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閏九月，隨著代王劉恆進京繼承皇位，成為漢文帝，西漢初年的政治波瀾終於趨於平緩，漢朝進入了被史家譽為“文景之治”的平穩發展時期，這也宣告了呂後時代的徹底終結。
人們常說“蓋棺定論”，那麽呂後對於西漢皇朝究竟意味著什麽呢？
蓋棺定論
當我們翻開史書中有關呂後的篇章，鮮血淋漓的慘禍給人的感官以強烈刺激：用“具五刑”把功臣韓信、彭越剁成肉醬，把戚夫人做成“人彘”，先後害死一位少帝、三位趙王……
這一切劣跡似乎都證明一點：呂後是一個心如蛇蠍、泯滅人性的毒婦，似乎她統治下的漢朝豺狼當道、暗無天日。
但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這些慘案就會發現，受害者要麽是功勳顯赫的大臣、要麽是割據一方的藩王、要麽是宮廷中備受寵幸的嬪妃，全部屬於統治集團的內部成員，他們的命運並不能決定這個時代的基調。那麽在呂後統治時代，平民百姓生存境遇又如何呢？
漢武帝時代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呂太后本紀》的末尾，這樣評價呂後：“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意思是：惠帝劉盈和呂後執政時，黎民百姓得以脫離戰國時代的苦難，君臣都想通過無為而治來使百姓休養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清閑無為，呂後以女主身份代行天子職權，施政不出房門，天下卻晏然平安，刑罰很少使用，罪犯人數也很少。百姓勤勞農事，衣食富足起來。
從司馬遷的評價來看，呂後的政績是相當不錯的，可以用治國有方來形容。這也正好證明，歷史人物的私德和其功過並無必然聯繫。
雖然呂後擅權引起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動蕩，但是這種動蕩並沒有波及底層百姓，高層政治鬥爭也不一定會影響治國方略。在當時，統治集團形成了清靜無為，讓百姓修養生息的共識，不論是呂後、軍功階層，還是劉氏宗室上台，基本國策都不會變。因為民生飽受戰火摧殘，再不修養生息，就會重蹈秦朝覆轍。
那麽，當時平民百姓的生存條件，真的像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平安富足嗎？其實也未必。
漢文帝時代的著名政論家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十分痛心地敘述道：西漢建國以來，不論是國家還是私人，糧食積蓄都很少，碰到荒年，百姓納不了稅，國家就只能出賣爵位來補充財政收入，而百姓就要賣兒賣女度日了……
可見，當時西漢的經濟情況也並不像司馬遷說的那樣好。那麽司馬遷為什麽要用溢美之詞評價呂後的政績呢？
首先，呂後時代的民生，比起苛政濫刑的秦朝和戰火紛飛的漢初，的確是要好太多。與更早的戰國亂世相比，呂後時代確實算得上天下晏然、衣食富足。
其次，漢武帝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改變了西漢初期清淨無為、崇尚節儉的國策，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司馬遷顯然是反對漢武帝這樣做的，因此他在書中對於西漢前期主張無為國策的君主——呂後、文帝、景帝總體上都持正面評價，尤其是對這一國策的開創者呂後不吝讚譽。
所以，呂後時代的西漢皇朝，雖然經濟狀況不容樂觀，但是由於認真執行了清淨無為的國策，施政得當，民生較之以前的時代，有了很大的改善，從而使西漢國力蒸蒸日上。
呂後的施政
那麽，呂後具體施行了哪些政策呢？她是否只是像曹參那樣，認真執行劉邦時代的各項規章制度，自己並無建樹呢？
事實上，呂後上台以後主要做了三件事：廢除秦朝以來的苛政濫刑，減輕百姓的負擔，適度放寬商業政策。
西漢建立以後，幾乎全盤承襲了秦朝的國家制度，雖然廢除了秦朝一些過分嚴苛的律法，但是還廢除得很不徹底。很多秦朝的律法仍然有效，由漢朝的司法機關繼續執行。
我們前文講過，呂後對韓信、彭越執行了殘酷的“夷三族、具五刑”刑罰。這種刑罰就是繼承自秦朝律法：不僅要連坐罪犯的父族、母族、妻族，而且罪犯本人還要把五種刑罰嘗一個遍，最終被剁成肉醬。
