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巴比倫、中國）中，中國是惟一有著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並且文字沒有間斷的國家。古埃及的聖書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都沒有傳承下來，而成了死文字；這三個國家的文明也因此中斷，沒有相應的歷史文獻，只能通過零星的出土文物來考證他們的歷史，管中窺豹，不成體系。中國則不同。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十分燦爛的文化，留下了極為浩瀚的文獻資料，為世界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獨特貢獻。中國古代的文字，從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發展到後來的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儘管形體有了很大變化，但源遠流長，遞嬗有序，成為中華民族共同使用的記錄符號。中國疆域遼闊，地大物博，各地方言差異極大，交流並不容易，但有了共同使用的文字——漢字，在文化傳統、民族精神上就有了內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中國古代儘管多次出現分列割據的局面，如三國鼎立、南北朝對峙、五代十國等，但最終還是“分久必合”，形成統一的帝國。漢字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在傳遞思想、抒發感情、記錄歷史、傳播文明方面功不可沒。
一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通過圖書文獻的方式（以漢字文獻為主，兼有多民族語言文獻）流傳下來。早在西漢時期，就有劉向、劉歆等人對國家文獻進行大規模整理、分類，首創“七略分類法”。自從晉代荀勖《中經新簿》以來，歷代學者大都將文獻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浩如煙海，僅僅《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三套大型叢書，就收錄古代典籍一萬五千多種。現存古籍的數量遠遠不止這些，估計有七八萬種之多。這是先民給我們留下的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和極為厚重的傳統文化精神，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如何整理、閱讀、研究這筆財富，挖掘其中可資借鑒的因素，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並將這份遺產傳承下去，是我們當代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
經部典籍居於四部之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於核心地位。經部專門收錄儒家經典以及小學（語言文字學）類著作，而以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十三經”以及研究“十三經”的著作為主，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經部文獻內容豐富，既有包含著重要哲學思想和社會倫理觀念的佔筮類著作《周易》，又有最早的歷史著作《尚書》《春秋》，還有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以及最早的倫理學著作《孝經》，最早的官製文獻《周禮》，最早的禮儀類著作《儀禮》《禮記》，儒家思想的早期經典《論語》《孟子》，以及作為“詩書之襟帶”“五經之戶牖”的《爾雅》，中國最早的通過分析字形來說解字義的文字學著作《說文解字》，等等。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部文獻成為歷代文人的必讀書籍，研究著作浩如煙海；宋代以後，“四書五經”還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影響極為深遠。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如仁愛思想、禮儀觀念、天人合一觀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諧觀念等等，都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
史部典籍以歷代史書為主，兼及地理學、目錄學著作，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史書最主要的體裁有三種：一是紀傳體，即以歷史人物為中心記載歷史事件的史書，漢代司馬遷《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因為這一體裁將帝王作為歷史活動的核心，而得到歷代皇帝的重視，被確定為正史體裁，漸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權威性史料文獻；二是編年體，是一類嚴格按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編纂的史書，以《春秋》最早，以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三是紀事本末體，是一類以重大歷史事件為專題撰寫的史書，開創者是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地理類文獻如酈道元《水經注》、玄奘《大唐西域記》等，目錄學、金石學文獻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明誠《金石錄》等也隸屬於史部。
子部文獻以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多為思想史論著）為藍本，不斷擴容，形成了一個體制巨集大、品類眾多、內容龐雜，無所不包的大型門類。四庫館臣曾將其劃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推步、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14類。除了經典的哲學著作（如《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公孫龍子》等）外，也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農學（如《農政全書》《天工開物》）、醫學（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數學（如《九章算術》《幾何原本》）、植物學（如《洛陽牡丹記》）、動物學（如《禽經》《蟹略》）等諸多領域，此外還有宗教（如《高僧傳》《抱樸子》）、法律（如《折獄龜鑒》）、軍事（如《孫子兵法》）、教育（如《顏氏家訓》）、書法（如《書品》）、繪畫（如《歷代名畫記》）、篆刻（如《印典》）、音樂（如《羯鼓錄》）、器物（如《古今刀劍錄》）、飲饌（如《茶經》）、小說（如《世說新語》）、數術（如《開元佔經》《遁甲演義》）、雜考（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類書（如《藝文類聚》）等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識和科技文化的寶庫。
集部文獻專門收錄歷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評論著作，一般分為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小說類等。其中別集、總集是集部文獻的主體部分。所謂別集，是指專門收錄單個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集子，如《曹子建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所謂總集，是指收錄多位作家（至少兩個人）文學作品的集子，可以是一種體裁，如《全唐詩》《全唐文》，也可以是多種體裁，如《文選》《文苑英華》；可以是一個朝代，如《元曲選》《明文海》，也可以是多個朝代，如《歷代賦匯》《唐宋八大家文鈔》，還可以是選集，如《唐詩三百首》等。古人輕視通俗文學，所以《四庫全書》不收雜劇和章回體小說。《續修四庫全書》則收錄了《竇娥冤》《梧桐雨》《三國演義》《石頭記》等通俗文學名著，可以彌補這一缺陷。歷代詩文評著作甚多，如劉勰《文心雕龍》、歐陽修《六一詩話》等，是古代文學理論發達的重要標誌。
