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幾歲時，買過一本宛敏灝的《詞學概論》，看到裡面討論詞的用字，引李漁《窺詞管見》對宋人“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的批評：“‘鬧’字可用，則‘吵’字、‘鬥’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謂‘鬧’字極粗極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於此句，並不當見之詩詞。”李漁此語不免偏激，宛氏不以為然，駁之雲：“按字的本身，一般不存在什麽‘極粗俗’、‘聽不入耳’問題。‘鬧’字為什麽‘不當見於詩詞’？薑夔《念奴嬌》起句作‘鬧紅一舸’，讀來就未見得‘粗俗’。某字用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它在這句裡是否確切、精采，能否出色地表達與全篇一致的思想內容。”（上海古籍出版社，218-219頁）這在我是生平見人討論用字雅俗的第一次，所以印象特別深，那時我幼稚無知，卻也對他們所說的，都沒那麽同意。我自己認為：詩詞中的用字，是有雅俗之別的，用得好、用得恰當，固然可以把那個字“化俗為雅”，但那字本身的“俗氣”，在字典中是依然存在的，不能就此消滅，這是一；嫌“鬧”字粗俗，嚴格說來，是有些神經過敏了，“鬧”字不算雅字，可也不就是俗，因為另有些字，本身無所謂雅俗，這是二。那時我還沒讀錢鍾書的《通感》，所以對李漁的謬說，不能“批亢搗虛”。我也還沒讀《宋詩選注》，不能把錢先生批評梅堯臣的“每每一本正經的用些笨重乾燥不很像詩的詞句來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例如聚餐後害霍亂、上茅房看見糞蛆、喝了茶肚子裡打咕嚕之類”，去跟李漁那幾句，加以互印。最近因為論到古詩中的幾個俗字，聯想起這個“陳年往事”，姑妄順便寫出，算是本文的“得勝頭回”。
一
“涕”字在古詩中，其一義也是最通用的一義是眼淚，如《離騷》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是盡人皆知的，無須多說；另一義則同於今語，是指鼻涕。前一義是較美的字，在詩中人人用之，幾無人不用之，這當然是因為“詩可以怨”，梨花春帶雨，本是詩中應有之義。但是後一義，作鼻涕解者，就不那麽經見了。原因也很簡單，鼻涕之於小孩，固也是可以用舌頭自舔一下，但是無論如何，口之上、鼻之下，懸此一物，卻是絕對的不美。但亦有用之於詩的。如元好問《常山妷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一詩的結尾雲：“明年作字一丈大，當有稜角垂光芒。回頭卻看元叔綱，鼻涕過口尺許長。”（見人民文學出版社本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218頁、中華書局本《元好問詩編年校注》1351頁）常山是號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之弟，白的父親與元好問交好，曾在使元之前，把七歲的白樸托付給他，這是研究戲曲的人知曉的；詩題的“妷”，就是“侄”字（按，此字應作“姪”，不知是從誰誤寫作“侄”，遂相沿不改，“侄”的本義，是“堅固”，見《廣雅疏證》卷一下），此詩是元好問誇友人的兒子的，在結尾處，便用了自己的小兒子——就是元叔綱——來作陪襯。從字面看，這也並沒有什麽，不過是寫小孩拖鼻涕，有一尺來長，但其實呢，這不是寫實的話，而是暗中用了典故，只是為元集作注的學者，沒能“挖出腳跟”。“鼻涕尺許”之語，是見於漢王褒《僮約》的：“讀券文適訖，詞窮怎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據嚴可均輯《全漢文》卷四十二）《僮約》是有名的所謂“文章遊戲”，在古之讀書人，也是有名的故典，但時過境遷，今日卻又不同了。我見到別有一例，就是龔自珍的《行路易》：“大藥不療膏肓頑，鼻涕一尺何其孱！”（上古本《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冊26頁）也是用了此典，學者也是從眼皮下滑過，沒覺察它的來歷，而失注了。
鼻涕的另一典，是懶殘和尚的事，黃庭堅有一首詩，題作《次韻元實病目》，就用到了它：“君不見嶽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任淵注：“潭州南嶽福嚴寺，有懶殘岩。按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功夫為俗人拭涕耶？’”（中華書局本《黃庭堅詩集注》，第二冊676頁）懶瓚就是懶殘，其人的事跡，見於《宋高僧傳》卷十九《唐南嶽山明瓚傳》。但傳中隻記了那個當著鄴侯李泌撥牛糞火煨芋的事，而不載此，後來圓悟克勤的《碧岩錄》中則有之，卻又是山谷的身後書，是山谷所見不到的，任淵亦未出書名，不知所據何本（按，《新唐書·藝文誌》有《高僧懶殘傳》一卷，疑或當載之）。儘管如此，其為詩家的樂用之典，則是無可疑的。山谷之後，用此事最多的人，是“猶及識庭堅”並借以自高的釋惠洪，如《石門文字禪》中，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寒涕”、“拭涕”，可謂不厭其煩。日本人的《注石門文字禪》，在卷六《次韻遊衡嶽》“拭涕師懶瓚”句下（中華書局本，上冊416-417頁），隻引了《林間錄》。《林間錄》也是惠洪著的書，自非此典之朔。另外江西詩派的批評家方回，有一首《雜書》詩：“鼻涕垂頤銀竹凍，腦脂遮眼黑花飛。”上句“鼻涕垂頤”，也是用了此事，這一定也是山谷的影響。其下句的“腦脂遮眼”，是錢鍾書喜用的，則語本韓愈《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