秦朝律法規定，謀反之罪要被執行“夷三族、具五刑”，而漢朝繼承了這一律法。既然韓信、彭越坐定了謀反之罪，就難以逃脫這種恐怖的刑罰。但這是當時法律規定的，呂後本人倒未必認同。在呂後臨朝稱製的第一年（前187年），她就廢除了這一刑罰。
同時被廢除的還有所謂的“妖言令”：禁止臣民議論皇帝的過失，也就是剝奪了臣民議論政治的權利。這一律令的廢除，無疑是歷史的進步。
事實上，審核秦朝律法的工作，早在惠帝四年（前191年）就開始了。在這一年，漢朝首先廢除了臭名昭著的“挾書律”。
秦朝規定，禁止民間收藏、攜帶除農業、占卜、醫藥之外的一切書籍。秦朝頒布了此項律法後，焚毀了民間大量典籍文獻。呂後和惠帝廢除了“挾書律”，鼓勵民間藏書、獻書，恢復先秦典籍，促進了文化的複興。
其次是減輕百姓的負擔，在古代，國家要求百姓負擔的主要有三項：賦稅、徭役、兵役。
首先是賦稅，當時繳納的是實物田租。劉邦建國初期規定，農民每年要把收成的1/15上繳國庫，這個稅率可以說是相當低的。但是後來由於軍費增長等原因，稅率上調至1/10。到呂後時代，重新將稅率設為1/15，減輕了農民負擔。
其次是徭役，就是百姓為國家的工程建設出力。呂後時代，為了防衛匈奴，修築了長安城的城牆，除此之外，再未有大規模的工程建設。
長安城的工程主要由兩批人完成，一批是距離長安600裡以內的男女民工，每年春季正月以14.6萬人為批次，每次工期30天，分5年完成；另一批是各地的囚徒、奴隸，人數在2萬人以上，他們是全年從事築城勞動的。其實，漢長安城面積並不大，城牆周長在25公里左右，但是卻安排了長達5年的工期。之所要這樣，一是為了不耽誤農時，二是為了節約民力。這與秦朝修建萬裡長城的工程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再次是兵役。從呂後時代開始，朝廷安排戍卒定期輪替服役，以一年為周期，結束了秦朝以來戌卒服役遙遙無期的狀況，從而減輕了軍人家庭的負擔。
呂後在力行節儉方面，也做得很好。不僅自身生活勤儉，而且嚴格審核政府用度，打擊鋪張浪費的行為，使西漢統治集團形成了崇尚節儉的風氣。
在經濟方面，劉邦時代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嚴格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不準商人穿絲綢衣服、坐車，禁止商人進入山澤謀生，並且徵收很重的商業稅。但是由於對商業打擊力度過大，嚴重挫傷了商人們的經商積極性。
到呂後時代，則適度放寬經商政策，允許商人進入山澤，減輕商人的賦稅重負，適當改善商人的社會地位。惠帝六年（前189年），長安城建成後，設立東、西市商業區，使長安成為漢朝的商業中心。
西漢初年，由於剛剛結束戰亂，市面上幣製十分混亂。儘管銅錢面值為“半兩”，但是八銖、五銖、四銖、三株……各種重量都有，加上私人鑄錢嚴重，嚴重影響商品交換。後來，劉邦頒布“盜鑄令”，嚴禁私人鑄錢，違者處死。
呂後上台後，繼續嚴禁盜鑄，並且規定銅錢重量為八銖，後來為了方便流通，又改鑄五銖錢，從而使西漢進入了第一個幣製穩定時期。呂後的這些政策，有利於恢復商業流通、穩定幣值、平衡物價。
總而言之，呂後的統治對於漢朝經濟的恢復、社會的安定取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麽，為什麽漢朝人對呂後的普遍評價不如唐朝人對武則天評價高呢？事實上，武則天對於李唐宗室的殺戮規模要大得多，但正因為如此，才使李唐宗室後來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是李旦這一支。這也就造成，之後所有的唐朝皇帝身上都流著武則天的血脈。由於為尊者諱的緣故，唐朝史官不敢過分貶抑這位皇室的高祖母。
而呂後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她的娘家人、子孫後代都被軍功階層屠殺殆盡。對於這位攪得統治集團雞飛狗跳的女政治家，勝利者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貶低。所幸的是，漢朝還有一位秉筆直書的太史公，對於呂後的歷史功過，司馬遷給予了較為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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