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霸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本文絕無劇透，所有相關劇情已出現在預告片裡。

《復仇者聯盟 3》中，大反派滅霸公然提出，宇宙資源有限，如果放任生命無限擴增，必然招來災難式的滅亡，要是能隨機消滅宇宙一半的生命就好了……

▍漫威宇宙最強反派滅霸

無論怎樣看待滅霸的理想，他的這種「資源有限，無法支持人口擴張」的觀念，多數人都不會陌生。

尤其在中國，16 世紀以後，人口不斷突破歷史紀錄，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和發展水準反而不斷降低，似乎印證了滅霸的理論。

為什麽滅霸描述的景象能夠成真？他的做法是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人口學之父托馬斯·馬爾薩斯告訴了我們答案。

文明總會不斷繁榮嗎

一個社會分工是否精細、文化藝術是否發達、工藝品是否精良，這些指標其實都直接取決於一個基礎性指標：一個社會有多大比例的成員能脫離生存必須品的生產，專注於其他技藝的發展，簡言之，一個社會的剩餘率越高，文明就越繁榮。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越高，全社會的剩餘率也越高；而勞動生產率來自技術進步，自然，技術進步就會帶來全社會剩餘率的提高。這裡會有什麽問題嗎？

馬爾薩斯把人口要素放進來考慮後，得出來完全不同的觀點：技術進步確實可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人口增長很快又會將勞動生產率拉下來，結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須幾代或十幾代人就回到起點。

▍世界人口從 18 世紀開始飛速增長

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傳統社會，除非技術進步連續湧現，或永遠存在可供拓墾的新土地，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並不會持續提高剩餘率，所以文明並不會一直朝著繁榮的方向發展。

我們先從城市化率來分析。脫離食物生產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個直觀反映文明繁榮程度的指標。

進入現代化之前，多數傳統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都不足 10%，這會給人一個錯覺——這個比例是農業社會的常態。但實際上，在沒有達到出現危及生存的人口壓力前，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達到 15-25%。

經濟史家趙岡統計，戰國時期城市化率達 15.9%，南宋更高達 22%，漢唐介於兩者之間；以物質豐富度和文化多樣性衡量，兩宋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期，此後，隨著人口壓力漸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 7%。

據施堅雅測算，清代繁榮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 7.8%。無論取高估數還是低估數，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約 1/3。

▍中國各個時期大致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體現在頂級都市的規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過 80 萬，而唐長安、北宋開封、蘇州，南宋臨安，人口都過百萬，宋代還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數十萬人口的都市。

人口壓力和城市退化的關係，從華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見一斑，由於華北平原開發歷史更久，人口更早飽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後再也沒有複興過。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結束戰國時代後，日本進入長期和平階段，人口持續增長，城市化率從 1600 年的 6% 上升到 1721 年的 12.6%，但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後，城市開始萎縮，1874 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 10%。

德川家於 1615 年攻克大阪，弭平全境，到 1721 年重新落入馬爾薩斯陷阱，滿清於 1681 年平定三藩，到 1796 年爆發白蓮教之亂，被許多史家視為人口壓力開始起作用的標誌，這兩個周期長度極為接近。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農業產量與人口數量的變化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城市化率與人口密度的變化

馬爾薩斯提出的理論，雖然違背人們的直觀印象——技術進步必然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卻能解釋這種「異常」。

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史家相信，工業革命前，人類和其它動物一樣，長期處於馬爾薩斯陷阱（毋寧說是常態）之中。證明這一點的最佳證據是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術工作的工資始終徘徊在生存線附近。

人類在進入定居農業社會之前，也取得過許多重大技術進步：標槍、弓箭、石器、掘棒、漁網、陷阱，火的利用，團隊合作與狩獵計謀，這些進步讓人類散布全球，但並未帶來經常性的剩餘和積累，進而發展出文明。

人口與路徑選擇

如果我們不同意馬爾薩斯的觀點，把人口增長視為社會繁榮的指標，那麽除非有災難性事件發生，文明總是趨向於進步，而大規模消滅人口的戰亂、瘟疫和饑荒總是降低文明水準。

但是，如果從中國文明史中尋找歷史線索，或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是文化上的藝術和思想觀念、器物層面的工藝和技術，還是組織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頭，大都出現在兩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

這幾個歷史時段對應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松弛的階段，這是一種巧合嗎？

宋代的產業生態很像工業革命前夕的英格蘭，其核心特徵是廣泛採用非人力能源和勞動節省型機械，水力作坊遍地開花，包括大型水力紡車。但是，宋代人口很快突破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億人大關。

▍王禎《農書》中的水轉大紡車

到了明代中葉，中國人口從戰亂中恢復後又邁過了兩億大關，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成就——明代農耕定居地區與宋代人口最多時相當。到了清代太平天國爆發前，人口更進一步增長到四億，已逼近土地承載的極限。

巨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不再朝著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可以讓更多人「糊口」的方向發展，畢竟勞動力比高效率的機械要便宜得多。

王禎《農書》中的農業和工業機械，到了清代幾乎消失殆盡，鐵鎝鋤頭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換成了人力。宋代曾有大量工廠式的紡織作坊，到了清代，紡織業徹底變成家庭副業式的生產。

