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初至今，經濟增速預期從1.8%一路被砍到0.5%，德國經濟都經歷了什麽？
在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最新公布的對歐盟成員國經濟增長的修正預測中，增速下調幅度最大的是歐元區“火車頭”德國。被二次下調的德國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遭腰斬，從1.1%降至0.5%，不到年初增速預期1.8%的三分之一，這使德國今年經濟預期增速在歐盟區排在倒數第二，倒數第一是意大利（0.1%）。
歐委會給出的理由是，全球製造業增速放緩導致訂單數量減少及商業情緒悲觀，考慮到德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以及工業結構，“德國的經濟復甦要比預計的耗費更長時間”。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的眾多歐盟國家官員和智庫學者都傾向於內因，認為德國這一輪的經濟周期已經到頭，包括經濟結構、財政文化過於保守乃至人口老齡化等諸多原因。
不過有趣的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的德國經濟學家們，卻多將原因指向外部性風險，認為影響德國經濟下行的很多因素都只是暫時的，關鍵要看全球貿易環境是否復甦。
外部性過大的“火車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7年德國出口總額佔GDP的比例高達47%，高於歐元區（45.4%）、歐盟（44.4%）、高收入國家（31.2%）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28.8%）的平均水準，相比之下，法國這一指標為30.9%，英國為30.1%。
為此，在全球貿易局勢並不穩定的2019年，德國經濟預期被各大經濟機構看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3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也將德國今年的增長預期下調至0.7%，給出的原因即是德國對出口依賴度較高。此次歐委會也持相同看法。
IHS Markit首席經濟學家克萊恩（Timo Klein）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儘管從2011年以來，德國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降低，但仍然高於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因此，全球增長和貿易放緩對德國經濟的影響要大於其他國家。”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 Berlin）預測及經濟政策部副主任容克（Simon Junker）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德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工業份額，並表現出強烈的出口導向，同時高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因此，德國特別容易受到貿易中斷的影響。”
IFO經濟研究所商業周期分析與預測部主任沃爾默施爾瑟（Timo Wollmersh?user）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製造業對德國總附加值( GVA）的貢獻要比歐盟其他國家高26％，其中歐盟國家的平均比例僅為德國水準的三分之二。” 因此，沃爾默施爾瑟認為，在全球工業周期冷卻時期，德國受波動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歐盟其他國家。
此次歐盟認為德國和意大利將成為歐盟國家中僅有的2019年經濟增速預期低於1%的國家，而歐盟核心國之一的法國經濟增長預期保持在1.3%不變，希臘和西班牙的經濟增速也維持在2.2和2.1%，東歐國家波蘭則成為上調幅度最大的歐盟國家，從3.5%上調至4.2%。
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重要智囊，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前主任瓦伊斯（Justin Va?sse）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法德有著非常不同的經濟體系。“德國有出色的出口機制，所以德國經濟在全球增長時期是很好的。但當整個環境不太好，像今年這樣，德國的出口機制就不行了。”他說。
此外，也要看到的是，還有一些技術因素影響德國的經濟發展。克萊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來，佔據德國經濟重要地位的汽車業不得不應對新的排放測試（WLTP），需要在2018年9月前重新認證每個汽車模型的資格。然而，一直忙於處理柴油醜聞的技術人員無法及時進行所有測試，他們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認證成功前無法售賣的庫存積壓，最終導致汽車產量減少。”
另外，他解釋說：“2018年的極端乾旱導致河水水位處於低位，尤其是萊茵河情況嚴重，這使得包括大宗商品在內的貨物運輸被迫大幅減少。”
財政保守能改麽
歐委會指出，德國具有彈性的國內需求是支撐其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並表示“如果外貿逐漸復甦，私人消費穩步擴張，在收入增長和財政擴張的助力下，德國的GDP增長可能在2020年達到1.5%，這也是受到‘日歷效應’的強烈影響。”
對於所謂“日歷效應”，克萊恩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9年經濟預期低也有時機不幸的原因：“出於算法原因，2018年的GDP下降也抑製了2019年的平均增長率。這意味著，即使今年德國隨著時間發展經濟逐漸復甦，對2019年的平均水準也無濟於事。”
克萊恩稱，此前影響德國經濟的負面因素大多是周期性而非結構性的現象。他預計，從2019年接下來的幾個月直到2020年初，德國平均季度增長率約為0.2%~0.3％。
克萊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個數字雖然不是很大，但距離衰退也有一段距離，這要歸功於德國國內消費和在建築領域強勁投資帶來的彈性。”不過，克萊恩也認為，儘管德國持續的財政謹慎有助於中近期國內的金融和政治穩定，但如果強勁的收入增長能被更廣泛地用於投資，可以提升德國的長期增長潛力。
今年3月，德國財政部長舒爾茨終於放鬆錢袋，宣布在未來四年內撥出超過1500億歐元用於基礎設施、教育、住房和數字技術投資。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建築業發展，從2018年下半年以來建築業年增速達到3%以上。
沃爾默施爾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製造業的停滯中，以國內為導向的服務業，特別是建築業的強勁增長，為德國經濟的復甦做出了積極貢獻。”
不過，長期以來德國對財政刺激計劃異常謹慎，即使面對IMF和歐委會的多次敦促也不松口。正因如此，德國經常因其巨額經常账戶盈余而招致批評。
譬如，馬克龍稱，如果德國想成為歐洲複興的主導力量，就應該放棄對財政保守主義的“迷信”。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甚至稱，德國等國家經常账戶盈余膨脹是造成其他地區保護主義抬頭的部分原因。
對德國這種保守的財政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德國奉行以競爭秩序為基礎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在這一經濟治理模式下，國家應優先建立和維護促進市場完全競爭的經濟秩序，輔之以必要的國家乾預和社會政策。”
由於德國認為過度的國家乾預會損害競爭，胡琨稱，德國的財政政策因此呈克制和平衡導向，只有在經濟穩定受到威脅時，依托財政實施的經濟乾預才有可能出現，而且即使實施，也是非常克制的。。
胡琨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德國實施的戰後規模最大的“穩增長計劃”總額也隻佔德國GDP不到1.5%。他補充道：“但由於政策理念清晰、應對精準，效果確實相當明顯，德國經濟迅速企穩，重回增長軌道。”
汽車稅擾亂復甦步伐
展望未來，各機構在預測中都將汽車稅列為對德國經濟增長的重大干擾因素。
克萊恩也警告稱：“如果未來幾個月美國對汽車和汽車零組件徵收重大關稅，那麽情況會大為不同。這不僅僅是因為德國格外依賴出口，而是因為這些因素會傷害全球範圍內企業的信心。”
瓦伊斯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德國人與美國有巨額盈余，我們（法國）沒有，法國與美國只是達到貿易平衡。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8年德國對美盈余為682億美元，是美國第四大貿易赤字國家。
而在該巨額盈余中，汽車貿易則佔了顯著的位置，根據德國Ifo經濟研究所計算，如果美國開征25%的汽車稅，長期來看，德國對美汽車出口將下降50%。這意味著德國汽車對外出口總量將下降7.7%，大概是184億歐元。
目前美國商務部已經如期將針對進口汽車及零組件“232調查”的調查報告提交給美國總統川普，5月18日，美方則有可能宣布是否開征全球汽車稅的決定。
不過數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的美貿易律師均指出，如仍在談判中，川普政府可選擇推遲該汽車稅決定，最晚或推遲至11月14日。
歐盟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若美方執意推行汽車稅，歐盟將對200億歐元美國產品實施關稅，以進行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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