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虛偽有最清醒的認識，卻沉迷於對純真的幻想……“我等待著生命盡頭的停擺，一半清醒，一半執著。”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0期
文 | 本刊記者 李乃清 實習記者 陳梵
全文約9018字，細讀大約需要19分鐘
“本來我也沒想去討好誰。更多的其實是為了啟迪，為了教化。 ”
J·D·塞林格曾在小說中看似不經意地寫過這麽一筆。
1951年，塞林格發表了他最負盛名的作品《麥田裡的守望者》，後又相繼出版《九故事》和以格拉斯家族為主角的《弗蘭尼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它們大都以早熟的青少年為描寫對象。
1965年之後，塞林格沒有出版新作，但他仍影響了全球不計其數的年輕人。
“13歲時我第一次讀到《麥田裡的守望者》，自那以後，我一直都對人說，那是我最愛的書。”（比爾·蓋茨）
“塞林格不負眾望，從小說第一句開始就讓你無比輕鬆。”（伍迪·艾倫）
“塞林格讓我感到溫暖，”作為塞林格的擁躉，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擔任了《麥田裡的守望者》和《弗蘭妮與祖伊》的日語版翻譯。
中國作家蘇童也癡迷塞林格，“也許是那種青春啟迪和自由舒暢的語感深深地感染了我，它直接滲入我的心靈和精神。”
時至今日，《麥田裡的守望者》已在全球售出6000萬冊。《時代》周刊評論，如果有某樣東西將《麥田裡的守望者》與它的年代聯繫起來，那就是16歲的霍爾頓（或許是他的創造者塞林格）的終極譴責：偽君子。這個詞周圍有一整套曖昧的倫理體系，而霍爾頓就是這套體系的哲學創始人。
少年霍爾頓的憤怒、迷惘與狂喜，跨越了時空，引起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共鳴。今年恰逢塞林格百年誕辰，守望青春的讀者們再次向這位謎一般的美國文學巨匠投去關注目光，儘管，生前他是如此拒絕公眾與媒體。
“霍爾頓”
你要是真的想聽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兒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麽過來的，我爸媽在我出生前是乾嗎的，還有什麽大衛·科波菲爾故事式的屁話，可是說實話，那些我都不想說。（《麥田裡的守望者》）
事實上，塞林格本人可沒有什麽糟糕的童年，他兒時的生活波瀾不驚，據說他跟母親特別親，父母和姐姐都昵稱他為桑尼（Sonny，“小寶”）。外人印象中，這孩子“不苟言笑”、“彬彬有禮”，很喜歡一個人走很遠的路。
“當塞林格還是個小孩子時，他在一些公共建築的台階上玩耍，連外地人都能馬上認出這些建築，但是他從來不知道它們的名字。”《紐約客》編輯、塞林格好友威廉·麥克斯威爾（William Maxwell）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和很多紐約人一樣，瑪希（Macy’s）和吉姆貝爾（Gimbel’s）兩個大百貨公司對於兒時的塞林格來說是有著‘神聖意味’的地標。”
1919年1月1日，傑羅米·大衛·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出生在紐約一個猶太商人之家。塞林格的祖父是個行醫的猶太拉比，他的父親索爾·塞林格在一家進口歐洲奶酪和肉類的公司工作，他的母親瑪麗·吉裡奇（Marie Jillich）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為了嫁給索爾，她將頗具天主教意味的名字“瑪麗”改成了聽上去有點猶太味的“米利亞姆”（Miriam）。
塞林格少年時代在幾所預科學校學習，後又到一所軍事學院寄宿。人們猜測，《麥田裡的守望者》中很多描寫都以此為背景。
1930年夏，塞林格參加了緬因州哈裡森的威格華姆夏令營，當年他11歲，網球打得不錯，還參加了夏令營裡的戲劇排演，被投票選為營會的“最受歡迎男演員”。兩年後，父親將他從公立學校接出，安排去參加麥克伯尼中學的面試，那是位於紐約西64街一所收費高昂且很難進入的私立學校。當面試官問塞林格對什麽科目感興趣時，這個心不在焉、自以為是的少年“輕率無禮”地答道：戲劇和熱帶魚。