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的四部典籍體例嚴密，特色鮮明，內容豐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輝煌燦爛的文化。這一文化寶庫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世界，是中華民族貢獻於世界文明之發展的重要證據。四部典籍中包含著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哲學、軍事、法學、民族、史學、語言、文學、藝術、外事、科技、農學、醫藥、方志、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資料。無論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國古代的哪一方面，都離不開四部典籍；再擴大一點說，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能不知道祖先留下來的這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並自覺承擔起愛護、研究、傳承優秀文化遺產的重任。
二
中國傳統的四部文獻，是中華文化優於其他異質文化的堅不可摧的證據。整理、研究、利用這批珍貴文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第一，將珍貴而稀見的四部典籍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內外專家學者查閱、利用、研究，是弘揚中華文化的最為基礎的工作。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收錄文獻約三千五百種，非常珍貴，儘管抄寫了一式七套，分藏於七個藏書樓中，但只有皇帝和少數官員能夠看到。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率先影印出版，使海內外學者都能一睹宮禁藏書的真面目，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研究。此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續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匯編》《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叢書相繼出版，使大量藏於深閣大庫的珍貴文獻公之於世，厥功甚偉。一些流散於海外的文獻，也在以影印的方式回歸，例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日藏詩經古寫本刻本匯編》等，都為傳統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文獻資料。
第二，對四部典籍中的經典著作進行校勘、標點、注釋、翻譯，是傳統文化研究與普及的關鍵一步。由於四部典籍浩如煙海，加之版本眾多，沒有標點，一般讀者望洋興歎，而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全部整理，於是不得不優中選優，精選在中國歷史上貢獻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經典名著進行整理。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標點本、《新編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全宋文》，鳳凰出版社的《文選舊注輯存》等，都在經典名著的匯輯、校點、註釋和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利用現代技術對四部典籍進行數字化處理，既是保護珍貴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傳統文化研究與普及的重要輔助手段。迪志文化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對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了數字化處理，促進學術，有目共睹。此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相繼有了電子版，國學公司又推出《國學寶典》系列產品，古籍數字化成為潮流。而網絡數據庫建設也為傳統典籍與文化的研究增添了羽翼，其中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數字方志庫、中國譜牒庫等尤其珍貴，既可以全文檢索，複製部分內容，又可以進行版本對照，已經成為傳統學術研究繞不開的資料寶庫。
第四，對四部文獻進行文本細讀，深入挖掘，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當前文化建設和世界科技進步做出應有貢獻，是弘揚傳統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核心內容。著名科學家屠呦呦，從東晉醫書《肘備份急方》中發現一個“治寒熱諸瘧”的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 絞取汁，盡服之。”經過反覆科學實驗，終於提煉出青蒿素，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感染瘧疾的患者，不僅為中國人民、也為世界人民帶來了福祉，屠呦呦因此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中國古代醫學（隸屬子部文獻）對人類文明的巨大饋贈。《光明日報》百城賦欄目，為中國傳統賦體文學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備受讚譽。近日收到浙江台州民間辭賦家蘇紹康的《蘇氏賦學指南》和《台州之賦》，他一方面深入研究古代集部文獻《賦學指南》《律賦衡裁》等典籍，自己創作大量賦篇，另一方面在北京師范大學台州附屬中學開設賦學班，指導年輕學子寫賦，既傳承古代文明，在青年學生中播下傳統文化的種子，又參與當地文化建設，讚美祖國經濟騰飛和日新月異的面貌，非常值得肯定。位卑未敢忘憂國，研讀四部文獻、傳承中華文化，應該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甚至是海內外華人共同的責任。
三
在國際文化的視野下反觀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更能夠提高文化自信，並且進一步與異質文明進行平等對話、交流。通過四部典籍以及豐富的地下出土文獻、敦煌文獻，我們得以清楚地知曉：中國古代曾經有過海納百川、引領世界的漢唐文明，我們祖先曾經開拓了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絲綢之路”，還曾經開拓了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民族曾經以絲綢、瓷器、茶葉等豐富的物產與亞洲、歐洲文明進行平等的對話、交流，而且將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慷慨地贈與世界各國，推動世界文明向前發展。正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中所言：“在這個幾乎有無數人員的無限幅員的國家，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不同，歐洲人常常不滿足於自己的政府，拚命貪求別人的東西。”這一比較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毫無疑問，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智慧的民族，是一個有著輝煌燦爛的歷史和高度發達的文明的民族，同時也是一個熱愛和平，講究仁愛、禮儀，重視自律自省，並且胸懷闊大、兼容並包的民族。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是我們當下進行經濟和文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強大的內在驅動力。
堅持文化自信，有兩點必須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獨尊，排斥歐美國家的先進制度和最新科技成果，對於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盤接收。目前方興未艾的“國學熱”，很容易滑向極端，使封建迷信、帝王將相、愚忠愚孝觀念死灰複燃。二是“文化自卑”，自我矮化，對於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盲目推崇。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國家經費的支持下，在“推進國際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紛紛以高薪聘請海外漢學家（其中混雜著一些水準低劣、信口雌黃的偽漢學家）來華執教或從事科研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中國的學術研究規範，消解了“文化自信”，實際上是“媚外”思想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所以，研讀四部典籍、提高文化自信，是進行文化建設，進而融入世界文明、參與全人類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
原載《前線》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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