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一個人的勤奮勝於靈感

靈感來自寫作時

朱景冬／譯

1982年，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兩個月前，我在哈瓦那“裡維拉”飯店會見了他。之後，我把訪談錄交給了幾家刊物。自1972年出獄後，我就成了個默默無聞的作家。訪談錄便未能發表。我的作品的命運也是如此。書稿被束之高閣，錯失了良機。何塞•洛倫索•富恩特斯，古巴作家，曾幾度獲得國家文學獎。代表作為長篇小說《一月的風》。本文譯自墨西哥《多數》雜誌1993年第4期。

數月後，我又在哈瓦那會見了他。他問我訪談錄的命運如何。他可能知道發生的情況了。

當我告訴他儘管我作了努力，訪談錄仍然未能刊出時，他微笑著問我：“誰受到了冷落？你還是我？”

下面就是那次訪談的記錄。

——何•洛•富恩特斯

問：每當有人問你感到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時，你總是說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出版後你還這麽認為嗎？

答：問題是，一個作家對他的新作總像對他的小兒子一樣偏愛。其實，我一直覺得，《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我寫得最好的作品。首先因為在這本書裡我準確地達到了想達到的目的，就是說，這是一本完全符合我的願望的書。你知道，對一個作家來講，這一點很重要。《百年孤獨》出版後，社會上對我喜歡的這本書仍然有一些反響和熱情，但被《百年孤獨》的讀者的洶湧的浪潮淹沒了。而《百年孤獨》是應該加以研究的另一種現象。不過，我認為，《百年孤獨》的容易閱讀及其描述的題材的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品的評價。不管怎樣，我相信《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仍然是一部十分嚴格的文學作品，是我們作家非常感興趣的東西。然而，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出版後，在幾次會見時我曾說這是我最好的作品。不應該忘記，這部作品是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出版至少二十年後寫的。寫作過程中總能學會點什麽，通過寫作學會寫作嘛。我覺得，《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了以前的作品的所有因素。

問：這部新作更符合現實還是更符合幻想？

答：百分比是很難確定的。不管怎樣，在我的一切作品中，基礎的基礎是現實。人們有時說，這是我的戲言，是說說而已。但是在我的每部作品中，沒有一行字不是以現實為根據的。《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的情況是，它沒有匯集取自不同地點、不同事件的現實因素，它寫的是一個取自現實的完整故事。就是說，小說裡描寫的故事幾乎和實際發生的事件完全一樣。我所補充的僅僅是文學方面的東西。我總是交替從事文學創作和新聞工作。我始終關心新聞和文學的區別。這種區別是存在的，而且很清楚，儘管我覺得這種區別不合情理，因為這種區別不應存在。無論新聞還是文學——我提到文學時，當然是指小說——都從同樣的源泉汲取養分。其創作方法不一樣，但是應該一樣。它們的目的相同：傳達、敘述、說服。由於我同時從事文學和新聞工作，所以我總是夢想這兩種工作能合二為一，因為我甚至不說它們是兩種體裁。我認為這種合二為一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中得到了實現。我以為，作為新聞，它是一篇報導，但它是一篇文學性的報導，或者說，是一篇文學報導。這並非因為其中的現實佔有很大的百分比，而是因為它是用文學方法表現的現實。