塞林格確實對戲劇感興趣，在麥克伯尼，他讀書成績平平，對學習既缺乏熱情又不用功，但他參加不少課外活動：為校報當記者，在擊劍隊當領隊，還參演了學校的兩出戲劇，每次還都是反串女角。
同校好友記憶中，塞林格有種“做不合常規之事”的渴望，他喜歡獨來獨往，能花上多得不正常的時間一個人待著。“有幾個小時，他家裡沒人知道他在哪兒或在幹什麽，他只是在吃飯時出現。他是個不錯的男孩，但是那種當你想叫他打撲克時卻不會參加的人。”
塞林格渴望當演員，但父親希望他繼承家族生意，甚至竭力反對他在預科學校裡登台演出。1934年春，學習成績差強人意的塞林格離開了麥克伯尼，校務人員在他的成績單上寫下這麽一小段：“性格：他在我們這兒的最後一年（青春期）受到了沉重打擊。能力：夠用。勤奮：不知此詞為何。”
為了嚴加管教，父親又將他送去以調教少年聞名的福治谷私立準軍事學校（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在那裡，塞林格的生活發生了轉機，除了是第一班和B連隊一員之外，他還加入了合唱、航空、法語、戲劇等多個俱樂部，並被指定為學校年鑒《交叉軍刀》的文學編輯。人們發現，在軍校的年鑒上，塞林格不僅簽了自己的名字，同時還簽下他在各個戲劇裡的角色的名字，可見他很想成為一個演員。
在福治谷，塞林格一下子成長了許多，他告訴家人和朋友們，“傑羅米”和“大衛”這樣的名字太幼稚，他決定改名為傑瑞（Jerry）。關於名字，傳記電影《麥田裡的反叛者》（2017）中還有個細節：當被問及名字縮寫J·D時，塞林格曾挑釁地甩出個重詞——Juvenile Delinquent（少年犯）。
“傑瑞的話語中總是暗含著對他人及學校那些必須遵守的無聊條規的諷刺。”據塞林格在軍校的室友及好友理查德·崗德（Richard Gonder）回憶，“那時在學校裡軍事管理嚴格——6點起床，沒完沒了的集合，吃飯、上課都是按鍾點的，10點熄燈。傑瑞用盡辦法避免被提拔，他認為那是孩子氣和荒謬的，他對討厭的人愛說一句話，‘你真是人中龍鳳啊！’他這麽說的意思當然是，‘你真是個狗娘養的！’”
在軍校室友印象中，塞林格有著極強的幽默感，也比其他人更有深度；他當時身材還沒開始往上躥，但在思想上已老於世故。最重要的是，在福治谷，塞林格開始嘗試一項具有創造性的活動：夜間，在床上的被窩裡，借助手電筒，他開始寫小說。後來漸漸發展成：無論何時何地，能寫就寫。
在學業上，塞林格依舊平平無奇，他曾進入紐約大學主修特殊教育，但沒多久又放棄、離校。18歲時，他被父親派到歐洲，在維也納學習進口乾酪、火腿的業務，但他的興趣顯然在歐洲藝術上。納粹統治奧地利前，塞林格離開了歐洲。回到美國，他上過兩所大學，但均未畢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夜校部就讀期間，塞林格的寫作才華被良師發掘，他發表了數篇短篇小說，但他投稿《紐約客》的作品幾乎全被退稿。
1941年，21歲的塞林格愛上了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千金烏娜·奧尼爾（Oona O’Neill）。16歲的烏娜嬌美靈氣，這個在鸛鳥俱樂部喝著牛奶的少女堪稱吸引天才的尤物，16至18歲之間，她先後約會交往過三個男人：彼得·阿諾（Peter Arno，《紐約客》漫畫家）、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著名導演、演員)以及當時尚未成名的塞林格。二戰爆發後，塞林格應征入伍，但在歐洲戰場上，他一直給烏娜寫信，並向戰友們炫耀過自己這位女友，直至後來在報上看到了烏娜的婚訊：18歲的她嫁給了足夠當她父親的54歲的卓別林。
無數次退稿、絕望的愛戀……人們猜想，這些“他媽的”生活引發的怒氣被塞林格寫進了小說，羅伯特·伯恩的詩歌《穿越麥田》中彌漫的無助感被塞林格融進了少年“霍爾頓”的人生，成為一代年輕人的心靈寫照。
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寫道：年輕人對塞林格作品的熱愛表明，塞林格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融於時代，他的作品始終指向這個時代與個人心靈之間的纏鬥。