二
說到韓愈，不能不提他的《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綠淨”一句，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引朱彝尊《批韓詩》雲：“獨造語，語境俱佳。”（上古本，上冊272頁、274頁）
其實，此語決不能算“獨造”，在今天讀來，也當不得一“佳”字。原因有二：第一，見了乾淨水，便生起吐口水之念，雖是從反面著筆，也屬於“思想不純”。第二，這句詩是有所本的，不是韓愈的創辟。杜甫《丈人山》：“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這是寫愛之之意，而從唾字落想，先於韓詩。但杜詩亦有來歷。仇兆鼇的注引曹丕《雜詩》：“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又複引《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見中華書局本《杜詩詳注》，第二冊826頁）所謂《智度論》雲雲，是誤讀。按《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十九有一節雲：“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誤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卻。”周叔迦等注雲：“此段出處待考。”（中華書局本，第3冊1238頁）也就是說，此節出於何書，在專門的學者，也不得而知。檢《大藏經》中的《大智度論》，其中也並無此文。一般清朝的學者，是不讀內典的，如為王摩詰作注的趙殿成，就因為疏於佛書，而只好去請教王琦，便是一個顯例。仇兆鼇自也不例外。《四庫提要》中且批評他“摭拾類書”，他的學問，略可想見。那麽他的這條注，是從何撏撦而得呢？稍一披檢，就知是本錢謙益的注而來。《錢注杜詩》卷四《丈人山》詩，正引了《智度論》，不多不少，也是十三個字（見上古本《錢注杜詩》，上冊124-125頁。按，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二、楊倫《杜詩鏡銓》卷八亦引《智度論》，也是沿錢注的）。在錢氏之前，為杜詩作注的，從無人引這幾句。錢氏為一時通人，其能讀佛道二藏，為世所知，此注則是轉引《法苑珠林》的，可惜他看書太快，誤連了書名。《法苑珠林》的此處引《智度論》，隻引了一行，下面便是引《西國寺圖》《涅槃經》的，“不唾僧地”四字，與《智度論》之間，已經隔得遠了。後來被錢鍾書許為“通人”的晚清的裴景福，在《河海昆侖錄》卷四又雲：“杜詩‘不唾青城地’，本《大智度論》。”其實，裴景福又哪裡讀過《大智度論》！他之發為此說，也不過是拾了前人的唾餘。根據《法苑珠林》的上下文，可知“不唾僧地”雲雲，是講僧伽戒律的，仿佛《曲禮》的“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之戒。所以與杜詩也許無關。
仇注所引的“千里不唾井”，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井不反唾”條有所考，雲是“古語”：“不跨井灶，儒者行也。《玉台新詠》魏劉勳妻王宋詩雲：‘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蘇鶚《演義》引作‘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當是古常談。唐李匡乂《資暇集》雲：‘諺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引杜詩注諺雲：‘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時亦有此諺。”（《俞正燮全集》本，594頁）在俞正燮之前，還有宋人的《演繁露》《西溪叢語》，都有論及，也都可以參考。
在詩中同寫及唾的，李白較之杜甫，可說佳妙多了：“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妾薄命》，中華書局本《李太白全集》267頁）這樣的句子，豈止壓倒“土氣息、泥滋味”的老杜，大概它也是中國詩中寫唾的最好的句子！比起韓愈的“綠淨不可唾”，自也在九天上。你想象不出還有別的更妙的“臭腐化為神奇”的手段了。當然了，太白也有所本，那便是《莊子·秋水》的：“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莊子》的文字本妙，太白更是增冰出藍，語妙天下！錢澄之《與雲間張寄亭論李杜詩說》比較李、杜之才，有雲：“在當時，杜之氣往往為李所奪，其贈李諸詩，或至不能成語，則以李才非杜所可及，而杜惟以學力勝之。”（《田間文集》卷八，黃山書社本）若以寫唾之詩驗之，你不得不承認，錢田間的揣說，是道著了痛處的。
