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厲以寧：中國改革開放是怎樣起步的

　　經濟學家厲以寧：中國改革開放是怎樣起步的

　　2018年5月，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厲以寧出版了新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該書輯錄了厲以寧從中國改革開放至今40年的40篇代表性論文，內容主要涉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探索與創新，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的農業、工業改革，以及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見解。

　　這些文章都是厲以寧對中國經濟各個發展時期的概括，是他對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不間斷思考與研究。6月26日上午，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報告廳，厲以寧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這樣起步的》為題，進行了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這樣起步的》。

　　第一，中國的改革從哪兒開始的？

　　這是從1978年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開始的。華國鋒提出一個觀點：“兩個凡是”。這樣一個思想一出，就不好改革了，什麽改革都遇到問題了。1978年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進行了半年多，大家的觀點開始趨於一致，認為這個觀點是對的。

　　改革要從最薄弱的環節做起，經過學術界反覆的研究，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看，中國最薄弱環節是農村，因為農村跟城市是不一樣的。無論經濟怎麽困難，票據能夠給城市一些優惠，但農民沒有糧票的，他如果饑餓就只有挨餓。農民自發地搞過一些承包製，但當初搞是在1960年代，是在困難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大功績就是在改革問題上聽了農民的意見，比如安徽農村農民18戶人家簽了承包合約，我們搞承包，寫上這條“如果誰將來被抓了，其他各家有義務把他們的孩子撫養成人”。這是全世界沒有的事情，但是在中國就這麽幹了。

　　情況逐漸在改變了，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積極性增加了，農民不僅把自己的田種好，而且養豬、雞、鴨了，農貿市場一天比一天豐富了。中國之所以能夠很快地把票證取消，就是證明改革是有效的。本來是農村勞動力不夠，現在勞動力起來了，多了勞動力，農貿市場就開起來了。這是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是，農村勞動力多了，要怎麽用呢？——辦鄉鎮企業。辦鄉鎮企業當初沒有資金，是農民自己籌劃的；沒有技術人員，到城裡去聘用那些退了休的工人到我們這裡來。當時最時髦的建設方向是建築材料，各地都在想辦法把經濟搞好，其中有一條：房子先得修，房子破破爛爛的不行。鄉鎮企業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建築材料，從磚瓦一直到裡面的設備，到一些小五金，都是我們鄉鎮企業提供的。鄉鎮企業起來了，農村人就好了。到1980年代初，一個很時髦的事情，大家去擠火車、擠公共汽車、擠長途汽車、擠輪船，看到有些人拎了大包小包，還穿著西裝，領帶也打的歪歪扭扭的，什麽人？是農民推銷員，他是把自己的產品裝在口袋裡到處宣傳。

　　鄉鎮企業首先辦的是家庭需要的建築材料。這樣中國就有了農民辦企業並跟地方國有企業競爭的一種情況。鄉鎮企業出來以後，計劃市場不是唯一的市場了，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產生了，中國經濟開始變化了。光有承包製不夠，光有鄉鎮企業不夠，必須有鄉鎮企業市場，這就在計劃市場之外多了一個東西，中國改革走上了一條新路。

　　但還不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最早受到了經濟特區的影響。什麽是經濟特區呢？在這裡完全按照市場規則在運行，香港在這裡投資，香港的速度也比較快，可是沒有想到深圳的速度特別快，整個地方都在建樓。

　　這三大變化就等於給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三塊大石頭，中國經濟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情況。

　　但是改革還沒完，為什麽還沒完？前面所講的都是農村的改革、鄉鎮企業的改革、經濟特區的改革。那真正的改革要動城市、動國有企業，怎麽動？這個是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一個大問題。改革的重心轉入城市、轉入工業，這樣中國才能變啊。中共十二大開了，就提出重心要轉移了，因為農村的改革已經走上了正規的路線了，工業怎麽辦？兩種改革思路產生了——一種改革思路是：有的經濟學家聽從了世界銀行的意見，放開價格。政府不要管價格，讓它在市場上升升降降，經濟自己有規律。國內有的經濟學家也主張這麽乾。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大學提出了另一種改革思路。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在北京大學校園裡開始了。4月26日，我在會上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產權改革的成功”。這話傳到中央那裡，中央問我，你為什麽提出不能放價格？為什麽提出必須走產權改革的路線？我當時就說，西歐以德國為標準放開了價格，它放開價格是對的，因為它是私有製社會，私有製社會不要管理它的價格，價格放開了，它根據市場的波動自己會找到規律，慢慢就改變了。西德行，中國不行。中國是公有製社會，你放價格有什麽用，國有企業把價格放開以後就猛漲，沒有用處。不能改變企業的地位。那怎麽辦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應該考慮到怎麽樣把經濟結構先調整，把產權先調整，讓每個企業都是自負盈虧的，改革慢慢才行。