人們曾將《麥田裡的守望者》和《少年維特的煩惱》並論。據說，維特曾引發歐洲年輕人的自殺風潮，那麽霍爾頓呢？舉個極端例子：1980年，查普曼槍殺了披頭士主唱約翰·列儂。他在警車裡說，他這樣做的原因可以在《麥田裡的守望者》中找到。這並非孤案，刺殺裡根總統的青年房裡也放著這本小書，槍殺女演員麗貝卡·謝佛的粉絲作案時又懷揣著它……
美國社會學家大衛·雷斯曼說，每個校園都有霍爾頓式的孤獨人群——他們是那些在12月一定穿著雨衣的人，忠實地扮演著霍爾頓的角色。
“西摩”
塞林格在二戰爆發後入伍。此時他已開始寫作。“只要我有時間，只要我能找到一個空著的戰壕，我都一直在寫。”
他開著吉普的時候也帶著一台便攜式打字機，在他所處區域遭遇襲擊時，他還蜷縮在桌子底下飛快地打字。據其戰友保羅·菲茨傑拉德（Paul Fitzgerald）之子約翰回憶：21歲的保羅和25歲的塞林格同在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e）情報核心部門工作。在美國公共電視網2014年拍攝的紀錄片《塞林格》中，約翰取出一張塞林格和他父親保羅及另兩位戰士的合影，“他們自稱‘四個火槍手’，通信維持了近半個世紀，可見彼此情誼深厚。我父親曾說，另外兩個‘火槍手’經常沒時間做任何事，因為他們不得不停下來，讓塞林格坐在路邊寫他的小說，而我父親唯一一張塞林格的照片，就是他在寫《麥田裡的守望者》。”
塞林格參加過諾曼底登陸與猶他海灘戰役，後又從事戰時反間諜工作。諾曼底登陸時，大部分士兵才十九二十歲，25歲的塞林格已算是個老人，他親歷了無數可怖的空投，看見過人的屍體被炸飛到空中……“親愛的上帝，生活是地獄”，塞林格曾在《為艾斯美而寫——有愛也有汙穢》中發出怒嚎。
殘酷的戰爭給塞林格留下精神創傷，他曾主動要求住院治療。這期間，他也去巴黎拜訪過海明威，後者對他的才華大加讚賞。塞林格曾與一位法國醫生結婚，但不久就離了。據說，這位法國女子受過作為情報員的塞林格的審訊。
1946年，塞林格離開軍隊專事寫作。1948年，遭受多次退稿後，塞林格備受好評的短篇《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在《紐約客》上發表，此後他又在該刊上發表了多篇作品。在《紐約客》編輯部內部，編輯們曾討論過“香蕉魚”——這個塞林格自創的詞匯應該印成一個詞（bananafish）還是兩個詞（banana fish），塞林格寫信告訴編輯應該印成一個詞——因為那樣看起來更無意義些。
《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是個令人心驚的故事，儘管前面讀來那麽溫和明媚，這個短篇的成功，在於它把握了一個士兵因為戰爭受到精神創傷而無法繼續應付正常社會生活時的極端狀況。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敏感複雜的年輕人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經歷過戰爭的他有著常人無法理解的痛苦，最終選擇以自殺結束了年僅30歲的生命。
從英文文法來看，塞林格為這個人名賦予了深意——Seymour發音酷似see more（看得更多），Glass玻璃又給人一種隔絕在外卻看得很透徹的觀感，這與塞林格本人的性格特徵多少也吻合。
自1951年《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大獲成功後，塞林格又出版了短篇集《九故事》，書中收錄了他在《紐約客》上發表的九個短篇，每個故事自成一體又互相關照，故事中有純真絕望的青年、有早慧困惑的兒童、有奮力融入孩子內心的母親……塞林格用平靜克制卻又攝人心魄的語言勾畫美善在現實中的困境，道出了人生真相與尋求解脫的重要性，堪稱美國文學藝術典範。
“我深愛虛構格拉斯家族的故事，我一生大多數時光都在守候它們。”塞林格1961年時說。在他塑造的龐大而古怪的格拉斯家族中，七個孩子全都是天才，接受過宗教神秘學思想，但成年後又總與社會格格不入，尤其是長兄西摩的自殺，傷感而頗具諷喻意味。
