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考績之法為何中看不中用？

古代對官員的考察有過許多制度，然而，不管哪一種制度都難以取得實效。三國時景初年間曾經發生一起圍繞考績法而進行的爭論，即可見一斑。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選拔舉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只能看不能吃。”盧毓回對道：“古代通過上奏陳事考察大臣的言談，憑實際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績法已經廢弛，只是憑借譽毀的輿論決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

魏明帝聽後，命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魏明帝將一部績效考核法交給百官審議，沒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對。

司隸校尉(秘密監察官)崔林反對說：“《周官》中績效考試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弛，這就說明績效考核法能否實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動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麽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豈在績效考核？”

黃門侍郎杜恕也堅決反對說：“經歷六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於世，歷經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認為這是由於績效考核的原則可以作為粗略的依據，詳細的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如果法制是萬能的，那麽唐堯、虞舜不必需要後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處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卻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無法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鑒於反對聲浪太大，這一次績效考核的討論久議不決，最終無法施行。

司馬光針對這一件事，在《資治通鑒》中罕見地用很長篇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核心意思是，再好的制度都離不開人。人心不公不明，制度也可被扭曲。為什麽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出自內心；所謂績效，只是外在表現。內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績效，不亦難乎？做領導的，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志，那麽，想要了解誰擅長經學，只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辟通達；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只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想要了解誰是理財人才，只要看他的倉庫是否盈實，百姓是否富裕；想要了解治軍的將領，只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可以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斷在於自己；雖然績效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心。

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意思很明顯，官員的考績本質上在於官員的任免，其本在用人，考績只是末枝，用人得當，則考績可行；用人不當，則考績無力。換言之，考核官員的目的是什麽？目的當然是考核其能力與業績，勝任與否，避免用人失誤，而不是看其瑣碎的表現。要在考核中得到真實情況，不在文書條目，而在於官員實質性的業績與能力，而官員的能力與業績不是一時可以顯現出來的，同樣性質的工作，可能由於環境、條件不同，評價標準就應當有所不同，不能僵化地拿一個制度去套。

古代官員考績之法看上去很美，實則發揮不了實效，其根源就在於司馬光的論斷：“考求於跡，則文具實亡。”

（作者為長沙稅務幹部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緒義

監製：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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