　　第二個不行的地方，西德搞價格改革是有美國幫助的，美國有馬歇爾計劃。中國行嗎？哪一個國家能夠來幫助中國放開價格？只會價格越漲越高，所以這樣是不行的。

　　第三個原因，為什麽不能放開價格？就是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光放開價格，但是你整個體制沒有變，內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決定流通，放開價格是流通領域的改革，沒用。只有產權改革讓企業成為真正的主體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部門。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一個決定說試試看股份製行不行，搞一些企業做試點。當時是以哪裡做試點呢？是四川，整個西南以四川為界，國有企業多，國有企業多必須股份製從這兒開始，大體上定了在四川搞。幾個企業我都去了，我陪著中央的人。但是回來以後，形勢發生變化了，暫停。接著又回到了放價格論，可是放價格論不能試點，價格放開的消息一出來，整個的物價上漲。大家如果還記得，怎麽上漲的？老太太在街上聽說要漲價了，肥皂一大包扛回去了，怕漲價，什麽東西都搶購，整個經濟就亂了。結果到了1988年，不行了，又回到了從前，暫不放開價格。當初還有一個計劃，價格調整要分開種類調，價格調整的消息一出來就不是這樣了，是賣的就搶。所以物價的上漲使得中國走放價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1990年、1991年，鄧小平再次講話，中國的改革才走回到這個路上來。所以，我們講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麽容易的，要經過試驗，甚至挨批、撤職。最後從鄧小平再度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情況在變。

厲以寧

　　鄧小平二次南巡講話以後，股份製被推到前面去了。這時碰到了一個問題，有些人特別是年紀比較大的老幹部說大企業一改我們的國有企業是不是都變成私有化的企業了？這種情況下，經濟學界提出了兩句話：第一句話，增量先行。第二句話，存量暫緩。

　　什麽叫增量先行呢？比如這個國有企業100億的財產，增量就是我準備拿多少出來上市、出賣。存量暫不動，這樣一來，大多數主張搞股份製的有根據了，增量先行，我先搞增量這塊，存量不動，不影響大局。這個事情終於實行了，但是實行以後又有矛盾：增量先行，100億的資產中拿20億出來可以上市，20億上市存量不動，存量依然佔大頭。增量先行以後董事會建立了，但是行不通了，沒人來參加董事會，增量先行都不是大頭，20億市場賣5億、10億都是掌握不了董事會的決策權的，所以增量先行變成一句空話，行不通的了。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還得動存量，這就出了問題了，存量要動了就違背了當初增量先行中所決定的“增量先行”，可以上市但是不起作用，因為存量仍然是大部分，存量不動，你那個小的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很多股份製企業雖然做了股份製企業，但是董事會裡沒有名額，他是分散的小股東。所以，必須動存量，這才是中國的股份製改革真正的開始。

　　你現在要動存量了，這違背了當時的承諾。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就被稱為“二次革命”。存量可以動，但是怎麽動？原來買了增量的人，他們可以再拿錢出來，因為當初存量不動這是寫上了招股說明的，你既然破壞了就應該讓存量的人得到好處。這樣一來，中國的股份製進入了“二次革命”階段，就是給原來購買股份製增量的人一定好處，然後就解放了那些原來不讓上市的股東。

　　上市怎麽補償呢？也有規則，按照市場規則來做，效果好的這些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點的10配2，這樣一來總算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在中國解決了。這已經到了什麽時候了？已經到了《證券法》公布以後做的，所有這些都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麽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艱難走來的，是可以給我們借鑒的歷史。

　　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大體就是這麽一個情況。

責任編輯：陳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