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很多生活中我們無法言語或者羞於言語的事情，在電影中能得到很好的表達與傳遞。2019年的韓國電影《寄生蟲》憑借一個韓國底層家庭向上流社會寄居的故事，反映了韓國貧富階級差距和人性自私貪婪，一舉榮獲第72屆坎城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成為了韓國電影的新標杆。但這種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性的電影並不是韓國人的專利，早在2年前的中國台灣第54屆金馬獎最佳影片《血觀音》也做過同樣的事情。
《寄生蟲》VS《血觀音》：底層的求生與頂層的貪婪
《寄生蟲》與《血觀音》是兩部帶有批判色彩諷刺社會現狀揭露人性的電影，兩者的故事情節都非常的緊張飽滿具有張力，反應的問題也都非常的尖銳和深刻，但出發的角度卻完全不同：《寄生蟲》是從社會底層出發，講述一個貧民家庭通過一個偶爾的機會在富人家裡獲得了工作機會，然後一步步利用謊言讓身邊家人都寄居在這裡的故事；而《血觀音》則是從社會頂層出發，講述了一個富貴家庭通過高超手腕及柔軟身段在複雜的政商關係中生存取利，卻泯滅人性的故事。兩者一個低一個高，一個貧一個貴，一個廣一個深，聯合在一起仿佛道明了一個主題：與貧富無關，我們都面臨著一個不完整的世界和自己。
《寄生蟲》：蟑螂一般的命運，國王一樣的待遇
“家裡半夜只要一開燈，蟑螂立即就會四處竄逃的躲起來”這是《寄生蟲》裡男主基宇的媽媽對丈夫（宋康昊）說的一句話，也是對他們一家現狀的形容：一家四口坐在豪宅裡享受最奢華的食物嘮著最家常的嗑，但這一切都不屬於他們自己，只要主人樸社長突然回來，他們就得像蟑螂一樣的四處躲藏。電影的前半部分講述的一家人如何連環下套進入樸社長家的過程，後半部分卻風雲突變發現寄居在這裡的還有樸社長的前保姆，於是引發了 一場不可收拾的結局。
《寄生蟲》通過窮人寄居富人家庭裡的故事反映了韓國貧富差距嚴重，窮人被壓迫的沒有生存空間，心甘情願地淪為寄生蟲的現狀。電影引發了人們兩方面的思考：第一，社會意義上來看，資源分配不均，富人斂積大量財富導致窮人無法生存，這個鍋得富人來背，所以最後宋康昊殺死了樸社長。第二，人性角度上來看，基宇一家淪為寄生蟲，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釀成大錯，這鍋的窮人來背，所以前保姆的丈夫殺死了基宇的姐姐。這相互矛盾的兩點思考讓《寄生蟲》成為了一部引發強烈社會討論的影片。但整體上來講，它還是站在窮人的視角裡看到這個不完整的世界，如果站在富人的視角裡看，這個世界是否完整了？那就得看《血觀音》了。
《血觀音》：菩薩一樣的面容，魔鬼一般的心腸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罰，而是那無愛的未來”這是《血觀音》最後落幕時的一句話，也是對整個棠氏家庭的一句概括。棠氏家族本來就是商界裡的貴族，又在母親棠夫人（惠紅英）的帶領下處心積慮，官商勾結，做成了最有勢力的家族，但其背後卻犧牲了所有的人性、親情與溫情。一家人之間為了各自利益相互仇恨糾纏與折磨，表面上活得像菩薩一樣的慈悲，內心卻像魔鬼一樣的狠毒。這就是《血觀音》裡展現給我們的社會上層家庭的面貌。
《血觀音》裡雖然影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台灣政治權力關係的暗中角力戰，但更多的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人性上一種自私的黑暗。《寄生蟲》裡基宇一家在自己解決不了溫飽的前提下貪婪的追求財富我們尚可理解，但在《血觀音》裡已經貴為社會上層的棠氏家族在完全沒有生存壓力的情況下，依然無惡不作為達目的泯滅人性，則展現出了人心深處比貪婪更可怕的自私。棠夫人無止境地追求利益沒有什麽不對，但把朋友、女兒、家庭全部淪為了交易工具則令人發指。與財富堆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內心寡淡的親情觀念，最後把自己的孫女活生生的培養成了第二個冷血的自己算作是一種報應。電影裡那句“活出個人樣”的簡單台詞，卻成為了富貴家族裡最大的奢望。
與貧富無關，我們都面對這一個不完整的世界
馬斯洛經典的需求理論把人類的需求由低到高分為了五個層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寄生蟲》裡的基宇一家處於最低的生理需求，而《血觀音》裡的棠氏家族則處於最高的自我實現需求，但他們所做的事情卻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不擇手段貪婪的去滿足自己的需求。過去我們總把一個人的行為與他的生存條件掛鉤，總把貧窮當作可以發錯的借口，但其實我們都面對這一個不完整的世界，窮人有自己的欲望，富人有自己的煩惱，一切與貧富無關。
這兩部電影雖然黑色的基調居多，但也都給我們透露了光明的力量：《寄生蟲》裡基宇最後終於找到了人生的計劃：努力奮鬥買下房子拯救父親；《血觀音》裡失去的棠寧也是全劇中真正有血有愛的代表。生活就是這樣，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我們要做的是在這些不如意之中，尋找生活的希望。就像黑夜給了我們黑色的眼睛，那我們就正好用它來尋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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