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NHK、《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報導，著名日本研究學者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2月24日於日本東京去世，享年96歲。
著名日本研究學者唐納德·基恩
基恩堪稱當今西方世界對日研究的第一人，是繼費正清和賴肖爾之後西方學界對東方研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研究領域又不同於兩位前輩，他是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切入，所研究的領域是後者沒有覆蓋的。多年來，我一直留意基恩的學術動態，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我幾乎一種不落地全部收藏了。
基恩1922年生於美國，在二戰期間開始研究日本，最初的原因十分偶然。他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原本想學習中文，並且有過一段中文學習經歷，但後來因為一位關係要好的日本同學邀請他在假期去了一趟東京，這次旅行改變了他對日本的印象，也讓他從此走上了一條研究日本的“不歸路”。
學術生涯：在西方與日本之間搭建橋梁
在歷史上，美國人與日本人打交道比較少，雖然有佩裡的黑船來航，但日本是一個迥異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美國人對日本和日本文化並不“知根知底”。因此，二戰期間，在美國白宮的協調下，發動了一批美國學者進行日本研究。比如，《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她針對當時在加州的日本人隔離營中的戰俘進行田野調查，而基恩則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接受美國海軍部的征召，參加在加州伯克利舉行的日語集訓。
集訓主要是因為美國預測到日本即將戰敗，基於戰後如何統治日本的問題，美國開始了一系列對日戰略政策研究。在當時，美國懂日文的人極少，據說全美只有50來人，而基恩是其中之一。他以軍人的身份參加了對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戰俘的審訊，但文人的性格底色，讓他非常厭惡這份工作。他內心充滿掙扎，但這畢竟是軍方交代的任務，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完成任務後的第一時間，基恩就辭掉職務，跑到京都大學留學，但實際上當時美國軍方很希望他能留下來繼續服務。
基恩的日本研究生涯非常漫長，也確實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的研究以日本文學為中心，與日本文壇上的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司馬遼太郎、安部公房等文學家和思想家交往密切。他與司馬遼太郎關於日本文化的對談，是日本研究的經典名著；而三島由紀夫在臨終前，甚至把手稿和信件轉交給基恩保存。雖然，基恩在日本文壇是一個外來者，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包括三島由紀夫在內的許多日本作家，都有強烈的在西方揚名的願望，如果能有譯著在英語世界出版，那就意味著名聲被世界所知，而基恩在西方與日本之間，充當了一座堅實的橋梁。
當然，基恩並不滿足於跟作家私下觥籌交錯式的交遊，他還是希望通過文本的深入閱讀與理解來進行研究。他推出了皇皇十五卷的《日本文學史》，這不僅在美國，即使在日本本土，也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為其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學術地位。但他對日本的研究不止於文學領域，還對日本的許多民間藝術，比如歌舞伎、能樂等都有所涉獵。他在日本文化各個領域中自由穿行，作為一個美國人，卻能以一種非常近似於日人的內部視角，來體驗和閱讀日本各個時代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最大限度地逼近了日本人的美意識，並且把這種美意識以自己的方式呈現給世人。
從20世紀中後期開始，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對任何對日本文化和文學有興趣的人來說，基恩的著作都是一個醒目的存在。作為文學研究者，他跟作家本人的交遊完全是平等的，他與許多作家都有通信往來，這些通信以後或許會整理出版。他手中的關於這些知名作家的資料，對他的文學理解和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他的研究深度遠遠超越一般的純粹作為第三者立場來研究日本文學的學者。
此外，他在晚年為明治天皇撰寫的傳記《明治天皇》，也是一個非常醒目的學術路標。基恩曾說，他對日本文學研究的學術目標已經完成，想偏離“主要目標”，去欣賞文學以外的曼妙風景。於是，他給自己定了寫一部人物傳記的目標，思前想後，把這個目標定在明治天皇身上，因為學界對明治天皇的研究很不充分。日本人雖然有一些明治天皇的傳記，但囿於對皇室的各種禁忌和避諱，給世人呈現的明治天皇形象非常模糊。而西方人對明治天皇的研究又很有限，基恩通讀了所有關於明治天皇的資料，包括皇室的資料，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這部作品是他在文學之外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命後期最重要的作品。
日本人民的“老朋友”，災難後的“歸化人”
基恩在戰後非常喜歡日本，他一直住在東京田川附近的一座公寓裡，跟日本保持著既親密又若即若離的關係，幾十年如一日。他每年在紐約與東京的時間各佔一半，進行著他的學術研究和觀察。
2011年，日本爆發了“3·11地震”，引起海嘯和核泄漏，面對這樣的巨大災難，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飛走了，覺得日本是一個毒島，但基恩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日本研究者，不能只是監視者，而需要換一種形式來重新定位他與日本的關係。經過嚴肅審慎思考，他提出申請加入日本國籍，並且把名字改成“鬼怒鳴門”，這一年，他已89歲。他以一種決絕的方式，來表現自身對日本文化的“歸化”。在日文中，加入日本籍被稱為“歸化”，但就這個詞所體現的文化意義而言，或許沒有人比基恩的入籍更符合這個詞的本意。
同時，日本人對基恩也非常尊敬和感念，覺得他才是日本人民真正的“老朋友”。一般來說，日本接受歸化有嚴苛的條件，年逾90的歸化者在日本尚無先例，但對基恩的申請，日本的層層官僚系統一路綠燈，沒有任何阻礙，他只是提出一個意願，就馬上實現了。基恩是基於一種徹底的認同和強大的文化召喚而投身其中，他讓日本從戰後被妖魔化和與美國高度對立的狀態中走了出來，並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逐漸被世界所接納。此後，他作為一個日本人活躍在日本媒體上。
到今天，日本成為一個在政治上隸屬於西方，但又擁有迥異於西方的異色文化的國家。日本文化能夠在當今世界受到如此廣泛的接納與歡迎，其中有基恩的一份巨大貢獻，這是日本人也知道的，所以在日本新潟縣建立了一座基恩的博物館。日本為一個在世的文化人，而且是一位外國人，建紀念館是前所未有的案例。這些年，我收藏了很多基恩的圖書、照片和文本，但一直沒去參觀過這個博物館，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口述：劉檸 採訪整理：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編輯：董牧孜 校對：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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