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我為什麽支持產權改革 而不支持價格改革

　　厲以寧：中國改革開放是這樣起步的

　　來源：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中國的改革開放

　　是怎樣起步的？

　　我們知道，改革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改革開放之初，最薄弱的環節在哪裡？

　　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學術界反覆研究，最後認為是農村。因為農村跟城市不同，無論經濟怎麽困難，票據能夠給城市一些優惠，但農民是沒有糧票的，一旦糧食短缺就只有挨餓。所以，改革從哪兒開始？就從這兒突破。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功績在哪裡？就是在改革問題上聽從農民的意見，農民希望做什麽就尊重他們的意願。所以，農業承包製出現了，這是農村中最大的變化。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的積極性增加了，除了種田，還養豬、養雞、養鴨了，農貿市場一天比一天豐富了。糧票、肉票、棉花票，各種票證逐漸地消失，證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農村勞動力富余了，開始投入到鄉鎮企業。辦鄉鎮企業的資金最初是農民自己籌集的。沒有技術人員，就到城裡去聘用已經退休的工人。當時最時髦的方向是建築材料，經濟要發展，各地都想修房子。鄉鎮企業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建築材料，從磚瓦到各式設備乃至一些小五金。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農村人的生活也漸漸好轉。

　　就這樣，鄉鎮企業市場慢慢也起來了，農民有了自己投資的地方，經濟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計劃經濟之外，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產生了。光有承包製不夠，光有鄉鎮企業不夠，必須有鄉鎮企業市場，這就在計劃市場之外多了一個東西，中國改革走上了一條新路。

　　這些還不夠，還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設立了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裡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運行，香港在這裡投資，深圳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起來。

　　總之，中國經濟變了，三個大變化開始了。這就等於給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了三塊大石頭，整個波浪就起來了。中國經濟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這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情況。

　　真正的改革

　　要改城市、改國有企業

　　改革還沒完，為什麽還沒完？因為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國有企業。怎麽改？這是擺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一個大問題，改革的重心轉入城市、轉入工業，這樣中國才能變。

　　具體怎麽改？當時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世界銀行的意見，放開價格，參照西德的經驗。所謂放開價格，就是政府不要管價格，讓它在市場上升升降降，經濟自己有規律。通過放開價格，西德的經濟很快就恢復了。

　　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大學提出了另一種改革思路：中國學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產權改革的路線。於是圍繞學不學西德又開始了一場爭論。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開始了。在會上我的第一句話就說：“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產權改革的成功”。

　　這個消息傳開後，有長官同志問我，你為什麽提出不能放開價格？為什麽提出必須走產權改革的路線？我當時的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西德放開價格是對的，因為它是私有製社會，私有製社會裡不要控制它的價格，價格放開了，它根據市場的波動自己會找到規律，慢慢就改變了。但中國不行。中國是公有製社會，這決定了單純的放開價格是沒有用的，國有企業放開價格以後只會導致價格猛漲，卻不能改變企業的地位。

　　第二個理由是，西德搞價格改革有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放開價格後，物價上漲、糧食短缺，都可以通過進口來幫助它，使經濟穩定下來。但中國行嗎？哪一個國家能夠幫助中國放開價格？沒有。價格只能是越漲越高，所以這樣是不行的。

　　第三個理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隻放開價格，但整個體制沒有變，內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決定流通，放開價格是流通領域的改革，沒用。只有產權改革，才能讓企業成為真正的主體，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部門。

　　改革之路充滿波折

　　“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麽容易的”

　　大概到了1986年下半年，中央決定試試股份製，在一些企業做試點。但後來因為政治形勢發生變化，試點停止了，又回到放開價格的主張上。放開價格不能試點，消息一出來，物價猛漲。老太太在街上聽說要漲價了，就趕緊買一大包肥皂扛回去，怕漲價。什麽東西都搶購，整個經濟就亂了。結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從前，暫不放開價格。當初還有一個計劃，價格調整要分開種類調，但價格調整的消息一出來就不是這樣了，是賣的就搶。所以，回想過去的經驗，中國走放開價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才走到正常的路上來。所以，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麽容易的，要經過反覆的試驗，這就是我們經過的歷史。

　　後來，股份製終於被肯定了，但又碰到了一個問題，有些老幹部擔憂國有企業改製後變成私有企業。這種情況下，包括我在內的經濟學界，提出了兩個辦法：第一，增量先行；第二，存量暫緩。

　　什麽叫增量先行？比如這個國有企業有100億的財產，增量先行就是先拿20億出來上市、出賣。存量暫緩，就是還有80億暫不動，不影響大局。這樣一來，這個事情終於可以實行了。但是實行以後又有問題，問題在哪裡？董事會雖然建立了，但是沒人來參加，增量不是大頭，只能做分散的小股東，這樣掌握不了董事會的決策權，所以增量先行也就變成了一句空話，行不通了，還得動存量，這才是中國股份製改革真正的開始。

　　當初增量先行的時候承諾了存量暫不動，可現在要動存量，就違背了當時的承諾，這就是違約，那怎麽辦？原來買了增量的人，可以再拿錢出來。這樣一來，中國的股份製就進入了“二次革命”階段，就是給原來購買股份製增量的人一定好處，然後就解放了那些原來不讓上市的股東。

　　上市怎麽補償呢？按照市場規則來做，效果好的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點的10配2，這樣一來這個難題總算解決了。但這已經到了《證券法》公布以後才做成，所以說，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麽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艱難走過來的。 

　　（來源：北京日報 2018.07.16 14版）

　　▲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名譽院長。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於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製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雙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另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責任編輯：王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