問：關於《族長的沒落》有兩種說法。有的說它是一口氣寫成的，有的說是經過困難的構思寫成的。哪一種說法是真實的？

答：我真正一口氣寫成的作品只有《百年孤獨》這一部。那一口氣共十八個月，就是說，如果存在著我這個人在打字機前一連坐十八個月的可能性，那作品就是一口氣寫成的。沒有任何修改，任何疑問，任何猶豫。當我坐到打字機前時，整部作品就已完全解決了。《族長的沒落》卻完全相反。這種情況我永遠也不願意再發生：這部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寫成的。我只是創造了一種寫作方式：一個字接著一個字地寫。現在覺得，在《族長的沒落》中要找到下一個字總是那麽困難。我知道情況會是這樣。它是我非常渴望寫的一本書，是一本我認為完全是實驗性的作品。如同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中一樣，我認為在《族長的沒落》中也存在著文學和新聞之間的那種實驗：最明顯的是一種詩的實驗，是渴望向我自己證明小說也是詩這一點能達到什麽程度。我在腦海裡和筆記裡掌握了我想描述的一切材料，但是語調和作品的敘述方法迫使我進行確實很艱巨的工作。順利的時候，每天可以寫四五行，這四五行第二天也很可能撕掉。必須保持一種語調，一種節奏。此外，我也沒有找到適合作品的線形的敘述辦法。如果用線形結構寫成，可能會成為一部永遠寫不完的作品，會令人討厭得多。於是我想，合適的結構應是螺旋形的，向下的螺旋形，而不是向上的。就是說，要設法越來越深入那種現實。結果，它就寫成了一部富有實驗性的作品。作品出版後，批評家們的評論把讀者弄得暈頭轉向，因為他們總是給作品添枝加葉，破壞作品同讀者之間的聯繫。許多讀者往往先讀評論文章再看作品，一開始很難進入作品。但是等恐懼心情過去後，作品就很容易讀了。在讀者的眼睛習慣了黑暗的光線後，就會感到一片光明了。你瞧，對我的每部作品，我都有一套辯護的辦法，因為它們是我的兒女，我必須為它們而鬥爭。

問：你跟海明威一樣認為靈感在寫作時才會產生嗎？

答：我相信，在寫作時靈感才會到來。有一種浪漫的看法，認為靈感是一股法氣，它會使人處於比沒有法氣更好的寫作狀態。我卻有一種勤奮勝於靈感的觀點。我認為確實存在一種神奇的狀態——你知道，所有的作家也都知道——在那種狀態下，要寫的東西會源源不斷地湧來，好像真有一股法氣，好像有人在口授於你似的。但是這種情況不會在街上、也不會在床上發生，只有寫作時才能發生。有這樣的時刻，有什麽東西在劈啪作響，你和題材如此和諧地融為一體，以至於使你牢牢地支配著題材，而不是讓題材支配著你。在這種時刻，要寫的東西會如此流暢地出現，甚至它會改變你的精神狀態。你會真正覺得飄離了地面，仿佛處於超自然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靈感。通俗地說，這是作家和創作的真正融合。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海明威的話完全有道理。但應該記得有人關於普魯斯特講過的話：“百分之一靠靈感，百分之九十九靠勤奮。”

問：在關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切神話中，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在寫完《百年孤獨》後，他不可能再寫另一部作品。”但是你又出版了幾部小說，從而否定了那種說法。你會繼續破除這樣的神話嗎？

答：我現在所有的、並已開始實行的計劃恰恰回答了你這個問題。我準備寫一本書，講一講我是如何寫我的作品的。就是說，我要老老實實地揭示一下小說後面的現實是什麽，每一個故事和每一個人物的來源是什麽。我發現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要比我最初想象的強烈得多。我原以為只有職業作家、教授、有專門知識的讀者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實際上不然。我發現，每當我在某個階層、某種範圍內講述作品後面有什麽、作品怎樣來的、它們同現實生活的聯繫是什麽時，人們總是很感興趣。所以，我很早就開始寫這方面的筆記。我發現每部小說中總有另一部小說。我想寫的就是這種小說中的小說。我已反覆考慮過多次，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小說將很長、很複雜。它將是對我自己的作品所做的一種真正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一項對我自己的生平所做的非常細致的工作。這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說，幾乎是科學研究。但是其結果必須是文學作品。它絕對不能成為一部論著，也不能是一種批評性的分析文章，而必須真真正正是小說中的小說。如果能夠做到，寫起來肯定很有趣。但願讀起來也很有趣。

問：福克納總在藍色的紙上寫作，歌德則坐在一匹小木馬上寫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時需在房間裡踱步。那你是怎樣寫作呢？