塞林格在賦予格拉斯天才家族以超群智慧時，也讓他們承受著看清世界與之不斷摩擦的痛苦。這個大家族的整個命運還沒有敘述完成，但它已成為人們難以忘卻的美國家族傳奇。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曾說，塞林格對格拉斯家族的愛甚至超過了上帝。無論如何，格拉斯家族多少搶佔了塞林格對真實家庭生活的注意力。
1955年，34歲的塞林格迎娶19歲的克萊爾·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許多評論家認為，克萊爾曾是塞林格創作小說《弗蘭妮》的靈感來源。婚後不久他們便生下女兒瑪格麗特·塞林格（Margaret Salinger），五年後，克萊爾又生下了兒子馬特·塞林格（Matt Salinger）。
由於塞林格在寫作時堅決不受打攪，他給幼年的瑪格麗特留下了冷漠自私的父親形象。“沒人說‘別談這個’，一個小孩能感受到那些家人都避而不談的‘房間裡的大象’（俚語：指視而不見、讓人不舒服的情況）”。
2000年，瑪格麗特未經父親允許出版了回憶錄《夢幻守望者：我的父親塞林格》，書中她透露了塞林格一系列怪癖，包括：禪宗、吠檀多印度教、基督教科學和針灸等。她說他喝自己的尿，在倭格昂盒子（心理學家威廉·賴希發明的一種電話棚大小的六面盒子，盒子裡面是金屬，外面是木質，病人坐在盒子裡可以吸收集中起來的倭格昂能放射以治療疾病）裡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對以上描述的真實性予以否認。“我對父親的印象跟我姐姐很不一樣，我為她感到遺憾。她寫這本書時偷偷摸摸的，我媽媽問她為什麽需要照片，她的理由也是編造的。不過這些都是往事了，我現在也祝福她。”
在馬特眼中，塞林格是個有趣、幽默且富有愛心的父親，“他喜歡和孩子對話，也關心我的學習，他會問我學校裡的老師有沒有智慧，我知道他是真正關愛我的”，但馬特也表示，“慶幸的是，我不像父親那麽憤世嫉俗。”
“艾斯美”
“我們別管它。我們不理它，”年輕人說，“兩個‘狗不理’。”他抓住西比爾的腳踝往下一按，再往前一推。橡皮筏從浪尖上劃了過去。水浸濕了西比爾金色的頭髮，但是她的尖叫充滿了歡樂。（《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
1949年，14歲的簡·米勒（Jean Miller）在佛羅裡達戴托納海灘遇見了30歲的塞林格，2014年，簡回憶了他與塞林格的相遇和交往。
“在戴托納海灘邊上的喜來登酒店，我坐在擁擠的泳池邊上，當時正在閱讀《呼嘯山莊》，這個男人就坐我旁邊，突然問道，希斯克裡夫（《呼嘯山莊》主人公）怎樣？然後我轉過身，對他說，你的希斯克裡夫是憂慮的、困擾的。他當時正穿著一件白浴袍，雙腿也很白，看上去一點也不像這個池子裡的人。”
“他的思緒輕輕掠過不同話題，他跟我說他是個作家，出版過作品，他說這是最好的成就。我們在那裡坐了好一會兒，然後他終於問我多大了，我說我14歲。我清楚地記得他做了個鬼臉，他說他30了，還特意強調1月1號生日，所以某種程度上說，那時他剛到30歲。”
接下來十多天，塞林格邀請簡午後一起去海灘散步，他護送著這個女孩，慢悠悠地踱到碼頭。“他的左肩永遠在我身後向著我，塞林格傾聽的樣子就好像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一樣，而且他確實想了解我的家庭、學校、我在玩什麽遊戲、讀什麽書，他想知道我是否相信上帝、是否想當個女演員……他想知道我的一切。我們一起走到碼頭邊上坐下來吃冰淇淋，或者喂海鷗吃爆米花，我會在海灘上滾鐵環，在海裡玩水上足球，塞林格正喜歡這個，我就像他共進早餐的朋友，那是一段極美好的時光。”
這個14歲的女孩給塞林格帶去了溫暖，那些個閃光的日子，多多少少驅散了戰爭留給他的陰影。“最後一天，他問我可不可以寫我，我說當然沒問題，他說‘我想和你吻別，但你知道我不能’，然後他追到我母親那兒，非常認真地說：我打算娶你的女兒。”
簡和塞林格的交誼長達五年。“1954年我在讀大學，他帶我到紐約呆了一晚上，我們去劇院，去‘藍天使’酒吧，還記得有次在高速公路上駕駛，我看著華盛頓大橋，覺得太美了！然後他大笑起來：簡，你得學會別把顯而易見的事情說出來。我想，好吧，你知道，他是對的。”
