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150周年：“病孩兒”的誕生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頒布“五政複古”詔書，標誌日本開啟近代化政治改革。與此同時，“洋務運動”正在中國推進，當朝政府希冀通過引進西方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維護統治。

16年後，中日在黃海大東溝發生海戰，次年中國全面戰敗，被迫簽訂中日《馬關條約》。77年後，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直到今天，我們仍在追索這100年間日本何以成為今天的日本，而這段歷史對我們又有哪些啟發和警示。

正如許知遠在導讀中寫的那樣：“倘若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追求富強之道的同時，也能意識到日本模式所蘊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國之路或許會變得不同。”

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1853-1964》是了解這段歷史的一個絕佳選擇。這本書囊括了一百年間發生的所有關鍵歷史轉折點：從倒幕運動到東京審判，從明治維新到東京奧運。

本篇微信節選的是其中的第二章《文明開化》，講述了從明治天皇頒布新憲法到天皇駕崩時日本社會經歷的複雜變換。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之時到2018年，150年的歷史仍如鏡面一般映照著當今時代的變遷。伊恩·布魯瑪延續了《零年》的寫作風格，將歷史變成長短鏡頭交錯的紀錄片，每一個細節都意味深長。

2020年，東京這座城市即將迎來第二次奧運會，成為亞洲唯一一個舉辦至少兩次奧運會的國家。今晚重讀日本，看看明治時期它在“既想邁向現代，又不願冷落傳統”的困境中，走向了何方？

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到東京。來源:"Le Monde Illustre", February 20, 1869.

文明開化

文 | 伊恩·布魯瑪

摘自譯叢024《創造日本》第二章

1.

第一部憲法

據傳，2月11日是日本神話裡首位天皇建立皇權的日子，日本特意選在1889年的這一天紀念其“名正言順”地躋身強國之林。一個煥然一新、與封建時代徹底決裂的日本將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部憲法，落實“文明開化”這一明治時期的主要口號。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口號，略晚些流傳開來，這個口號便是“富國強兵”。不過這還是後話。說到天皇，他像神賜禮物一樣將憲法施予臣民。圍繞這一重大事件而舉行的儀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種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國人多以其名“睦仁”稱呼）便穿上古製朝服，遁入東京皇宮的神社內室中，向列祖列宗稟告了新憲法的事。他解釋道，這份檔案符合“文明進步”的精神，旋即話鋒一轉，勸諸位先皇不要擔心，說新憲法定會維系皇權的世代傳承。還不光是維系，明治維新——抑或是明治維新的政治宣傳——的意義就在於，它“複辟”了遠古形態的日本皇權。

明治天皇署名

來源：「禦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憲法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029699）

繼1868年政府許諾頒布憲法以來，日本人總算有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十年來，舉國上下的人都對新憲法的性質和可能的內容議論紛紛。民權和自然權利活動家發表倡議，撰寫草案。同阪本龍馬一樣，植木枝盛也是來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寫了一首歌，鼓吹主權在民，其中幾句歌詞激情澎湃：

讓我們為憲法而奮鬥！

為盡早實現民選議會而奮鬥！

前進！前進！吾國的人民，

讓我們推動自由和民權！

然而，實際頒布的憲法卻言辭模糊，且完全將國家主權置於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禮服和高帽，以及東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現代紅磚樓，憲法披著光鮮亮麗的西式外衣。立憲者借鑒了普魯士憲法，為的就是讓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現代化民族國家，那些賦予美國人和歐洲人在日特權——譬如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總算可以壽終正寢了。

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向某個外國京畿看齊，這一舊戲碼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況有變：巴黎、倫敦、柏林和華盛頓取代了中華帝國歷朝古都的地位。

伊藤等寡頭大多出身薩摩和長州兩藩，1868 年維新之後，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周遊列國，為日本挑選合適的政治思想。

一行人前往歐洲和美國，研究英美模式，並滿懷感情地造訪了荷蘭這個日本“最久遠的朋友”。儘管對美利堅的國力讚歎不已， 也感念於美方給予的禮遇，但美式民主令他們惶恐不安：看著實在是太混亂了。因此，在聽到旅德日本僑民說還有區別於英美、更適合日本國情的政治模式時，伊藤等人長舒了一口氣。

不過，並非人人都傾向於師從德國。明治維新著名先驅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國式的憲政思想，但這條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險些死於暗殺，刺客和殺害森有禮的凶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種一片“赤膽忠心”的狂徒。

由此說來，以明治憲法的定義來看，日本民主從一開始便如“病孩兒”。德國和古代日本的專製思想構成了新憲法的靈魂。但從長遠看來，最大的隱患還是來自法條的模糊性。天皇雖被賦予絕對統治權，但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大統領，也不是類似歐洲君主那種獨裁者。按理說，天皇不應直接參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駕於世事之外，委託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義制定決策。與此同時，日本武裝力量效忠的卻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這就造成了一種垂簾聽政的政治生態，躲在幕後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權，個體無需為其行為承擔最終責任。

浮世繪: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行

（Illustration of the Ceremony Promulgating the Constitution） artist unknown 1890

2.