答：你說得對。還有海明威，他是站著寫作。人們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癖好。我認為這全是拒絕寫作的借口。也就是說，為了不坐下來寫作，人們設置了種種障礙。至少對我自己來說，坐在打字機前寫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圍著打字機轉悠，站在一邊望著它，或者打電話，寧肯先看看報紙。我竭力延長不面對打字機的時間。但是最後我還是得面對它。在打字機和寫作之間，我自己製造了大量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會變得不計其數。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必須在一個已經有我稱之為“熱乎乎”的東西的房間裡寫作，我是說，這種房間我覺得很親切，總保持著同樣的溫度，因為我習慣在熱帶、在加勒比、在30度的溫度下寫作。而在另一種溫度下寫作，我感到非常吃力。當我在有著不同季節的國家工作時，整年我都讓房間保持同一種溫度……寫作的稿紙必須是36克重、信紙那麽大的白紙……使用的必須是一台帶黑墨帶的打字機。修改也必須用墨水，黑墨水。毫無疑問，大量的小毛病都是一個人自己製造的障礙。有一天你會說：“我不能寫了，因為稿紙用光了。我不能寫了，因為我的墨水是藍的。”只要這類毛病不斷產生，就存在著不斷的鬥爭。是我養成了這些毛病，因為歸根結底這是一個人的生活；但是與其同時，我要同它們進行鬥爭。有一種東西可以使我們避免這些毛病。這就是新聞工作。新聞工作強迫你跑步上班，坐在打字機前寫作，因為在既定的時刻必須把一切準備就緒。新聞工作迫使你在飯店裡寫，在任何地方寫，在任何溫度下寫，在任何情況下寫，因為截止的時間不能推遲。我遇到過的問題是，我的一本書和另一本書之間隔著很長的時間。所以一本書寫完後，過上一段時間，開始寫另一本書時，我的手已經完全涼了，並且產生了竭力拖延寫作的種種毛病。有的作品本來可以在兩年前開始寫，我卻找種種借口讓兩年時間白白過去了。我創造過一種東西，即為波哥大的《觀察家報》辦一種星期專欄。這是一種真正的苦差事，因為專欄文章必須在星期五刊出。這是我做過的一次努力，誰也沒有請我做，我也並不需要這麽做，但是它能強迫我寫作。

問：你認為乾上新聞工作後，如果及時放棄，它對作家還是有益的嗎？

答：我認為是這樣。不過，得談一談新聞工作的條件。新聞工作作為一種職業，它和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之間是有很大區別的。就是說，新聞工作是消耗性的。它把作家最寶貴的東西奪去獻給了報紙，只能短時間乾……而且薪水也不高。總之，工作條件相當差，最後你會感到這和新聞職業不符合。但是新聞工作對作家有幫助，這不僅因為它能使你的工作充滿活力（因為它使你同語言保持著經常的接觸），而且主要是因為它能使你同現實保持著經常的接觸。在作家失掉同現實接觸的那一天，實際上他就不再是作家了。乾新聞工作不可能失去這種接觸。但是文學工作卻會使一個人離現實愈來愈遠。名聲最終會使他徹底脫離現實。如果不注意，他就鑽進氣球，飄上雲端，永遠不知道飄向何處。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工作總是一種巨大的幫助，它能強迫你走下象牙之塔，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是什麽樣子的。所以，我非常維護新聞工作。問題也許可以靠經驗解決，這是我自己的解決辦法。就是說，當新聞工作對我有害，當它剝奪我最寶貴的寫作時間，當它轉移我對重要的文學題目的注意力時，我就放棄它。但是一旦解決了我的文學問題後，我便重新乾我的新聞工作，乾我所說的理想的新聞工作：我想乾時，就以我喜歡的方式寫我喜歡寫的新聞。如果得不到發表，我不在乎。不過，總是有人發表的。

作者簡介及作品推薦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倫比亞作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獨》（1967年）《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年）。

馬爾克斯18歲考入國立波哥大大學法學系，可是作家對法律毫無興趣。後因時局動蕩，馬爾克斯中途輟學，隨後進入《觀察家報》任記者，並逐漸走上文學創作道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馬爾克斯陸續發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其中有《枯枝敗葉》（1955）、《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1961）、《惡時辰》（1962）、《格蘭德大媽的葬禮》（1962）。1965年開始創作《百年孤獨》，1967年小說出版後被譽為傑作，短時間內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並飲譽全球，奠定了作家在文壇上的地位。隨後又創作了《家長的沒落》（1975）和《一件事先張揚的凶殺案》（1981）等小說。1982年，馬爾克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後，馬爾克斯潛心創作，不斷有新作推出，《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和《迷宮中的將軍》（1988）等都是影響比較大的作品。