歐洲的情形正好相反。西歐的農業開發較中國更晚，中世紀西歐人口密度大大低於黃河流域、江淮這些農業發達地區，德意志地區的人口密度不及南宋上述地區的一半。

14 世紀中後期的黑死病，消滅了歐洲 1/3 到 1/2 的人口，此後黑死病反覆流行，長期抑製了西歐的人口增長；但正是從那時起，歐洲的城市化率開始快速持續上升，（按五千人標準）從 1300 年的 9.5% 升至 1400 年的 12.5%，這明顯早於文藝複興和地理大發現，更遠早於工業革命。

▍1771 年莫斯科鼠疫爆發，莫斯科附近約有 20 萬人死亡

經濟學家 VothNico Voigtlander 和 Hans-Joachim Voth 認為，正是黑死病加上連綿不絕的戰爭，讓歐洲長時期內大幅遠離馬爾薩斯極限，才促成了幾個世紀的城市擴張和經濟繁榮，並為此後的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

歐洲人口長期處於遠低於土地承載極限，使之能持續性地保持完全不同於明清時代中國的發展路徑——全社會不斷追求提高生產效率，以節省相對較貴的人力。

工業革命是這一勢頭順理成章的產物。

▍風車的普及大量節省了人力，提高了生產率

壓在人口彈簧上的國家機器

可是，文明畢竟誕生了，那究竟是什麽帶來了剩餘？必定存在某種力量，阻止人口增長到耗盡全部剩餘的程度。

有兩種力量起了這樣的作用：國家權力和私人財產權。而在私有產權得不到認可的傳統社會，國家權力的影響往往是絕對性的。

假設有一個沒有賦稅和地租的社會，隨著人口增長，投入於部門土地的勞動增加，但新增產出卻不斷降低，會一直降到僅夠新增人口勉強維生，此時人口便達到自然極限。

但有了賦稅和地租，食物產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長會在邊際產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之前停下來。此時，邊際產出率更高，因而剩餘率也更高。

因此，當人口接近極限水準時，

無論出於什麽原因，減少人口將提高剩餘率，從而提高脫離食物生產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榮，同時也讓受益於賦稅和租金的群體要麽更龐大，要麽更富裕；

通過改變分配結構，賦稅和財產權會壓低人口，

若統治者有能力壓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獲取賦稅。

形象的說，文明就像一塊巨型浮石，壓在人口彈簧之上，它在壓低人口總量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大彈力來支撐其體量。

在極限水準附近，降低人口可以提高剩餘率，從而讓國家更容易徵收稅賦，供養一個更大規模的政府。

這可以為我們理解國家權力的基礎提供兩個啟示：

首先，和傳統的國家起源理論相反，國家的征稅潛力和財政基礎並非基於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剩餘，而只需要足夠的暴力手段和組織能力，通過食物產出再分配壓低人口水準，提高剩餘率，便可獲得可持續的稅賦基礎。

其次，儘管古代政府規模遠不如現代政府那麽大，但也並非都像晚期帝國那麽小。在人口壓力還沒那麽大的古典時代，政府規模明顯比後來的更大，相對於其人口水準，秦漢的行政系統不僅數量更多，專業化程度更高，組織更嚴密，對社會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細致。

▍秦簡上也可以看出秦代對社會控制的嚴密程度

施堅雅的研究發現，從西漢到清代，儘管人口增長了六倍，有效疆域擴大了一倍多（西漢整個南方基本上處於未開發狀態），但基層行政單元並未增加：漢初 1580 個縣，清初 1510 個。

而且，越是戰亂、分裂的人口谷底期，縣反而越多，如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萬人口，卻供養著 2300 個縣，還有三個中央政府。每個王朝從戰亂中初建之際，縣的數量通常也處於峰值水準的 1500 左右，隨著王朝穩固，人口恢復，便逐漸下降到 1200 上下。

傳統社會人口增長到逼近極限時，必引發大規模戰亂，但統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壓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這種周期性的人口增長和消滅，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自然演進出一套這樣的制度。

▍明末李自成起義其實可被視為人口超過土地承載極限的產物

阿茲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 200 多，其中宜耕地區更高達 500 多——這已比今天人口稠密的西歐密度還要高了。

阿茲特克人沒有建立統一強大的中央帝國，而是城邦林立，於是為饑荒所困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戰爭形態，戰爭既不源於衝突或糾紛，亦非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擴張，其主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的獲取俘虜，殺死並吃掉，消滅部分人口並獲取肉食。

▍瑪雅和阿茲特克都有類似的活人獻祭

印加帝國的人口密度雖沒有阿茲特克那麽高，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貧瘠，同樣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經濟學家 Louis Baudin 將其稱為馬爾薩斯定律的絕佳案例——印加人的解決方案不是殺了吃，而是剝奪部分女性人身自由，禁止其生育，和人口強製遷徙。

印加與阿茲特克這種極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許和它們的土地制度有關，這些社會始終沒有形成私人產權，土地皆由集體所有，個人難以積攢財富，只能被集體人口的增值耗盡。這樣，抵抗人口壓力以免剩餘被其耗盡的力量，就只剩下國家權力了。

如果他們沒有被脫離馬爾薩斯彈簧的歐洲人帶來的瘟疫滅亡，這些國家的領袖或許會真心認為，敢於決斷的滅霸，是這個世界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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