武士之靈與現代化

從某種角度來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並未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過大的話，會顛覆漸進式的經濟政策。

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已經踏上通往現代市場經濟的路線：法律廢除了階層等級之分，農民能夠擁有土地，財產可自由買賣，一些壟斷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業制度。雖說是自由企業，實則從未脫離國家乾預。正如明治口號所言，維新的目的不僅要“富國”，還要“強兵”，這就意味著政府要扶持增強軍力所需的戰略行業。

早在幕府將軍統治末期，日本人在歐洲專家的幫助下，就已著手建造蒸汽輪和加農炮。日本首座鑄鐵廠誕生於1857年，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將官營紡織廠、鐵路、水泥廠等產業變賣給私營企業主後，日本才迎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波工業繁榮。也就是說，日本的工業革命要晚於英國，但也隻比德國略落後幾年。

由於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膽量涉足現代企業，日本工業財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幾家公司手裡，它們很快成長為巨大的工業聯合體，亦稱“財閥”。舉例而言，三井在江戶時期還只是一家織品店，後來發展壯大為集銀行、貿易公司、煤礦、化工廠等諸多產業於一體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財閥三菱剛開始只是一家規模很小的輪船公司，到了20世紀30年代，卻已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業“巨無霸”之一。

它們的發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詳。官僚、政客和商界領袖編織起一張綿密的關係網，他們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是靠鼓勵大企業放開手腳在市場上競爭，而是通過制定戰略方針，提供政府補助，以及簽訂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

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爾傑筆下的人物。鄉下小子背井離鄉、在大城市出人頭地是明治時期小說家最青睞的主題。

不同於美國的是，個人財富在日本得為國家需要讓路。正如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經濟同政治一樣，都是民族主義事業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經濟上，明治日本已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來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專屬領地，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頭”。他們精明強乾、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聰慧過人，但死死守住權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確保了民主自誕生之初便會遭到扼殺。

岩崎彌太郎（ いわさき やたろう）日本“第一財閥”三菱集團創始人

3.

維新之怪現象

“文明開化”這句口號向來是文化意味重於政治意味，強調的是氣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舉足輕重。

明治時期流傳過這樣一句嘲諷式民諺：“敲敲短發蓬松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響起來。”似乎某人梳著歐式髮型便是其出身顯貴的象徵。部分明治長官人發自內心地認為，要是打扮成歐洲人的模樣，就能說服西方列強放棄不平等條約。

明治時期的啟蒙開化運動，既有幾分裝腔作勢，又讓人肅然起敬，同時也不乏荒誕色彩。即便是出於為現代化過程披上一層本土論外衣的考慮而去創造、復甦一些遠古或近古風俗，人們也在有意識地排斥和湮滅不久前的一段歷史。

倘若這段歷史在西方人眼裡顯得輕浮佻薄、下裡巴人的話，這種意識便分外強烈。舉例而言，歌舞伎曾是低俗淫樂區裡一道鮮活的風景線，經過改造後，已無傷風化，成了一門越來越死氣沉沉的經典傳統。1872年，歌舞伎大家九代目市川團十郎在東京為新劇院揭牌時，沒有像過去那樣身著華麗和服，而是一套燕尾服，配以白領結。他在演講中指出：“近年來戲劇作品汙穢不堪，散發著粗鄙和下作的氣息……對此我深感悲哀，在和同事商量過後，我決心清腐去朽。”

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戶末年煙柳巷的臭氣，就在為其“除臭”的同時，西方戲劇被引入日本，以達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這一領域的先行者之一是川上音二郎，他做過警察，為人激進。1901年，川上帶著妻子貞奴在歐美巡回演出。貞奴本是藝伎，據傳做過伊藤博文的小老婆。夫婦倆向如癡如醉的西方觀眾呈現了並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頭又向如癡如醉的日本觀眾呈現了同樣不正宗的西方戲劇。有一幕令人記憶猶新：東京的劇院裡，飾演哈姆雷特的川上把自行車騎上了舞台。在觀眾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車一樣，都是新奇、現代的洋玩意兒，因此川上此舉並無任何不妥。

明治時期的另一大怪現象是民間饕餮食肉之風漸盛，這一舉打破了佛教食齋的戒律。彼時的佛教正處於谷底，維新後的最初幾年裡，神道教狂熱教徒四處打砸佛教廟宇，意圖滌清日本殘存的傳統中國文化勢力。追本溯源，吃肉的風尚始於福澤諭吉這位明治時期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曾宣稱肉食可以強壯日本人的體魄。很快，吃肉就因為其“開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一個世紀之後，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在談到明治時期的那股假正經之風時，依舊是氣不打一處來。針對在公共場合裸體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難堪的行為制定禁令，背後動機主要是生怕外國人的責難，倒不是國人自己變含蓄了。三島將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準備接待客人而焦慮的家庭主婦，將普通日用品藏入櫃中，脫下平素穿的便裝，希望整潔無瑕、一塵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讓客人開開眼界”。

《梅園唱歌圖》（Illustration of Singing by the Plum Garden）Toyohara Chikanobu 1887

4.

