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鞋二級市場上，每個買家都是賣家

2004年11月，初中生袁宏立在放學回家路上被一列帳篷堵住。正是由秋轉冬的季節，傍晚的上海街頭寒意漸濃。

帳篷後還有更多人，或站著，或坐在自己搬來的小凳子上，或是乾脆蹲到地上。本就不寬的長樂路，半邊幾乎被這百餘米的長隊堵死。

袁宏立不禁好奇，上前詢問隊尾的男人。他告訴袁宏立，再過3天，街上一家滑板店將發售一款板鞋，“限量的”。而前面那些支帳篷的，至少4天前就開始排隊了。

什麽鞋，能讓這麽多人為之守候整整7天？當時的他想不到，在後來的15年裡，他時常會做同這批人一樣的事情——排隊搶鞋，在線下，也在線上。

不過，行事目的卻已改變。最初，初中生袁宏立只是想穿一雙與眾不同的鞋，在同學面前炫耀；後來，大學生袁宏立最愛收藏限量鞋，甚至捨不得穿上出門；現在，年過而立的袁宏立會挑能在二級市場上炒出高價的鞋，“搶到就是賺到”。

緣何而變？炒賣潮鞋近10年的胡迪認為，二級市場的膨脹，與新興交易平台脫不開關係。

“潮鞋上的金融屬性似乎已經壓過它的文化背景與實用價值。”胡迪說，“我一度覺得它像股票，但再想一想，這些鞋子是不是更像17世紀的鬱金香？鬱金香狂熱持續了30年，不知潮鞋二級市場的狂熱又能持續多久？”

從前隻買喜歡的鞋

袁宏立將採訪時間約在周六的10時05分。

為什麽不是整點？他回答，10時整，耐吉會發售兩雙限量款球鞋。他不想讓這次採訪影響搶鞋。記者提前10分種抵達見面處，袁宏立笑著說：“好吧，那你正好看看我搶鞋，說不定能一轉我最近的霉運。”

10時差2分時，袁宏立打開耐吉的限量款球鞋登記抽簽應用“SNKRS”，點開球鞋頁面，不停地下拉刷新。“現在開始，你不要打擾我。”他再三叮囑記者，“一句話都不要和我說。”

10時過十幾秒時，球鞋被“放”出，袁宏立迅速登記完尺碼、個人信息。點擊付款後，他放下手機，閉上眼睛，雙手合十。保持這個姿勢近1分鐘，他才重新拿起手機，旋即又無奈放下——“又沒搶到。”

袁宏立懊惱地望向窗外。近兩個月，他從未成功搶到一雙限量款潮鞋，“也不是什麽特別大的事兒，就是兩個月沒外快賺了”。

據他判斷，這雙“Air Jordan 1”（即“喬丹一代”，屬於以NBA球星喬丹命名的球鞋系列）沒多少升值空間，不必為了轉賣而搶。但用他的話來說，難得碰到一雙“真心喜歡”的鞋。

幾年前的袁宏立並非如此。那時的他隻買自己認為好看的鞋；搶不到時，他會去一些圈內有名的網店逛逛。但因擔心買到假鞋，袁宏立不會從這些網店買鞋，“隻做網絡版的‘window shopping’（指隻逛不買）”。

2013年，耐吉發售一款經典潮鞋複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在球鞋論壇上刷到這條消息時，袁宏立激動不已——這雙鞋正是2004年長樂路那家滑板店所賣鞋款的複刻版。

“可以說，這雙鞋把我帶進了這個圈子。”袁宏立說，“那以前，我從沒注意過，原來鞋子能那麽好看，那麽引人注目。”他同時覺得，自己腳上那雙不知款式的跑鞋“太土了”。原先隻穿父母選購的跑鞋的袁宏立，主動提出買鞋申請。父母允諾，那個學期的期末考試，即初三學生的一模考，如果他能考出好成績，就任他隨便挑選一雙鞋。

袁宏立本就成績不錯，有了獎勵刺激，更是拿到了歷史新高的年級排名。寒假裡，他在父母陪同下第一次走進長樂路那家滑板店，卻被告知，那款鞋早被當場搶光。無奈，他買了一雙外型類似、配色不同的鞋。開學後，他穿新鞋去學校，於意料之中，收到了好友們的誇讚。