而較唾字更為穢俗的，則是痰字。王羲之的所謂《乾嘔帖》：“昨還殊頓，匈中淡悶，乾嘔轉劇。”（據嚴輯《全晉文》卷二十六）宋人的《東觀餘論》卷上《法帖刊誤下》雲：“‘淡’古淡液之淡，今人以‘淡’作‘痰’，非也。”（《津逮秘書》本。按，楊慎《丹鉛總錄》卷十五“法帖用古字”條襲之，而誤為《初月帖》。《餘論》又以此帖為唐人作）可見宋人已用痰字，而用古字的“淡”，眉睫之間，便覺潔淨許多。其實凡衛生之事，後必勝於前，今必勝於古，所以古人的生活，比之今日，其大為不及，是無可疑的。而隨風唾於地，在古人，也就沒那麽惹厭。即使是吐痰，在近代以來，有時也還算一種趣事。如日本人矢原謙吉的《謙廬隨筆》“何遂臧否人物”條所記：“何（遂）又告余：中委覃振，以多痰著稱，每有集會，輒聞其痰聲呼呼然。故汪兆銘贈以一雅號曰：‘呼圖克圖。’”“覃之吐痰藝術，實遜譚延闓多多。蓋譚亦每議必咳，但咳時頗有分寸，層次分明，絕不混淆。故汪兆銘贈以‘恩克巴圖’之名。顧名思義，實勝覃振之‘呼圖克圖’遠矣。”（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本，121頁）覃振與譚延闓一樣，也是湖南人，在當日同為黨人中的名士，不意其有此種事。兆銘就是汪精衛。孫中山說中國人的脾氣，是：“隨意吐痰，自由放屁。”我猜在中山先生，也許也是見多了名士派的同志，所以有此一聯。此外我還讀過一本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偉人與大國》（Menschen und Mächte），其中有一處，是記他與鄧小平晤談的：“在講話時，他幾乎是不間斷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並且很藝術地使用離他一米多遠的痰盂。吐痰時頗有響聲，但看起來像是一種享受。”（據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283頁）唾而如此“精準”，得無得力從前的射擊訓練？這似乎是可以研究的。儘管如此，在古詩而描摹“吐痰”，那終是不相宜的。所以吐痰之詩，只能作打油體，而如某禪師詠雪——天地間有數的妙物之一——所雲：“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岀，便是化痰丸。”（見《柳南隨筆》卷三）真是墮入惡道，可以作三日惡！
三
韓愈能“以醜為美”，不僅在作詩，其古文亦有之。其《進學解》中，即有如是語：“玉劄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53頁）“牛溲”就是牛尿（見中華書局本《五百家注韓昌黎集》718頁，馬本無注。按，《漢語大詞典》第六冊233頁以為是“牛遺”，“牛遺”為車前草，亦即《詩經·芣苢》中之“芣苢”，而據《證類本草》卷六、《本草綱目》卷十六，車前雖名“牛遺”，卻並無“牛溲”之稱，“牛遺”作“牛溲”，古無是說。韓愈作文，有如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歷”，安能妄改藥名，為此湊筆？且“牛遺馬勃”四字，本自能對，又何必改卻，別生葛藤？若雲與後之“待用無遺”之“遺”字犯重，則《本草》中自有牛膝、牛扁，不難取為對語，即嫌平仄不葉，亦別有“烏頭”，《莊子》所雲“其實堇也，桔梗也，雞㢕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烏頭即“堇”，其語有所本，不失典則，自堪作配。不僅此也，車前之為藥，固然普通、不名貴，卻非賤之甚者，與韓文之語勢，亦並不帖合，《大詞典》之說誤也），《證類本草》卷十七雲：“黃犍牛、烏牯牛溺，主水腫腹脹腳滿，利小便。”（《四部叢刊》本）“主”就是主治。這是牛尿入古文的名句。以馬屎入文，我記得起而語又名雋的，則是晚明的王百穀致馬湘蘭書劄中的：“丹陽道上，塵高於馬首，馬矢與吳大帝陵齊。有湘君畫蘭在握，便覺清芬灑然，不知行旅之困。”（《屠先生評釋謀野集》卷四《與馬姬》，見《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一百七十五冊《王百穀十九種》，412頁；“馬矢”之“馬”字原脫，據明人輯《翰海》卷二補）“馬矢”的“矢”，即屎字。
《證類本草》封面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吳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始（吳）質為單家，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裡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裡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中華書局本，第3冊609頁）“溺”即尿字。吳質是曹丕的好友，其所欲溺之鄉，便是山東濟陰（今屬菏澤市）。這是尿事見正史的著例。“溺攢”之“攢”，宋本作“欑”字，據鄧之誠的說法，此物即是尿桶（見《鄧之誠文史劄記》69頁；按，《三國志校詁》130頁訓為“汙灑”，作動詞用，非是）。我認為是正確的。李詳《藥裹慵談》卷一“阮芸台太傅引接後進”條，最末一句：“揚郡人才，鹹成由公手，不似後人專以鄉裡為溺攢也。”正是用這個典。正史中的屎典，最為滑稽的，必數《宋史·賈黯傳》：“（賈）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己，以人噉之。在開封，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中華書局本，第29冊10018頁）“”是屎的古字，見《說文解字》。賈黯為仁宗朝狀元，其啖人以屎，在正史中無第二人。但此種荒唐事體，是否可以入詩，我就不敢懸揣了。
