大名校的高水準藝術團招生工作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在清華大學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該校2019年擬認定高水準藝術團團員候選人46人，錄取優惠政策是降60分的大禮包。
對於“一分一操場”的高考來說，60分的誘惑無疑是巨大的。不過很多專業只有一兩個名額，最多的也不超過4人，競爭之大可想而知。
一位從事高水準藝術團招生工作的老師表示，學校對文化課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每年都會有招不滿的情況出現。
高校招生中的“藝術特長生”轉變為“高水準藝術團”始於2016年，所以也有一些老師和家長據此認為，中學的藝術特長生同樣難以真正取消。
一位媽媽說，只要學校的樂團、舞團不取消，特長生就一定會以另外一種形式來招收。
公平、功利
取消特長生制度是為了促進教育公平，很多人對此非常認可。
明明的爸爸所說：“舞蹈對於孩子和我們家庭的影響都很大，孩子的毅力、審美都有很大的提升，我們家平常也會去看《大河之舞》《天鵝湖》之類的演出。”
但是，一旦和升學掛鉤，這件事就便得功利起來。“就像比賽一樣，太注重得失，對孩子也會有不好的影響。”
一位從教30多年的校長目睹了特長生制度的興衰。
從1983年的“三個面向”到1985年的“四有新人”，直至1993年首次提出“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特長生培養模式也應運而生。
1986年，北京市中學生金帆藝術團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擁有60多個分團、涉及全市60多所中小學的大型學生藝術團體。
“金帆”成了很多學校的金字招牌，也是家長們口中的高頻詞和升學目標。
“1997年，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統一考試，改為對口升入一所中學，使得很多學校更有精力，培養學生的各種素質。”這位校長回憶說。
1998年，她所在的小學成立了金帆交響樂團，“它是由著名音樂家、指揮家倡導成立的，大家親自教小學生，從小培養學生的藝術特質，從美育的角度促進學生全面的發展。”
隨著特長生成為升入重點中學的一個特殊渠道，在優質教育資源“僧多粥少”的大背景下，這一制度逐漸淪為部分人利益交換的工具，嚴重破壞了教育公平。
同時，也有部分家長為了升學不顧實際，讓孩子參加各種特長訓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學生負擔。
“應該說特長生作為傳統應試教育的一種補充，對培養學生在體育、科技、藝術等方面的特長是有積極作用的。許多國家都存在著特長生制度，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美國的體育特長生制度。在美國，擁有眾多的體育特長生，橄欖球、棒球、籃球等聯賽中的大部分職業球員，都是從各所大學的體育特長生中挑選出來的。”
在這位校長看來，取消特長生一舉三得。既可以促進教育公平，也可以減輕學生的負擔，不用過早地套上特長訓練的夾板，同時還能幫扶薄弱學校的快速提升。
從鼓勵到取消，她把這一切看作“時代變化引發出來的教育變革”。
但是，“一刀切”的背後如何發掘真正有特長的學生又成為另外一個問題。對大多數人的公平，可能對少數人來說又是新的不公。
“追求絕對均衡是無意義的，普及義務教育沒有拔尖人才更堪憂”，這位校長說。
在知乎上，關於取消特長生獲讚最多的一則評論說：“讓姚明去打籃球，讓潘長江去演小品，這是尋求公平。把籃筐降到一米五不是公平。”
正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張男星教授所言，“雖然作為政策含義的‘特長生’消失了，但是作為教育含義的‘特長生’復活了。”
關上一扇門的同時，另外一扇窗會從哪裡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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