走向德國路線

國家統一、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達爾文式抗爭、種族活力，這些均是19世紀的主旋律。

寰宇之內，新國家相繼成立，全新的國族認同應運而生。圍繞這些話題，各國內部爆發了激烈且具有鮮明國別性的辯論。法國反動勢力依舊渴望複辟舊制度（ancienrégime），但是共和製的“國族觀”已經在法蘭西的土壤裡生根發芽。決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權利，而非族群或信仰。

英國公民身份之獲得也如出一轍，隻不過有別於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個捍衛共同信仰的王權。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維新過去僅僅三年後——才實現統一的德國在定義“國族觀”時卻碰到了難題。許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國境線之外，而國境線以內的德意志邦國還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認同。同明治時期的日本一樣，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國必須打破采邑割據的封建舊體制，形成中央集權國家。一個德國人之所以認為自己是德國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寧說，靠的是德國文化（Kultur）、音樂、詩歌和種族，而非公民身份。

只要你講德語，有德國血統，那麽你就是德國人。由於德國的政治體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場革命仍歷歷在目，俾斯麥和普魯士王公貴戚對黨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們看來，黨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則是潛在的賣國賊。在普魯士皇帝的統治下，國家統一有賴於軍事紀律，有賴於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傳。強大的國力，一靠鋼鐵鑄就，二靠鮮血澆灌。

儘管內部存在異議，明治寡頭還是選擇走德國路線。

這部分是緣於寡頭的武士出身。對這些藩閥而言，政治自由主義或共和思想都是異端。他們清楚一部憲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議製是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門面”，但也力圖解決一個如今依舊困擾許多伊斯蘭國家的難題：既想邁向現代，又不願冷落傳統。

安東·馮·維爾納，《德意志帝國的成立》 1885年，弗裡德裡希斯魯俾斯麥紀念館藏

5.

夏目漱石的警告

夏目漱石是他那個年代最出色的小說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稱，日本嘗試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過快，將面臨一場集體精神崩潰。夏目漱石和福澤諭吉均代表明治時代最可愛的一面。他是一個真正實現了“文明開化”的人，不僅通曉中日雙語，還深諳歐洲文學文化，這番修為不僅在當時少有，就是放到現在也是實屬罕見。夏目是個富有人文精神、具有獨立思想，但內心又十分矛盾的作家。

《我是貓》這部或許稱得上是他代表作的小說就反映了上述所有特點。小說講述的是發生在一名學生和老學究之間的故事。學生管老師叫“sensei”，也就是日語裡的老師之意。師徒屬於不同的兩代人，各自的成長環境和年代在他們中間劃下了一道鴻溝。老師因為對摯友年輕時自殺一事有負罪感，內心一直備受煎熬。同時他還要忍受一種疏離感，因為自己是時代的落伍者。

1912年夏，明治天皇駕崩後，夏目覺得屬於自己的時代也隨之遠去了。他在報上讀到日俄戰爭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將在天皇去世當天自殺。這種追隨主公而去的做法，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顯過時。故事裡的老師也決定自殺。

撇開切腹自殺這一老掉牙的形式，乃木希典大將其實同福澤諭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夏目漱石一樣具有鮮明的明治時代風范。

每張一萬日元紙幣上都印有福澤諭吉的頭像，一千元面值的則是夏目漱石。要是把乃木將軍的肖像也印在鈔票上，讓他知道了怕是會惶恐不已。但是他並沒有被人遺忘，時至今日，仍有人銘記緬懷他。乃木家的老宅依然矗立在東京，一旁是供奉這位將軍靈位的神龕。紀念乃木的公祭每年舉行兩次，分別是他忌日前夕和當天。公眾受邀沿著一條小徑盤旋而上，參觀乃木家的舊宅，要是觀者留心某扇窗戶背後的話，還能辨認出一件血跡斑斑的內衣，它的主人被喚作“最後的武士”。

1984版的1000日元紙幣，上面印有夏目漱石的頭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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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布魯瑪

伊恩·布魯瑪（IanBuruma），生於荷蘭海牙。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和《旁觀者》雜誌記者，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報刊撰寫關於亞洲的政治和文化評論，並曾任教於牛津、哈佛、普林斯頓、格羅寧根等大學。出版的著作有《創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與惡人》《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謨獎”以表彰他“在歐洲對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做出的重要貢獻”，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幫助美國讀者理解亞洲的複雜性而獲得“肖倫斯特新聞獎”。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誌列入“全球頂尖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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