若牛、馬屎作牛矢、馬矢，各有出處，在宋以後的文人，也是寫入詩中的。只是沒那麽多。如劉攽《古意》：“牛刀割雛雞，未足為深恥。奈何狐父戈，資以斸牛矢。”“以狐父之戈钃牛矢”，見《荀子·榮辱篇》。又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一：“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舒嶽祥《十蟲吟》之七：“蟲有轉丸蜣，雙角牛怒張。生子牛矢中，轉圜技所長。”都是。“馬矢”二字，見於《左傳·文公十八年》：“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明清詩人用此語的，如吳偉業的《汲古閣歌》：“當時海內多風塵，石經馬矢高丘陵”，《蘆洲行》：“只好負薪煨馬矢，敢誰伐荻上漁舟。”《遣悶》六首之六：“百王遺文棄如土，馬矢高於瞿相圃。”《詠拙政園山茶花》：“荊棘從填馬矢高，斧斤勿剪鶯簧喜。”吳詩是專講優美的，連他筆下也不避，可見馬矢之於詩，是無妨的。有很多的俗語，因為有經典的來歷，化去了俗氣，而別具一種趣味，詩人也就取之入詩，為我所用了。馬矢、牛矢，可以作如是觀。
四
以登廁之事入詩，推李商隱的一首最有名，其題曰《藥轉》：“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臥繡簾中。”（上古本《玉溪生詩集箋注》，下冊560-561頁）在義山詩中，這也是最引起爭議的名篇之一。大概是朱彝尊最早以此詩為寫入廁事，何焯又繼之，馮浩則不同意，以為是寫“閨人墮胎”。另有許多別的解釋，但主要的說法，為此二種（可參觀《類纂李商隱詩箋注疏解》第五冊3937-3940頁）。近現代的李商隱詩專家，葉蔥奇是從朱何說的，劉學鍇則從馮說。而在台灣的文人，高陽寫過《釋〈藥轉〉》（見《高陽說詩》），說是登廁；蘇雪林作《論李義山〈藥轉〉詩》（見台灣商務本《玉溪詩謎正續合編》附），則堅持是墮胎，並且推進一步，考了墮胎的是誰。蘇雪林的“考據”，仿佛紅學的索隱派，說來頭頭是道，其實不值一駁。我認為，據頸聯的連用兩個廁事之典（上句指孫皓把金像放在廁中執籌，下句指王敦在石崇廁中吃棗子的事，下句所用之典，本《白氏六帖》。長籌即廁籌，是拭穢的木枚，唐人例用此物，見《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卷二十八），這首詩的題旨，是斷乎不能往墮胎上牽扯的，也不能是寫別的。我們都知道，李商隱是中國詩的用典的大師，如果他真寫墮胎，為何不使墮胎之典？用廁事而寫墮胎，這豈是義山之筆？
蘇雪林《玉溪詩謎正續合編》封面
蘇雪林《論李義山〈藥轉〉詩》一文
其實，題目“藥轉”之“轉”，就是唐人所說的“便轉”之“轉”（參觀蔣禮鴻《義府續貂》60-61頁），換言之，也就是元人的所謂“出恭”。歷來的注家，把它解作道書的“上藥有九轉還丹”之“轉”，是錯認了的。唐代的醫書裡，如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焦虛實”雲：“治下焦虛寒損，或先見血、後便轉，此為近血。”“治下焦虛寒損，或先便轉、後見血，此為遠血。”（人民衛生出版社《校釋》本，441頁）就是作此解的。而王燾《外台秘要》卷二十“療上氣大便秘澀方”雲：
右三味搗篩，以醬汁和之，令得相著，作甕（《外台秘要按語》38頁程衍道按雲：“甕，汲水瓶也。此處用一‘甕’字，未詳何義。”據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華夏出版社的校注本，並以為“兌”字之訛，“兌”異體作“兊”，形近致誤，說較是）可長一寸餘，如指大，兩頭尖，仍以薄綿褁（同“裹”）之，於風日中暴令少乾，內下部中。時易之，不過一兩易，即有惡物下，氣上囗（此字原為墨釘，校注本並誤去之）即定，亦下食。內藥痛時少須忍，如深內少頃，亦不大痛，急出時物即出。痛忍之不得，後可便轉，時出膿及惡物多，大便不澀停之。（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558頁）
《外台秘要》封面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更是足資詳悉唐人的藥轉之事，而為一確證。因為《藥轉》之寫登廁事，不是普通的“便轉”，而是先因為便秘，後乃用藥以通解之的“便轉”，也就是次句的“換骨神方上藥通”，“通”便是“通便”。《外台秘要》的這一節，提供我們知道，唐代的人在便秘時，是如何法用藥的，這也是歷來注義山詩的專家所不知曉的。《秘要》的“內下部”“內藥”之“內”，即“納入”之“納”，納則痛，痛則須忍之，這種種的細節，大可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由此可知，義山之為詩人，竟也吃過這等苦頭，思之可發一笑。
