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黎明，影評人
本文有劇透。
奉俊昊的《寄生蟲》是一部特別容易讓人誤解的影片。
奉俊昊偏愛象徵手法，這是每個影迷都早已熟知的事情。《江漢怪物》裡的怪物、《玉子》裡那個巨大生物，更甭說《雪國列車》了，都把點題的比喻用在片名裡的，你想躲都躲不掉。《寄生蟲》大大升級了，它用了如此豐富的象徵，乃至於片名若改成《蟑螂》《石頭》《豪宅》，都順理成章。
對於我而言，點題的片名可以是《氣味》。但，象徵主義的妙趣在於其寓意應若有若無；說穿了，反而削弱了隱含的內力。
還有一個區別：採用象徵手法的電影多了去了，一般情況下，它屬於錦上添花。在所有文藝形式中，電影是最為寫實的，其龐大的閱聽人群早已接受了電影的這一特徵。寫實性包含了一整套相關規則，比如劇情的邏輯。從這個意義講，《寄生蟲》已經不是寫實主義（或叫做現實主義），它不再遵守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一套框架。邏輯分析的話，樸太太或多或少應該懷疑這四個新來的工作人員，而金基澤一家即便擁有影帝影后的才華，也不可能長時間保持天衣無縫，不露破綻。按照最可能的劇情走向，後半部分應該是金家跟樸家的隱藏和揭露的戲碼。
但是不。樸太太始終沒有起疑心。那是因為，她壓根不是一個立體的角色，她只是一個符號。
通常情況下，把人物塑造成符號，是一件糟糕的事。但若把眼光從電影放大到更廣的範圍，無論是卡夫卡的《變形記》還是尤奈斯庫的《犀牛》，都是以犧牲情節合理來表達現實社會的不合理。換言之，《寄生蟲》進入了小說和戲劇的文學領域。它是一部象徵主義的作品，反映現實，但不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我們若用慣常的標準來衡量它，它簡直漏洞百出。隨便舉個例子：金家四口人都拿到了高薪（相對於他們的工作而言），這時，任何人站著他們的位置，都會盡快從原先那個半地下室搬出去，找一個更像樣的住所，甚至考慮買房。然而，金家向上流動的表現，僅限於在主人的豪宅裡吃喝玩樂。更加本質的一個問題：這四個人有如此高超的作假才能，幹嘛不能把這份心思用在正當事情上面？
因為，這是一個寓言，常人的邏輯此處不適用。
這也是《寄生蟲》藝術上最為高明的地方。它超越了電影最擅長、但也有點作繭自縛的局限。忙於找情節bugs的觀眾，其實是被自己的電影欣賞慣性帶跑了。
第二個誤解，在我看來，是影片的主題。因為影片呈現的階級差異太過昭然，再加上《雪國列車》的先例，人們會自動提取階級矛盾為本片的主題，進而跳躍到為富不仁和社會底層的抗爭。
這，恕我完全不敢苟同。
樸社長一家儘管鏡頭不少，但基本上保持在《綠野仙蹤》上半場奧茲國的階段，是一種富裕的狀態，絕對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奉俊昊當然知道財富的腐蝕性，但那不是本片的範疇。本片當中，富裕是一種理想，一種想象，一種近乎完美的狀態。如果《寄生蟲》不是一部象徵主義作品，那麽，這種假定簡直荒謬到極點。但偏偏在這兒，影片做了一件貌似政治不正確、但本質上符合馬列理論的結論——財富能改變人的精神狀態，往好裡改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在發達社會長期生活過的人會告訴你，有錢人當中有各種王八蛋，但有錢人當中好人的比例確實比較高。誠然，處於財富初級階段的我們，面對剛剛擺脫貧窮的暴發戶，大概難以想象財富帶來的種種美德。
《寄生蟲》最關鍵的一場戲，是大約60分鐘時金基澤一家的閑聊。“樸太太有錢卻善良”，“不，她是有錢所以善良”。
這句話不僅是金家給自己的一個大嘴巴，而且直接關聯到影片最有回味的一個細節——貧窮的氣味。
跟多數觀眾一樣，金家是把主人夫婦所覺察到的氣味，理解成真實世界的氣味。在真實世界裡，除非有狐臭或其他身體原因，只要保持正常的衛生習慣，比如每天洗澡，再窮的人也不會有氣味的，何況他們一家打扮成管家、司機、家庭教師後，看起來非常光鮮亮麗，尤其是那對子女，更是俊男靚女。這個氣味，只可能是象徵貧窮的氣味。
正如財富能產生各種或好或壞的效應，貧窮的作用也千差萬別，不能一概而論。但貧窮確實能腐蝕一個人的尊嚴，正所謂“人窮志短”。由於貧窮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不公造成的，文藝家在塑造窮人時，會不由自主地對他們進行道德的神聖化處理。只有在雨果的《悲慘世界》、老捨的《駱駝祥子》等極少數作品裡，才會出現貧窮導致的卑鄙無恥。好在革命前輩理論家早已想好了分類描述，叫做“流氓無產者”。
黃渤曾說，到了他那個層面，看出去全是好人
