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漢法律體系下，也就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法律（實物為睡虎地秦墓、嶽麓書院藏秦簡中記載的“秦律”）一直沿用到西漢初年（實物為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再經漢武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等多代修訂，之後一直貫穿東漢，適用到三國時代的一系列法律中，“流”是一個非常不常見的刑罰。
因為秦漢法律的立法原則，本質上是“法家倫理化”的，所以，略等於“流”的刑罰是“罰戍”，也就是到指定的邊疆地區戍守若乾年，但是這裡刑罰的“苦”，主要出自“戍役”，而不一定要求如何地躥遠，也不以這種“戍地”的距離，作為這種刑罰的“輕重”標準。
而進入“魏律”系統，也就是三國時代曹魏重新更定的律令體系，其最大的特徵就是“法律儒家化”，也就是法律規範的社會倫理完全以儒家倫理為依歸。
《唐律疏議》注解“流刑三”條下解釋：
《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
這個《書》即《尚書·堯典》，“流宥五刑”在當時的解釋是，以“流放”作為“五刑”（墨，即黥面刺字、劓，即割鼻子、剕，即斬腳趾、宮，即閹割男性、大辟，即斬首）的寬刑替代，理由是，“不忍”殺傷犯人，所以寬恕他們讓他們滾得遠遠的。
“大罪”則遠遠流放，最狠的是扔到海外，次一等的是扔到九州之外，最輕的是扔到“中國”也就是文明社會之外，這是唐虞，也就是堯的舊法。
可見，“流刑”出現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對儒家經典的踐行。
這個刑罰，出自儒家經典，踐行於魏晉南北朝之際，卻在唐宋廣受詬病， 因為它作為隻比死刑低一等的重刑，在懲罰的沉重程度上，唐宋之際反而覺得太輕了。
為啥呢？
因為《唐律》中的流刑，等於是遠躥之後，在當地附籍，犯罪官員待夠年數之後還可以東山再起，除了遠離家鄉，其他真沒什麽苦的，甚至不如徒刑實際勞役服刑時間長。
所以宋人就說：
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那麽，魏晉南北朝定法的時候，為什麽不存在這個問題？
根本原因是社會形態的變遷。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生存是以宗族為依托的，上有世家大族，下有寒門豪強，完全的小家庭，在當時的社會生活是非常艱難的，所以，當一個人被剝奪了與家族共居的權力，遠流到毫無社會關係的流放地，其生活必然困苦不堪，實為苦事。
而到了唐宋，尤其是宋朝，地方開發已見成效，所謂的流放地也是漢人聚居區，且本人的生存早已脫離了家族的蔭庇，自始至終都是小家庭的形態，所以，哪怕是流放，入籍之後，照樣可以出頭。所以，不以為苦。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宋朝發明了“刺配”，一種結合了“杖”、“黥”、“流”的複合刑罰，也就是《水滸傳》中說的“殺威棒”+“刺面金印”+“流放三千里（邊關軍州）”。
這一套打法，到了元朝，基本棄之不用，因為他們有更狠的解決方案，就是南人流北，北人流南，流放入軍，也就是編入軍隊，終生不得脫離，這就成了徹頭徹尾的苦刑了。
到了明朝，《大明律》其實已經逐步淡化了流刑的存在，即實際操作中回避流放三千里，而改為輸役。而到了清朝，我們常聽電視劇說的“流放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又一次興起，而之所以如此，實際上是清王朝本身奴隸製殘余的一種司法表現。
所以，綜上所述，雖然我們說“古代”，看似是一體的，其實2000多年來用種種變化和反覆，不能一概而論，唯有詳細了解之後，才能窺得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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