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有一大段，是討論“便轉”的戒律及造方便處的緣起的，讀來亦有意思，不妨詳引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絜，花果樹下，而遣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蒭，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蒭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於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蒭以緣白佛，佛言：“苾蒭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製已，諸苾蒭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蒭以緣白佛，佛言：“苾蒭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蒭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蒭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荊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陀，複以大便汙他菜園，佛製苾蒭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蒭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蒭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諸苾蒭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蒭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據《中華大藏經》本，第三十九冊79-80頁）
義淨法師是譯律部經籍的，在唐代的譯師中，僅次於玄奘。他於玄奘也很景慕。“苾蒭”亦作“苾芻”，就是比丘，也就是和尚。“便利”是大小便，也就是“便轉”。此處的討論，不免冗長繁瑣，卻也見得佛家於講究衛生，是如何的精嚴！而《水滸傳》中的魯智深“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其為眾僧所深惡痛絕，也就可以理解了。至於批《水滸傳》的金聖歎，據說也因在“街心遺矢”，而招致殺身禍的，那也許是人捏造的，未可以當真。
關於廁籌之事，我還想起明代的刻薄鬼胡應麟，造了一個惡謔，不妨一提。胡的《甲乙剩言》中，有“廁籌”一條雲：“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為嘔穢（按，‘穢’當作‘噦’）。’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為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為奈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複笑曰：‘請為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皇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廁籌、瓦礫均也。不能不為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為噴飯滿案。”（《寶顏堂秘笈》本）如此不堪語，而施之於“神仙中人”的鶯鶯，可謂殺盡了風景！
五
最後，附帶講一個不那麽肮髒的，而又每每入詩之物。《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中記毛澤東：“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麽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可能也非得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面前松下褲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卻這樣做過。”（據董樂山譯本，69頁）所謂“寄生物”（原文為some guests），必是蚤、虱之類，別無其他。
作者一定不知，我國古代的大名士，多有捫虱的習氣，譬如王景略。《晉書·苻堅載記》附《王猛傳》雲：“（王）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乾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中華書局本，第九冊2929-2930頁）這也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捫虱的故典。周作人甚至說：“王猛的名譽，一半固然在於他的經濟的事業，他的捉虱子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見《知堂文集·虱子》）而晚於王猛七百年的王荊公，其本人平生極得意的一聯詩，便是——“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大概也是我國捫虱的最有名的一聯詩了，正好也是姓王的做的。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雲：