“我那時年輕，這個極有魅力的男人似乎喜歡我，他在信裡為自己是‘你相處過的最不浪漫的男人’感到抱歉，他還說，他會一直寫一直寫，直到他跳進湖裡，而我會離去找個沒那麽神經質的男人，但一會過後他又追上來……我們在紐約一起散步、聊天、共進晚餐、在壁爐旁看電視、還一起跳舞……但塞林格從沒往身體接觸的趨勢發展，他始終記得我在海灘上純真的樣子，而我才是改變這層關係的人：我們一起坐在計程車後座上，我主動親了他，不久後我們上床了，我告訴他我是個處女，但他不喜歡那樣，我猜他感到了壓力……第二天我們飛往不同目的地，不知怎的他班機取消了，然後我開始笑，我挺高興，這樣我們就能共度下午的時光，尤其是昨晚做愛之後，但我看到他拉下臉來，那是一種受到驚嚇和傷害的表情，看來糟透了。忽然間我覺得他看我的視角和之前完全不一樣了，我的班機沒延誤，他急急地把我送上飛機，我知道（這段關係）結束了。”
正如塞林格在其經典短篇《為艾斯美而寫——有愛也有汙穢》中所寫，告別早熟女孩艾斯美那一刻，他的心裡“既悵然若失又茫然不已”，類似故事在作家的生命中上演過不止一次。
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表示：“他生命中一系列非常年輕的女性其實是他自身願望的投射，或是他創造出來的角色，因為未經世事時，你感到迷茫、不安全，很容易成為別人希望你成為的人。”
塞林格昔日的情人喬伊斯·梅納德（Joyce Maynard）曾出版過回憶錄。18歲時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不小反響，由此收到53歲的塞林格的來信，兩人墜入情網。“我當時在尋找一個聖人、智者，尋找生命的意義，而和塞林格在一起，我找到了，但從搬進他家那刻起，我能做的很有限。”
喬伊斯在《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中爆料，塞林格控制欲極強，性方面也很霸道。他對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飲食極挑剔，早餐隻吃冷凍青豌豆，“不煮，但把溫水倒進去”，晚餐則是半熟的羊肉漢堡。
“我們還一起冥想，至少他會冥想，而我會努力嘗試，但我的思緒一直在這世界遊走……寫作時，他會套上帆布連衣褲，穿著士兵一樣的制服寫作。他坐在高腳凳上，在很高的桌子前敲打一台老式打字機，發出哢噠哢噠的聲音。”
“每天我都會聽到很多哢噠哢噠的敲字聲，他的床邊有個空間，裡頭是保險箱，那裡有厚厚兩疊稿紙。他給我看過一個東西，可能是關於格拉斯家族的檔案，在他的世界裡，他們就和現實世界裡的親人一樣，他呵護著那些人物角色，好比他們就是他的孩子。”
“我覺得傑瑞沉迷於一種對純真的幻想，而我倆都不可能維持這種幻想太久。有一天電話鈴響了，我聽到他非常簡潔地說話，然後哢嗒一聲掛了電話，他的臉上是一種我從沒見過的表情，‘《時代》周刊知道了我的電話，你毀了我的生活。’確實是我，當時我在寫一本書，快收尾了，但我們從沒討論過我的書出版時，他將如何維持我們之間的秘密關係，而我一直想要一個家庭，生養孩子。3月時我們一起去佛羅裡達旅行，帶上了他的兩個孩子，海灘邊上，馬特想放風箏或去水裡嬉戲，就是12歲男孩放假時想和爸爸一起做的事兒。傑瑞和馬特玩了一會兒，走到我正坐著的地方，他看上去十分疲憊，他說，我受夠了，以後不想要孩子。我說，那我沒法留下來了。他說，你現在最好離開吧。他給我叫了輛車，告訴司機，把這女孩送去機場，他往我手裡放了250美元，然後車就開走了。”
“祖伊”
“你不想跟我們一塊玩嗎？”
最近有次午夜後在一間咖啡館裡
人都差不多走光了
一個熟人碰到我一個人在那裡就問我。
“不了，我不想。”我說。
——弗蘭茲·卡夫卡
塞林格在小說《弗蘭妮與祖伊》中引用
年輕時代，塞林格渴望成功；可當成功到來，他卻迅速歸隱山林。
1953年，塞林格厭倦了紐約的名利場和粉絲的追捧，搬去新罕布什爾州安謐的考尼什小鎮。他在鄉間買了塊地，實現了霍爾頓在《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願望：在林中建一座小木屋，“不用跟任何人進行他媽的愚蠢沒用的對話。”
塞林格拒絕訪客，在街上遇見陌生人打招呼，他轉頭就跑。他的晚年照片中，有那麽一張頗具戲劇張力：目光嚴厲的塞林格在敲打來訪者的車窗，整張臉都是被冒犯的憤怒。