老舍筆下祥子的轉變有明顯的外因驅動，雨果筆下的德納第埃是臉譜化的醜角，相比之下，金家的刻畫更為微妙，徹底擺脫了通俗劇的束縛。他們一家四口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壞人，他們的貧困多大程度是社會造成的、多少是自己造成的？奉俊昊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在開場不久的一個小細節裡，他給了暗示：一家人給披薩店組裝盒子，居然四分之一的產品都不合格。注意：這是一個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工作。
當一個社會仍大面積處於貧窮時，制度性的不公以及經濟體系的缺陷往往是貧窮的主因。當一個社會全面進入中產、福利體系相對完善時，貧窮多半是由個人原因造成的。或許因為韓國在經濟上領先中國若乾年，他們可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早年在美國求學時我也深感，我同情那些想找工作但找不到的人，但我不同情那些有能力也有機會工作、但就是不想工作的人，他們是所有納稅人的寄生蟲。
對於那四份工作，金家似乎是稱職的，現實中這自然是不可能的。影片著力描寫的是他們獲得這些工作的過程，以及他們不擇手段對同階級成員的傷害。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要有尊嚴地獲取工作機會，或者有尊嚴地對待雇主。他們身上的氣味，是主動放棄了自尊後所散發出來的卑微和雞賊。基澤多次想通過類似讓主人招妓或找二奶的方式，來拉近他跟主人的關係。金家寧願躲在沙發下當蟑螂，也沒有考慮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他人的相助，光明正大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要的，只是上流社會的表象，而不是精神的高貴。
社會地位低下但精神高貴的藝術形象，極具比照意義的，有摩根·弗裡曼在《為黛西小姐開車》裡的老司機。有一個生動的小細節：他被女主人懷疑偷了一罐食品，其實是他忘了告知她，次日主動買了，給補上了。他身處底層，始終沒有翻身，但他身上沒有貧窮的氣味。貧窮不是培植白蓮花的淤泥，貧窮是他勇敢衝破的天然屏障。
順便補一句：樸社長顯然要比他太太對貧窮的氣味更為敏感，他甚至在地鐵裡也聞到了那種氣味。嚴格說，乘坐地鐵的群體已經包括了大部分中產，在紐約那種城市，多數華爾街精英都是坐地鐵上下班的。但你不能說樸氏夫婦是勢利眼，他們對其他階層的生活表現出一種快樂的無知（blissful ignorance），這應該是大結局中報應的原因，即無人能獨善其身。
《寄生蟲》重點表現了貧窮帶來的互相吞噬。窮人推翻富人，是為了要取代他們，變成那個他們之前恨之入骨的群體；窮人內部傾軋，原本只是往上爬的手段。但縱觀世界歷史，以推翻富人為宗旨的行動，往往首先給底層社會造成更大更直接的危害，到頭來，富人很可能只是一個間接受害者，如同本片中的男主人樸社長。
影片的海報回味無窮：一群眼睛被加了黑條的人（一張只有金家，另一張是金家和樸家兩家），對著鏡頭睜眼瞎，畫面左前方是一雙躺倒的女人大腿，應該是這個故事的第一個受害者，也就是被金家媽媽擠掉的原來的女管家。金家擠掉她的手段是相當卑鄙的，當然，他們並沒有想弄死這對夫妻。
奉俊昊隨便略施小計，便可以把觀眾的同情心引導到某個角色，或者讓另外的角色變得可憎。但他沒有。除了樸太太善良到天真的程度，其他角色均處於灰色地帶，都不是十足的壞人或好人。對於寓言，這是非常大膽的招術——把人性的複雜用黑白不分明的色調來描寫。
通俗文藝最喜歡把觀眾放置到主角的位置，讓我們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行為動機，為他們的僭越做辯護。但《寄生蟲》拒絕任何道德判斷，呈現了一個徹底灰色的世界。那塊打開幸運之門的石頭是這種顏色，樸家豪宅的室內室外都是這個色調。我們看了無數描寫人性光芒的影片，也感歎那些人性如深淵般黑暗的偉大作品，像《寄生蟲》這種讓我們如此難以安放同情心的影片，還真的不多。即便到片尾，金基宇跑到山坡上，發現他爸爸用密碼發的信息，然後夢想自己風度翩翩買下豪宅，讓父親從那不見陽光的地窖，光明正大踏進大廳，你一方面為兒子的孝心而感動，另一方面，你會想，這種方法是不是太蠢太慢了一點？即便到了豪宅的一樓二樓，不就是自我監獄擴充面積而已嗎？
聯想到影史最偉大的電影之一《肖申克的救贖》，安迪通過臭不可聞的下水道逃到監獄外面，想必渾身臭味熏天，他在大雨中洗刷了自己，把冤屈強加給他的氣味沖掉了。其實，在他身體獲得自由之前，在監獄的鬥室裡，在冒著毒打播放莫扎特的天籟裡，我們早已領略了他的靈魂，那沁人心脾的芬芳。
貧窮能散出氣味，但氣味卻不是富人窮人的標簽。金基澤家的氣味是多少錢都洗刷不掉的。只有當他們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比他們富或比他們窮的人（比如那個在他家門外撒尿的），對貧窮去汙名，對財富祛魅，他們才能走出他們心靈的貧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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