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的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在歷史上還曾發生過同一時代性質相似的兩場變革，對兩國文明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那就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
一個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一個以“文明開化”為口號，明明都是主張向西方學習，令人不解的是，最終卻導致兩個國家走向了極其不同的方向，這是為什麽？
其中有這樣一段很有意思的閑暇對話，來自中日兩位重要外交人物，而這一段對話，無意之中正好揭示出了某些本質性的原因。
這段對話的兩位主角，一位是李鴻章，另一位是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
李鴻章大家比較熟悉了。他是晚清重臣，做過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還是淮軍的創始人，鎮壓過太平天國運動，後來創建了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北洋水師。不過在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也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了日本。
對於森有禮，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他18歲的時候被秘密派往英國留學，後來又去了美國。在海外遊學三年之後，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新政府成立，他回國就職，負責外交工作，25歲就出任了駐美代理公使，之後又出任過駐華公使和駐英公使。
除了外交活動外，森有禮還熱心於啟蒙和教育，創辦過著名的啟蒙思想團體“明六社”，專門介紹和普及歐美的思想。明治時期的主要知識分子，像福澤諭吉這些人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他還創辦了著名的一橋大學，並出任過日本首任教育部部長。他是一個西化派，曾經一度主張取消日語，把英語作為國語，後來因為民族主義者的記恨，他被刺身亡，終年43歲。
1875年11月的一天，52歲的李鴻章在保定直隸總督府，接見了28歲的森有禮。這兩個人的年齡相差24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兩輪。
他們兩個人會面主要是要討論朝鮮問題。不過在會談的間隙，圍繞明治維新，兩個人也進行了一場唇槍舌戰，然而爭論的焦點不是什麽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而是服飾改革這麽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問題——
李：對於貴國近來所舉，甚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甚感不解。
森：其原因很簡單，我國的舊式服裝寬大，但不輕便，適合無所事事之人，不適合辛勤勞作之人。歐洲樣式的服裝簡單便利，於是我們就舍舊換新了。
李：傳統的服飾體現的是對祖先的追懷之意，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國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他們無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一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乘船來到唐朝，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現在，我們發現歐式服裝比唐朝的服裝還要便利，於是決定改穿歐式的服裝。因為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一直都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裝乃是最賢明之舉。我國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花很多冤枉錢的。
森：雖然如此，但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發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應我國人民。關於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的基礎，懶散是貧困的源頭。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就只能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捨棄舊式服裝，仿效歐洲習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都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因為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完全由我國自主決定。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就擅長學習他國的長處。
李：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有軍器、鐵路、電信、機械，這些我國必要而且是西方最擅長之物，才不得不采之於他國。我們決不會改變中國的傳統習俗。
森：凡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滿清入主中原之時，不也曾強令“剃發易服”嗎？當時不也遭到很多抵抗嗎？
李：此乃我國國內的變革，我們決不用歐洲的習俗。
兩個人的爭論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應該說在這場爭論中，比李鴻章小24歲的森有禮佔據了上風。
如果分析這段對話，我們能夠發現，森有禮的態度其實代表了日本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普遍態度。
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尊敬和崇拜為主的，當然也有懷疑和離心的傾向。像日本曾派遣過遣隋使、遣唐使，到了宋代又派遣留學的僧人到中國來學習。但是他們並沒有盲目到全盤接受的程度。日本總是有意識、有選擇地，以我為主地吸收中國的傳統文化。
不過到了近代，中國迅速落伍。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帶給日本人不小的衝擊，他們放棄以中國為榜樣的做法，轉而學習西方。
在這裡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李鴻章為什麽那麽在意服飾改革的問題呢？在我們當代人看來，穿什麽樣式的服裝不都是無關緊要的嗎？
對於李鴻章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服裝樣式關係到了文化正統性和生活方式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中國也被叫做“華夏”，但是否知道，“華夏”是什麽意思呢？
按照古人的講法，“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華”是華美，指的是衣冠服飾的華美；“夏”是大，指的是禮儀的廣大。
在中國古代，衣冠服飾是禮儀和文化的重要象徵，是區分文明和野蠻的重要標準。所以李鴻章才會認為，如果放棄本國傳統的衣冠和服飾效仿西歐的話，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背叛了祖先的遺志，甘願淪為西歐的附庸。
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是儒家信徒。儒家信徒相信孟子講過的一句話：“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我只聽說過以華夏的禮儀去教化蠻夷之人，從沒聽說過反被蠻夷的風俗和習慣所同化。
儒學又稱“孔孟之教”，信仰儒學的中國的讀書人，是不敢違背孟子的教誨的。
可以說，中日兩國政治家在變更服飾問題上的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出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底層邏輯的截然不同。
洋務派的領袖他們認為，軍事裝備、鐵路、電信這些方面學習西方是可以的，效仿歐洲的服裝樣式是不可取的，變革政治制度和文化習俗更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因此，洋務運動只是在軍事和經濟上採用了某些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絲毫沒有觸及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思想文化本身。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這些是根本的、不可動搖的部分。
那麽明治維新又是怎樣呢？明治維新推行的改革，不僅包括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還涉及到了政治制度，社會習俗，經濟結構，法律、學術、文化、產業、教育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在政治、文化、經濟以及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日本都要向歐洲看齊。這一度成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國策。
請注意，這裡說的是“一度”，因為到了明治後半期，歐化或者說西化已經不是明治政府的國家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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