工作後，自己掙錢的袁宏立開始在網上搜索那雙心心念念近10年的鞋，卻因顧慮假貨問題而作罷。直到複刻版於2013年發售，他才幸運地從官方渠道搶到一雙。

袁宏立搶購的兩雙潮鞋恰好同時到貨，乾脆一同穿上腳，試試大小是否合適。 受訪者供圖

炒鞋與炒股“挺像的”

但袁宏立最終沒能留下那雙鞋。

2018年，袁宏立在股市遭遇滑鐵盧，不捨得“割肉”的他無力支付房貸。同樣喜歡潮鞋的朋友提醒他，可以去二手潮鞋交易平台賣幾雙閑置的鞋。

在此之前，他從不在非官方渠道買鞋，買來的鞋也隻用作收藏，或乾脆上腳，並未動過轉賣的腦筋，也不了解何種鞋款有炒賣價值。下載應用後，袁宏立才發現，自己這些年來購買的二十餘雙鞋，能賣出高價的並不多；而那雙複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恰巧是其中最值錢的一雙。

“買回來的時候花了千把元。”袁宏立說，“上APP一看，最便宜的賣家也賣5千元。我那雙42碼，聽朋友說，至少能標價6500元。”

他本還擔心買家與他扯皮，懷疑他賣假鞋，甚至用假鞋調包他的真鞋。未曾想，平台要求他將球鞋先行寄到平台處，鑒定為真貨後再向買家發貨。他與買家並無直接接觸——從頭到尾，他只需在應用上標價，再將球鞋寄出，就收到了扣去手續費的6千餘元貨款。

在“毒”APP、“NICE”APP等平台出現之前，球鞋二級市場的散戶之間，交易量並不大。大多數散戶，只是在網絡論壇零星交易。

“這些二手交易平台的出現，大大方便了普通玩家買賣潮鞋。”胡迪如是說。

胡迪與袁宏立不同，也與絕大多數潮鞋玩家不同。他不打籃球，不看籃球賽，梳著偏分頭，穿一件灰色POLO衫，配西裝長褲與皮鞋。他的家中也沒有哪怕一雙潮鞋，他告訴記者，“全賣了”。

“我對這些花裡胡哨的玩意沒興趣，純粹是為了賺錢才會研究鞋子，炒賣鞋子。”胡迪很坦誠，他覺得自己只是兼職“黃牛”，“2010年前後，身邊有朋友靠轉賣球鞋，幾天輕鬆賺了好幾萬元。我當時很驚訝，也很羨慕。這醜鞋子還能賣那麽貴？我也要賺這個錢。”

什麽鞋有升值潛力？什麽鞋買來會砸手裡？什麽鞋好搶，怎麽搶，怎麽賣，憑什麽讓買家相信這是真鞋，該找誰鑒定？這些問題充斥在胡迪的腦中。同事們經過胡迪的工位時，他的顯示屏上永遠是貼吧、虎撲等潮鞋相關論壇的頁面。為此，領導找過胡迪談話，讓他“上班時專心工作”。

說到這兒，胡迪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他說，自己的第一單生意很順利，搶到鞋後很快就在論壇上找到買家，賺了小一千元。但在之後近一年，他再也沒有開張過，因此特別焦慮。被領導警告後，他才有所收斂，“畢竟不能靠這個吃飯，太不穩定了，還是保住工作要緊！”

“炒賣潮鞋和炒股挺像的——認準一雙鞋會漲，‘開盤’的時候買入，到了高點拋出。只不過，你不一定有機會買入，拋出也很麻煩。”正因此，胡迪進貨時慎之又慎，因為每一單所耗的時間、精力已經夠多，若再虧錢，他無法接受。

每個買家都是賣家

潮鞋C2C（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電子商務）交易不便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17年。自那一年起，以“毒”為首的幾大新興二手潮鞋交易平台興起。

資本嗅著潮鞋市場成長的氣味而來。今年4月，“毒”完成A+輪融資，投後估值達十億美元；5月，“鬥牛DoNew”完成近千萬美元A輪融資；6月，“NICE”正式宣布完成了數千萬元美元的D輪融資。