蔡天啟雲：“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雲，公但得此一聨，未嘗成章也。（何文煥輯《歷代詩話》，406頁）
我們都知道，王安石的為人，是最為肮髒不過的，那篇偽造的《辨奸論》中所說，“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形容得最是恰好，而《說郛》本《遯齋閑覽》中載其軼事：“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須，上（按，謂神宗）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見《說郛三種》，第一冊553頁、第四冊1188頁）所以他的寫虱子，肯定是寫實的。後世對他的這兩句詩，有很多的批評。明初人的《草木子》，還認它是“警語”；後來的王弇州，就看不大上眼了：“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見《藝苑巵言》卷四）弇州於寫字是“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他的評詩，也一向目高於頂，看不起宋代人。一到清代，譏刺之聲就更刺耳。如謂：“‘山’能‘捫虱’，‘鳥’能‘挾書’，成何語耶？”這是趙翼的輕蔑，見《甌北詩話》卷十一。“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其平生最得意句雲：‘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這是袁枚的侮弄，見《隨園詩話》卷六。袁枚的這種“刻薄法”，是從宋人來的。《六一詩話》中記呂蒙正為胡旦所謔雲：“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雲：‘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又記梅堯臣論雲：“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詠詩者》雲：‘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說者雲：‘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歷代詩話》本）《東軒筆錄》卷十五又雲：“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中華書局本。按，《全宋詩》第七冊4392頁錄此二句，而據《詩人玉屑》，“更忙”作“要忙”，亦嫌欠妥帖）“登溷”即是登廁。《聊齋志異》卷七《仙人島》中那位“顧盼自雄”的王勉所誦得意之聯：“一身剩有須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被意中人芳雲誚為：“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芳雲的解頤語，真是聰明極了，比起王勉之詩，要見性靈得多。可是她的批評法，也是仿擬宋人的。袁枚之譏荊公詩，正是如此。趙翼的話，則是有意的編排。荊公的此聯詩，不過是“在青山捫虱而坐，聽黃鳥挾書而眠”，隻省掉了幾個字。因為古詩的語法，不及文的講究嚴格，這在從前讀者，是早已慣了、心知肚明的，何至引起趙說的那種誤解？只有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所言：“人皆以為名語，吾老死不能解也。”（《清詩話續編》本）才是“不知為不知”的老實話。時至今日，身上沒虱子的我們，若不覺得好，那再也正常不過了。《石林詩話》中標舉的荊公另一聯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置於目前，一加映照，就更妍醜立判。
是的，我們閱讀古詩，有時不能欣賞，那並不都怪我們，所以很不必為之慚愧，自以為沒眼光。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序》中說：有些古代的作品，“就仿佛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它們發出舊日的光焰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本，20頁）。所以如此，那也不過是社會生活發生了變遷，“大力者負之而趨”，有些行為，必然不再引起美感，文學欣賞的口味，於是就跟著煙消雲散了。這幾乎就是一條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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