塞林格所在小鎮經常埋伏著記者，但幾乎沒人如願以償。塞林格拒絕一切採訪，只有一次例外：一個16歲的高中女孩，提出要為校報寫篇文章，他予以回應。但當看到文章最終發表在公開雜誌上後，塞林格失望地在房子四周搭起了鐵絲網，豎起兩塊“不準擅入”的牌子。
叢生的樺樹和鐵絲網阻擋著人們的視線；紅色小倉房和蔬菜園旁流淌著小溪；溪對面的混凝土單間裡有這個作家所需的一切：書、打字機和檔案櫃。
據喬伊斯回憶：塞林格的家非常簡單、安靜，沒有任何照片、信件等個人物品。“他的客廳裡堆著好幾疊《紐約客》，房間裡每個角落都堆滿了書和電影卷帶，《馬耳他之鷹》、《卡薩布蘭卡》、《三十九級台階》、《貴婦失蹤案》……全都是些老電影。他最愛《消失的地平線》，那個故事講述了一個永遠不會老的地方，然後他說，唯一能飾演霍爾頓的，只有他本人。”
1950年，好萊塢將塞林格的短篇小說《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改編成了“需要四塊手帕”的催淚商業片《我那愚蠢的心》，塞林格鄙夷至極，因著這部“商業垃圾”，他不再出賣任何版權給好萊塢，執導過《龍鳳配》和《日落大道》的比利·懷爾德曾托人說服他授權將《麥田裡的守望者》搬上銀幕，塞林格冷冷地掛了電話——“告訴比利·懷爾德，別來煩我！”
自從《麥田裡的守望者》第二版之後，按照塞林格的要求，他的照片不再出現在書皮上。塞林格拒絕任何讀書俱樂部活動，也極少離開自己的隱居所，隻不時開著吉普到城鎮購買食物和報紙，一個潛伏許久的攝影記者曾偷拍到他在郵局前的照片。想接近塞林格的人只能給他寫信，但通常收不到回復，因為他囑咐出版社，直接把來信燒掉。
有時塞林格會去佛羅裡達度假，或是與同樣低調隱居的《紐約客》前主編威廉·肖恩碰個頭。他們在老巴爾的摩酒店的大鍾下見面，那裡擠滿了預科學校的學生和剛進入大學的菜鳥。
1965年6月19日，塞林格最後一次在《紐約客》發表作品——《哈普華茲16號，1924年》。他一度同意將這篇小說出版，最後一刻又撤銷了授權。在出書這件事上，塞林格非常謹慎。他並未將在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全部結集出版，但他聲稱從未停止寫作……據塞林格兒子馬特介紹，整理父親的大量筆記時，他發現晚年塞林格沉浸於靈性探索，對東方的宗教哲學尤其感興趣。
在《抬高房梁，木匠們》中，西摩打著手電筒給弗蘭妮念了一個故事，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九方皋相馬的故事。《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為塞林格最後一部中篇結集，是《九故事》和《弗蘭妮與祖伊》的補充，解密了西摩生前往事，續寫了“格拉斯家族”的軼聞。
“我等待著生命盡頭的停擺，一半清醒，一半執著。”
塞林格曾說，他身處這個世界，卻從不屬於它。2010年1月27日，這位美國文壇最著名的“隱士”在家中溘然辭世，享年91歲，家人希望他能與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不管這些人是真實的人物抑或是虛構的小說角色……
據馬特介紹，父親塞林格最喜歡《弗蘭妮與祖伊》，“父親重讀《祖伊》比他重讀其他故事次數更多，這個故事脈絡和《麥田裡的守望者》有點相似，弗蘭妮陷入巨大困惑，但在書的最後，她走出了精神困境……當你說我們每個人都是霍爾頓時，我想到祖伊最後對弗蘭妮說：啊，夥計。那是基督他本人。讀到結尾，我真的特別感動。與世界為敵，不如用上帝的智慧好好生活。”
（參考文獻：《麥田裡的守望者》《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守望麥田：塞林格傳》《守望者塞林格傳》《夢幻守望者：我的父親塞林格》《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J.D.Salinger: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等）
提供有格調、有智力的人物讀本
記錄我們的命運·為歷史留存一份底稿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