與融資同時起飛的是它們的成交總額。就在最近，運動品牌李寧也宣布入駐“毒”，直接在該平台發售最新商品。

“我來給你解釋一下這些平台‘火’的原因。”胡迪告訴記者，這些平台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提供鑒定服務，同時大大簡化了交易流程，“只要是有升值空間的鞋，搶到就是穩賺不賠。這就是我所說的——每個買家都是賣家。”

袁宏立也向記者表述了類似結論。他說，自己第一次賣出複刻版“Dunk SB Low Shanghai”後，一度有些驚訝——賣鞋賺錢居然如此輕鬆。

“對我來說，付出的時間、精力成本基本為零。”袁宏立覺得，他已搶鞋多年，熟悉流程；又懂潮鞋文化，知曉何類鞋款能賣高價；有了這些交易平台後，更是不愁轉賣渠道。既然如此，何不賺點外快？“只要定幾個鬧鐘，每次花兩三分鐘動動手指，運氣好就能賺個幾百、幾千元。”

這也許並非交易平台的本意。就在幾日前，“毒”發布了一系列措施，試圖通過大幅提高保證金等手段杜絕炒鞋行為。“毒”的工作人員說，希望潮鞋玩家遠離炒賣，理性消費。

“想法不錯。這些措施也確實能消除部分人‘捂貨’的行為，但治不了本。”胡迪很相信自己的判斷。

事實上，包括胡迪在內，會“捂貨”的賣家大都不在乎這點保證金。“比如說，我有雙鞋，被你拍下後漲了一千。我不賣給你，APP最多扣我幾十上百的保證金。我再以現價轉賣給別人，算下來還能多賺七八百，我還是會選擇‘捂’。”

“設置保證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有時會起到反效果。”袁宏立也讚同胡迪的看法，“對我們這些個人賣家來說，交了保證金反而給了我們違約‘捂貨’的底氣——大不了扣錢嘛。錢扣了，那我也沒有負罪感了。”

袁宏立收藏的部分潮鞋。 受訪者供圖

“非官方”的鑒定師們

阿迪達斯的“椰子”系列，成了潮鞋二級市場的常客。不僅有“捂貨”的賣家，更有售假者。

“NICE”的鑒定師小馬（化名）當初學習球鞋鑒定，正是因為“花了幾千買了雙‘椰子’，連穿一個禮拜。懂鞋的朋友沒忍住，告訴我這是雙假鞋”。這對當時還是大學生的小馬來說太難承受，“那是我攢了大半年的實習工資和生活費。從那以後，我就決定，要搞懂鑒定，絕不再買假鞋！”

小馬很幸運，那名提醒他買了假“椰子”鞋的朋友正是一名圈內小有名氣的鑒定師。

潮鞋二級市場發展至今，球鞋鑒定師這一工作仍未完成標準化、規範化。絕大多數鑒定師入行靠自學，必須花大量時間與精力去研究真、假鞋的工藝差別，大量閱讀前輩的鑒定帖，甚至還要購買真、假鞋練習鑒定。因此，鑒定師水準參差不齊，“大神”級的數量稀少，且知名度基本來自大眾口碑，目前沒有也不可能有官方認證。

幾大交易平台時常因鑒定環節的問題遭人詬病，不時曝出售假醜聞。“毒”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平台與鑒定師們“有多種合作方式”。

“其實幾大平台、論壇上那些鑒定師的重合度很高，畢竟‘大神’就這麽十幾個。”小馬是以兼職掛靠的形式與平台合作，“我個人認為，這幾個有名的平台不可能主動售假，這是飲鴆止渴。出現售假現象，只可能是鑒定師疏忽了。畢竟一天鑒定幾百、上千雙鞋，難免出錯。”

小馬告訴記者，大多數鑒定師都選擇匿名，“因為鑒定師等於斷了假鞋販子的財路。不匿名的話，即使沒有生命危險，至少會有騷擾、威脅。”

他曾接到假鞋販子的邀請，高價雇他為假鞋背書。小馬毫不猶豫就拒絕了，“我就是因為被假鞋坑過才入行，怎麽能再去坑別人？而且我一直處於匿名狀態，他們只能聯繫到我的網絡账號，無法影響我本人。”

但即使像小馬這樣對假鞋深惡痛絕的鑒定師，也會在鑒定上出錯。他曾在一雙“高危鞋”上失手，將假鞋鑒定為真，被買家投訴。“‘高危鞋’是指很難鑒別真假的鞋。那次‘翻車’後，我碰到‘高危鞋’都直接打上一個‘無法鑒定’的標誌退回。”

球鞋鑒定基本只能依賴鑒定師的經驗。有視頻顯示，國外知名球鞋鑒定交易平台“GOAT”的鑒定師甚至靠“聞味道”來鑒別真假。

“真鞋、假鞋又有什麽區別？”一名在記者朋友圈售賣假鞋的微商直言，“真鞋的品控越來越差，有些假鞋的質量還更好，價錢也更便宜。”

記者亦聯繫了耐吉、阿迪達斯等品牌。品牌方告訴記者，他們只能保證其官方渠道所出的貨為正品，不提供鑒定服務。耐吉曾推出二維碼防偽措施，試圖遏製猖獗的假鞋製售，卻在短時間內遭破解。

“國內的鑒定還算靠譜。畢竟，中國鑒定師‘鍛煉’機會多，比國外同行水準普遍高一些。”說到這裡，小馬的臉上只有苦笑。

“毒”的鑒定服務頁面。

故事與鞋子日漸背離

除了假鞋販子，潮鞋玩家們同樣厭惡無處不在的“黃牛”。從線上到線下，這群人每次出場，必卷走大批潮鞋。

胡迪對記者說，“散戶”不可能與“黃牛”抗衡。無論是技術、精力，還是財力，“散戶”都無法在前期投入太高成本。“比如，有一種發售方式叫‘突襲’，即品牌方不做預告，突然放出一批限量鞋供搶購。要麽全天候守著官網，要麽正巧碰上，但這都不太可能。而‘黃牛’就可以用技術手段24小時監控，第一時間搶購。”

“‘黃牛’們在線上通過技術手段搶鞋。大量的BOT（指機器程序）會在發售的瞬間搶完幾乎所有的貨。”袁宏立說，“線下發售時，他們也會雇人來排隊——大都是大爺、大媽們；他們自己也加入隊伍，並在發售結束後以稍高於發售價的價位截胡散客。”

袁宏立親眼見識過一次“黃牛”之間的現場“火並”。2017年6月，他在淮海中路上一家阿迪達斯商店抽簽購買“Yeezy 350 Boost V2 Zebra”（“椰子”鞋系列之一）。沒能抽中，準備離開的他看到兩夥人在樓下扭打成一團，詢問其他監視者後才得知：一夥“傳統‘黃牛’”不滿另一夥“黃牛”通過技術手段搶到大批新鞋，雙方爭執間打了起來。

“這鞋子原價2千元不到，轉手輕輕鬆松能賣到5千。”袁宏立笑了，“也難怪他們會眼紅，甚至打起來。”

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的張春偉律師告訴記者，從民法角度來說，潮鞋並非火車票這類特殊商品，買賣並不違法；但從行政法角度看，“黃牛”在轉賣球鞋時若沒有合法納稅，仍有違法可能性。

“散戶”對“黃牛”深惡痛絕，但不少“散戶”一旦搶到鞋，亦會高價轉手。這是一個由線性走向閉環的市場：品牌方站在最上遊，或改個配色，或複刻老款，或與其他品牌聯名，就能向下遊灑下無數“餌料”。只要炒賣還在繼續，閉環就會不停轉動，環裡的人們也會不停交換位置，而泡沫則越來越多。唯有交易平台，在流通環節安穩不動，抽取一筆又一筆傭金。

那“散戶”與“黃牛”又有什麽本質上的區別？面對記者拋出的問題，胡迪倒是很坦然。他說：“沒有區別。”過了會兒，他補充道：“泡沫不知何時會破，何不趁早多賺些錢？”

袁宏立則沉默良久，似乎下定決心般抬起頭，“我不打算再搶鞋、賣鞋了。新鞋發售得太多、太頻繁，好看的鞋、有故事的鞋卻越來越少……”

更確切地說，那些故事，與鞋子本身日漸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